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够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习武强身不能改变国势，但是能改变个人的命运。
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能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一、阴柔之国
在利玛窦神父历经千辛万苦航行了大半个地球来到遥远东亚不久，就已经敏锐的察觉到这个古老帝国停滞与衰落的征兆，他注意到这个国家的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呈现出不自然不健康的病态。
利玛窦像
他描述到“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人（读书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女性则更加可怜：“女人身材都很矮小，脚小被认为是一种美的标志。为了造成这种效果，她们从小把脚用布条紧紧地裹住以防止它长大，走起路来会使人觉得她们的脚是被截去了一块。”
缠足的陋习
这种与人类本真背道而驰非自然的状态让利玛窦神父难以理解，因为在他的家乡意大利，文艺复兴带来的文化和经济繁荣造就了市民阶级的崛起与兴盛，也使得他们也和贵族一样，追求高雅文化和高超武艺于一身，稍有文化和财产的人都会佩戴一支迅捷剑（Rapier）或是着装剑（Dress Sword）来彰显自身的男子气概。为了维护自身尊严一言不合便拔剑相斗，为此定期去剑术学校学习和磨练剑斗技艺，有时引发这种打斗的原因微小到现代人觉得可笑的程度，但当时的欧洲人在决斗中依然不惜以命相搏，血溅三尺。
在利玛窦神父的国度，文豪与剑豪，政治家与军事家，画家与军事工程师常常是一个人，《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的另外一本没有那么著名但足以彪炳战史的著作就是《论战争艺术》，更不要提天才画家达芬奇关于武器制造的那些奇思妙想了。
达芬奇的武器手稿
因此利玛窦神父势必很难理解中国的读书人和官员每天像女子一样花费大量时间来打理自己的长发，更不要说像他们在欧洲的同行那样舞刀弄剑，血洒疆场了。这种重文轻武的畸形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任何一个哪怕是很低级别的文官都能随意侮辱和杖责武官和军人，或是驱使他们服劳役，利玛窦神父多次在札记中提到他亲眼目睹这种反常的社会现象。在这种病态的社会中，军人的地位和素质可想而知，利玛窦神父的批评并非西方式的偏见，因为就在他达到中国前几十年，就已经发生过53个倭寇窜犯江南，肆虐达80余日，最后竟然进攻陪都南京的闹剧。
“嘉靖大倭寇”时代
让利玛窦神父更加忧心的是整个帝国的政治都控制在一群不男不女的，身体和心智均属残缺的阉人手里，他写道：“几乎全国的行政事物都操纵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从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任何重要的指示，更无法执行”，这进一步加重这个日暮西山的帝国的阴郁色彩，平添一丝不祥。
神父的忧心仿佛帝国的谶语，在他死后9年，来自内亚的满洲征服者以渔猎民族特有的野蛮和狡诈，在东北边境横扫了由无能文人统领的帝国军队，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短短30年内，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阶层就在战乱中死伤枕籍，能够做到“平生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已属上佳表现，更糟糕的干脆就做了包衣奴才，留下一个“水太凉”的千古笑柄。
二、文武一道
这毕竟这是诞生过王阳明和戚继光的国家，整个国家和民族在乱世中表现出的懦弱和无能深深的刺痛了这个性别色彩总体偏阴柔的民族中硕果仅存的一批刚烈男儿，于是一些血性尚存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腐儒的百无一用和犬儒的寡廉鲜耻，开始慢慢抛弃重文轻武的陋习，将注意力从腐儒繁文转移到军事韬略和格斗技艺上来，希望通过“文武一道，强体强国”的目的，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戚继光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青年南方知识分子，在昏无日月的南明小朝廷中多郁郁不得志，政治理想不得伸张，转而希望通过研习武艺、强身健体来完成自我改造，他们摒弃旧的阶层观念，积极接触本属于社会底层的职业军人和武术家，一边自身习练武术，锻炼体魄与内心，一边帮助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军人和武术家，将军事和格斗技艺记载成文，进而汇集成书，广为刊印，希望能够借武艺的传播，改革士大夫阶层重文轻武，终日空谈的陋习，进而拯救国家。于是一大批本来不可能在历史上留名的武术家，如王征南、李良钦、李通、边澄、绵张、洪转、洪记、张松溪，或多或少均有事迹和技艺流传。
黄宗羲
另外一部分军旅世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文武一道”思想的天然实践者，如吴殳、茅元仪等，更是写成了《武备志》《手臂录》这样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更有很多仁人志士直接投笔从戎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大军，我们至今还可以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的最后一任长官Frederick Coyett（常译作揆一，即在1662年在台湾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殖民长官）的回忆录《被遗忘的福尔摩沙》中，看到他们在战争中英姿勃发，舍生忘死的壮烈形象。
《武备志》中的双人棍法
然而历史的洪流并不因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努力而改变，明帝国的衰败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全面崩坏，这种多脏器衰竭般的绝症，绝非强身健体，习武练剑可以挽救，因此黄宗羲和茅元仪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方式在那个末世里完成了自我救赎，使自己的命运在那段兵荒马乱的乱世中成为了永远的传奇。
而且，除了战殁者之外，他们普遍因常年习武健身而获得了高寿，黄宗羲、茅元仪二位更是活到了80多岁，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罕见的，这大概是他们自己也没能想到的事，他们为了救国而习武强身，没能挽救国势，却拯救了自己。
三、问题与主义
如果说晚清的知识分子留给西方人的形象仅仅是文弱而已的话，晚清的知识分子留给西方的印象就不堪的多了，满洲人残暴的统治几乎彻底驯服了这个民族的知识阶层，使他们丧失了自尊和人格，沦为毫无廉耻的犬儒和奴才，1792年出使清国的马戛尔尼伯爵注意到“（清国）官员和有知识的人均留着长长的指甲，以炫耀自己不必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目光呆滞，形同僵尸”，这种人自然也不需要担任任何军事义务，因为清帝国的满洲统治者为了避免王阳明式的人物再次产生于这个被统治民族，更加卖力和严格的推行文武分家的政策，使知识分子把时间和精力大量的耗费在故纸堆中，以饰弄虚文为荣，以舞枪弄棒为耻。对此马戛尔尼评论道：“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爱丁堡评论》则更加尖刻的指出：“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劣的暴政之下……这使他们“胆怯、肮脏且残酷……中国人不从事体育和锻炼，因此缺乏有益的消遣，从而不可避免的堕入鸦片和赌博的深渊”。
羸弱的国人
清帝国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刻意的保持满洲民族军事性的努力也被证明徒劳无功，由完全不从事任何劳动的世袭军人组成的八旗军在晚清的各个战场都遭到可耻的失败，19世纪中业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中，在漫长的土客械斗中崛起的农民军彻底把八旗军队打回了寄生虫的原型，在这客观上为汉民族的觉醒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代中国关于改变自身形象的努力，最初的启发来自于邻国日本。Pigtail（猪尾巴）这个词原本并非特指清国人的辫子，也指日本人的丁髻，在伊藤博文等人冒着被幕府暗杀的危险，率先剃掉丁髻之后几十年，清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忍受不了日本小孩跟在后面大叫：“锵锵波子清国奴”的侮辱，愤而剪去了这奴隶的标记，掀起了一阵剪辫风潮。
剪去了辫子，面貌为之一新，所以我们今天看清末日本留学生的照片，精神面貌与气质，与同时期的清国人麻木、呆滞的形象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辫子虽然没有了，身体却还是显得孱弱。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大力推进剑道、柔道，并鼓励人民改变吃素的旧习，吃牛肉，喝牛奶，进而改变人民体质的做法给予了当时的清国留学生很大启发，一批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立刻动起手来，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孙中山和陈其美。
与满口理论与主义，得了个诨名“孙大炮”的国父相比，陈其美是个正儿八经的实干派，他信奉一条真理：“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能解决制造问题的人”因此陈其美的一生，都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候他毫不吝惜的使用暴力手段，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陈其美
对于中国人在精神面貌与体格体魄上存在的问题，陈其美在1910年与霍元甲、农劲荪等人组织了精武体操会，教授强身健体的方法和传统武术，希望籍此改变中国人孱弱的形象与气质，此外也可培养一批有血性的爱国志士，为反满革命积蓄力量。
霍元甲
一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精武体操会多位志士，包括陈其美本人均投入轰轰烈烈的反清战争中，两年之后，革命胜利，孙中山和陈其美剪掉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辫子，中国人的形象终于开始发生转变，而与黄宗羲、茅元仪、吴殳一脉相承的霍元甲、陈其美、刘振声等人创建的精武体育会，以及精武体育会传播的“文武一道，强体强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也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流传至今。
尚武精神
今天，战争的硝烟渐渐褪去，但尚武崇德的精神仍在薪火相传，不断延续，毛主席也教导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想成大事，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做保障。所以不管在哪个时代，千万不能忽视对身体的锻造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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