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棚健身房里，白发大爷举起八十公斤杠铃……

一道褚红色的门，内外隔着两个世界。
门外是北京西五环的长辛店建设三里，平房矮旧，红砖斑驳，遛弯儿的老人行动迟缓地经过废弃的老厂房。
门内是建设三里13号楼的车棚，被改造成了一间健身房——二七健身俱乐部。十几位大爷有的举着杠铃卧推，有的卖力蹬着自行车，汗水沿脊背流下。
相比外面，门内的一切都是火热的。
这些大爷曾是时代的骄子，年轻时进入国营工厂，造火车，造通信设备，是当年姑娘们最爱嫁的“香饽饽”；又在改革的浪潮中遭遇下岗、买断工龄，搁浅在沙滩上，渐渐老去。
在这间简陋的车棚里，他们似乎又找到了过往的青春，合力维系着一个过往时代的乌托邦；凭着日渐丰硕的肌肉，他们再次成为自己的王。
车棚北墙上，挂着一把约3米长的大刀，灰色月牙刀片有些锈了，但仍闪着钝光。和这些执意要让晚辈叫“大哥”的大爷一样，强调自己，“不老”。

车棚健身房墙上挂着的大刀，已有三十余年历史。

01
白发与肌肉共存

3月的一个下午，53岁的刘鸿滔戴着贝雷帽走进健身房。他高个儿、穿一身黑，派头十足。

拉开连帽衫的拉链，里面的T恤掩不住厚硕的胸肌和二头肌腱子肉。对着镜子，他一使劲儿，八十公斤重的杠铃能举上十组。

不少大爷比刘鸿滔早到。63岁的徐伟是这个健身房的管理者，下午两点，他蹬着一辆破旧的银白色小电驴过来。徐伟中等身材，宽大脸庞，平日拎着布袋子到市场买菜时毫不起眼，可当他掏出钥匙打开门，扫视一圈，腰杆儿就直了起来。

有人是人未到味儿先至，58岁的狄胜明叼着烟走进健身房，他一天抽两包南京。有的人走进来，所有人都得让道——71岁的刘大爷拄着拐儿来的，他右腿跨一步，左腿慢慢地往前拖，所有大爷停下动作怕碰着他，顺便叮嘱一句，“您可悠着点”。

摩托车“突突”的声音顺着墙缝溜进来，71岁的封汝祥大爷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核桃，摆在紫砂壶旁，手里再盘两个。因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健身，在这批大爷中算早的，被誉为“黄埔一期”。而他以前在第六羊毛衫厂工作，又得名“六哥”。

一群北京大爷聚在一起，京腔四起，互捧里带着损劲儿。他们夸六哥的儿子，“那眼睛大的，使劲儿一瞪，嘿，俩眼珠子得掉出来，洗洗赶紧塞回去。”顺便揶揄下徐伟的胸肌，“哇靠，倍儿硬”，不忘怼上一拳。

刘鸿滔最近在影视城当群众演员，刚演完一场给“皇帝”跪下的戏，也没逃过“京式大捧”——“哟！这两天在那儿给人磕头呢！”“表演欲十足！”

侃着大山，大爷们操练起来。封汝祥叉开双脚，戴上隔热的微波炉手套，对着红色的拳击沙包招呼几组，花白的头发跟着起舞；刘大爷对着镜子练腰腹力量，喘气时，露出口里仅剩的半排黑牙齿；田大爷在空中亮出一个一字马，正对着他带来的鸟笼，里面是他的爱宠大山雀“黑子”；狄胜明一咬牙，一下举起100公斤重的杠铃，青筋暴起。其他大爷不和他比，“他年轻，上回刘大爷和他比了后，回去就偏瘫了。”

健身房没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多数大爷手里都有钥匙，谁先来谁开门，最后走的负责关灯锁门。每天健身房里大约会来二十多位大爷，风雨无阻。

他们有的在这练了几十年，也有最近才加入的。这里不分年长年幼，全靠哥们互相指点。偶有受伤也不用担心，同在这健身的高大爷就是专业骨科大夫，现在还在养老院坐诊。

健身房被新闻报道后，慕名而来的大爷越来越多。一位大爷坐了一小时的公交、穿着衬衫西裤就来了。坐在组合器械下，徐伟扶着他拉伸，“动作别变形”。刚练一会儿，大爷开始大喘气，双臂微颤，徐伟安慰他，“慢慢来，今天练几组，明天再加点”。

聊着练着，天愈黑，温度降至冰点，寒气从脚底升腾，车棚顶部漏下雨滴。为此，大爷们常年备着三个铁盆接雨。不过，热烈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除了捂得严实的记者，无人注意这倒春寒。

3月13日下午，大爷们正在健身房锻炼。

02
那时的他们有使不完的力气

二七健身俱乐部的前身要追溯到1984年。

那年，刘鸿滔才16岁，在附近的国营二七机车厂当学徒工。当时的长辛店一带聚集着不少铁路工厂，机车厂负责生产车头，车辆厂生产货运车厢。还有二七通信厂，生产火车站内的通信设备——“二七”这个名字来自1923年一场著名的铁路工人运动。

刘鸿滔从小在这一片长大，他的父辈就在厂里上班。健身房的大爷们也大多如此。

当时，国营厂是让人眼馋的好单位。吃饭不要钱，“如果食堂被发现盈利，厂长要问责”；住房不用愁，新婚者会被分到“鸳鸯楼”，30平米的单间，要是资历深还可申请大三居；看病到厂医院，挂号5分钱，药免费，还送电饭锅；小孩儿送厂里的托儿所，只需交个奶粉钱；洗澡到工人浴池，发放福利“灯塔牌”香皂；口罩多得用不完，撕开两层，刘鸿滔家用来“蒸馒头”，馒头香飘满整栋单元楼。

到了周末，厂里还会发电影票，大轿子车把职工拉到城里看《红灯记》，当时新电影还未上映，只有八个样板戏；后来又有了交谊舞，霓虹灯下，“女同志跳得疯的，一个月一双高跟鞋不够使”。

因为福利太好，二七厂的小伙子们都成了“香饽饽”。厂子正门旁有个银行，“银行姑娘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我们厂的。”一位大爷说。

生活看起来如此完美，刘鸿滔当时虽然只是个学徒工，但也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没有什么值得担忧。16岁的他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厂里组织的娱乐活动下棋、打乒乓球已经不过瘾，直到1984年的一天，他经过报刊亭，“发现了新大陆”。

那是一本A4大小的杂志，封面是火红色的，一对洋人面对面半搂着，露出线条感十足的肌肉。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健身杂志——创于1980年的《健与美》。

刘鸿滔被击中了，他站在那里盯了好久，“我当时就想，要是我身材也那样，那多威武。”

一本《健与美》一块四毛八，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30个馒头。月工资20块钱的刘鸿滔没有犹豫，买了下来。不仅如此，不久，他又干了件大事，值360个馒头。

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北京市第一届健美训练班的招生广告，一个月18块钱。杂志上那对健身男女的身形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刘鸿滔报名了。

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后，他乘一小时公交车去什刹海，力气终于有了释放的地方。足足练了六个月，他眼瞅着自己从“豆芽菜”变得有肌肉有线条。

正是在那年，二七机车厂的体育明星张威创建了二七健身俱乐部，刘鸿滔和厂里二十多位小伙子成了学员。每天下午3点，他们从储藏室堆积如山的各种器材里扒拉出哑铃、杠铃，搬到二七体育场西北角的空地上训练。

车棚健身房一角。

03
乌托邦

车棚健身房里，有着大爷们年轻时国营厂里浓厚的集体生活气息。

健身俱乐部目前41个会员，信息都登记在一本内页发黄的练习册上，只登记名字、钱数和交款日期。什么时候该交钱了，全靠自觉，徐伟也不会催。会费每年三百，新会员发一副工厂白手套；80岁以上以及对健身房有重大贡献的人不用交钱——比如封汝祥，当初他用自己的车帮健身房运了器材。

卫生靠所有大爷共同维护。谁发现尘土多了，就用水壶洒洒水；厕所地上有了脚印，总有人随手拖干净；去年七月北京下大雨，健身房里淌成小溪，所有大爷都忙不迭地用铁盆往外淘水。

坐垫是一位大爷的母亲用花被单缝的；灯是当过电工的封汝祥安装的；自行车是用废铁去垃圾场换的；健身房搬迁时，组合器械拆开后不会装回去，徐伟和两位大爷凭着年轻时的技术，盯着以前的照片研究了一周，硬是给装好了。

一位大爷的母亲用花被单缝的垫子。

健身房被大爷们细心呵护着——因为最早的健身房就是这样，靠所有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在体育场一角的空地上训练两年后，1986年，为了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他们又在体育场边上的两座平房之间砌了墙，盖上房顶，搭了一间简易棚。

刘鸿滔记得，为了盖这座简陋的健身房，大夏天下午三四点下班后，他们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拿着铁楸埋头挖槽，尘土飞扬，“那气势，就跟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一样。”

没有钱买砖、钢筋和洋灰，刘鸿滔就和其他学员到二七厂周围转悠。哪片工地剩半袋儿洋灰，“给人说说好话，给我们呗”；打听到哪里有房屋拆迁倒塌，砖头不要了，赶紧推着小推车过去；二七厂南门的废品回收站里，堆满了纸盒、木板、铁箱等工业废料，他们没事就去那扒拉，废料再利用。

小伙子们在厂里是不同工种，正好可以各显神通。窗户工、玻璃工轮番上阵，“轮到我就锯木头”，刘鸿滔说。

狄胜明当年20出头，是二七车辆厂的模工。他用钢废料切出两个圆轴，用根细铁棒串起来，放上车床加工，三个部件一压，一对哑铃诞生。至今这对哑铃还在，早已黑得发金。张威自己画图纸，请人在厂里炼了把大刀——就是现在挂在车棚健身房墙上那把，扛在肩上，沿着体育场一圈圈奔跑。

如今的大爷们在那时慢慢集结起来。第六羊毛衫厂的封汝祥家里养了几只会下蛋的母鸡，健身需要补充营养，当时计划经济鸡蛋不好买，刘鸿滔找到了他，一来二往混熟了。二七通信厂的钳工徐伟总在附近踢球，后来受伤踢不动了，就开始一起健身。

训练结束后，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去澡堂子泡澡。徐伟一般坐在正对门口的池子一角，碰上熟人进来，他就憋劲儿，把肌肉鼓起来，享受着所有人的崇拜，对方羡慕地摸着他的腱子肉，“嚯，真行”。

有人喜欢洗完澡光着膀子跑回家，若是夏天，身后就是满街的槐花；若是冬天，下着雪，“浑身冒着一股烟儿”。

大爷们自制的哑铃。

04
他们被扔到了大海里

时光奔流，年轻小伙成了中年人，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没人能抵过潮水。

市场化改革后，国营厂效益越来越差。眼看着，厂里福利一点点消失，再也发不出口罩、香皂，渐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刘鸿滔所在的机车厂，原来是国家批量订购产品，改革后，厂里从市场上找不到新订单。从1998年起，刘鸿滔就断断续续停薪留职，直到2018年，二七厂彻底停产转型，那年他50岁。

2004年，徐伟接到通知，因为二七通信厂效益变差，他们只能买断工龄，自谋出路，那年他46岁。

封汝祥则在看到征兆时早早“下海”，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帮厂里卖毛衣毛线，厂子倒闭后，他自己去东莞进货，买一堆核桃送人情，直到今天。

好日子结束了，本来稳妥的后半生犹如被甩到了大海里，任由自己扑腾，“一下到了谷底”，刘鸿滔说。

他“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丰台区的建材城当保安，盯着四十多个监控器，一宿一宿地熬，头发日渐稀疏，“整个人是懵的”。但最让他失落的是穿上保安这身衣服。

原先在厂里，一般有四个尊称：“领导”、“厂长”、“班长”，最低级别的，也会喊一声“师傅”。“不尊重你的话，咱就不给他办”，“都是一个厂里的，咱就是平等的。”

刘鸿滔因为是技术工种，自带光环，被叫“刘大技术员”。可当保安后，他的名字变得五花八门：“喂”、“那什么”、“你们几个”。

“就跟喊狗似的，”刘鸿滔说，“得不到尊重。”

干了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新工作是陪82岁的退休老头儿聊天。他摸索到哄老头儿的技巧，“他说什么，你顺着他说，不住地点头夸赞”。可不久，老头儿被子女接去了海南，这份工作又没了。最近刘鸿滔当上了群众演员，在片场，他要给“皇帝”磕头，但他觉得还行，因为不管角色大小，都被统一尊称为“演员老师”。

徐伟陆续干过酒店保安、饭店择菜员，收入太低只能吃低保。当年的骄傲不复从前，“那时候是有点自卑的。”徐伟说。

和他们一样颠沛流离的还有健身房。

2003年，因体育场改建，二七健身俱乐部被迫迁出，环境变得恶劣，一个荒芜的花坛加盖一层石棉瓦。到2016年，花坛不租了，健身房又搬到工厂家属区建设三里的一个车棚，地方太矮，连那把大刀都立不起来；2017年12月，一张要求搬离的通知单贴到了门口，他们只能把器材暂存到体育场的地下室，直到半年后，才找到如今的处所，建设三里的13号车棚。

健身房搬到哪里，大爷们就跟到哪里，舍不得离开。几年前，封汝祥的儿子给他办过一家商业健身房的卡，高档，年费2000多元，但老头子不愿去，“老哥们才能聊得来，之前都是厂里的，能理解彼此。”

“这里是平等的，”刘鸿滔说，“谁健身好，谁就受到尊重，大家羡慕你，崇拜你，没有贫富贵贱。”

临近年关，大爷们会到饭馆聚餐。围坐圆桌，没有所谓的主位。手机摆在转动的圆盘上，绕到谁面前，谁就送其他老哥们一句吉祥话，“祝哥几个，年年有今天！”“身体越来越旺！”“拿他几个冠军！”“好！”

健身房墙上，是徐伟从《健与美》杂志剪下的健美选手照片。

05
寻回昔日荣光

大爷口中的“拿冠军”是动真格的。

2019年6月，徐伟、封汝祥等四位大爷代表二七健身俱乐部参加了第37届北京市健美锦标赛，因为年龄超过60岁，他们被分到了元老组。

那天正午太阳最猛时，几个老哥们穿上健美小裤衩，坐上红色小面包，刘鸿滔载着他们，一路奔驰上五环。地点是国家会议中心，他们没去过，绕了点路，但还是早到了很多。

到了现场，看着满屋子年轻的肉体，老哥几个有些紧张。“别怂哈”，他们互相鼓劲儿 ，“这么大年纪了，有啥可寒碜的”。

在灯光璀璨的背景板前，他们架起手臂，展示健硕的肱二头肌。“参赛选手是六十岁、六十五岁和七十岁。”主持人强调，“他们能够保持体魄参加比赛，就是我们健美运动的最高追求。”

那是二七健身俱乐部的高光时刻，四位选手全都获得冠军。封汝祥在回家的路上细琢磨，咋元老组的八个人都有奖呢？“嗨！人家就是看你年纪大，希望大家高兴呢！”虽然认识到这点，可这并不能阻止他的骄傲，“这也说明人家认可咱不是？”

比赛结束后，徐伟特意发了条朋友圈，“时隔七年零十天，终于圆了冠军梦”。

七年前，早已下岗多时的徐伟辞去保安的工作，参加了一次北京市健美比赛。妻子当时反对，“她不懂这点艰辛，”徐伟说，“我就想证明自己，看自己行不行。”那次他获得了第三名。

这次拿到了冠军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奖牌奖杯去了趟母亲家，“让大家都摸摸”。

未满60岁的刘鸿滔没有参赛，他在台下举着望远镜看着老哥们儿，回想起自己的高光时刻。1990年，22岁的他获得了北京市“艺海杯”健美比赛第六名。厂里奖励6块钱，他全买了糖分给厂里和健身房的哥们，走在厂里，“头上有光芒”。

他还上过1992年中国体育报的头版。当时距离巴塞罗那奥运会举办还有82天，中国也想申办奥运，北京工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决心书，配了张照片，刘鸿滔代表二七机车厂，高举火炬，照片下方写着“二七工人心向奥运”。这张报纸一直留在家中，谁也不敢动，“怕翻碎了”。他期待着自己哪天也能和徐伟他们一样，再次站上比赛台，“一个人，灯照着”。

大爷们珍惜健身带来的难得的荣耀。听闻要接受采访，徐伟专门组了场家宴，带我见了十几位亲戚，母亲、舅舅、姑父悉数到场。四姨疑惑，“不是你花钱请来的吧？”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亲戚们一片赞扬。平日里中午不喝酒的徐伟闷了几杯红星二锅头，挺了挺胸，“扬眉吐气”。

3月13日下午，狄胜明正在锻炼。

06
大爷们的生死观

在车棚健身房，一切美好事物的归因都是健身。“看那老师傅，之前心梗，健身后也不疼了。”“健身后，爬五层楼也不喘”，就连健身伙伴的离世，都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不是因为健身，得早走五年”。

刘鸿滔信誓旦旦，“我们健身的不服输，我坚信咱走不到那一天，走路得拄拐。”他看不起年轻但不健身的小鲜肉，“他们只是男人，不算男人。”

可大爷们也知道，宝刀老了，就像刀片上几道生锈的划痕。健身不能对抗衰老和死亡。最早老去的，是他们老师张威。2014年时，86岁的老爷子得了膀胱癌，一开始还挂着尿袋到健身房转转，后来次数越来越少。走之前，把大刀和健身房交给了徐伟。

最近是徐伟的同班同学、63岁的大宝。徐伟说，大宝每天都在二七公园走两万步，微信运动上显示，去世的当天正走到19055步，“突然倒了，没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徐伟去送大宝。他记得，大宝的脸上发灰，平日里戴的眼镜也摘下来了。集体默哀时，徐伟心里发堵：“我就觉着，三分钟好漫长啊，可人生咋那么短呢？”

不过，经历了身边人老去的千姿百态后，他们认为，死，也有不同死法。

封汝祥的母亲92岁了，过去的十几年间，老太太髋关节都换了，行动只能靠人抱，房里都是尿骚味。他家种了几盆芦荟，老太太便秘了，他就把芦荟打碎鼻饲进去；吃葡萄噎住了，用手抠出来；擦拭身体，老太太最开始还不好意思，封汝祥宽慰母亲，“妈妈，我在您肚子里躺了十个月，什么没见过，您别介意，我给您擦。”

3月7日，母亲突然发高烧，陷入昏迷，幸好是救回来了。不过，老太太依旧没什么意识，虚弱地躺在床上。

“我绝对不要这样活。”封汝祥用尽全力活到母亲的反面，每天踢足球、冬天到永定河游野泳，到车棚健身房健身。他努力把一套生死观传递给儿子：“要站着死，不能躺着死；要猝死，不能吃药死；要在外面死，不能在家里死。”

封汝祥想好了，死后“骨灰捏成小球，用弹弓射向足球场”。徐伟则另有打算，“海葬不花钱多好，管它什么海，北海也行。”

曾经国营厂包办生老病死的时代过去了，如今，养老、看病、请人照顾，都得靠自己。“为啥健身啊？就是能自己照顾自己。”一位大爷说。

因此，他们对大宝的突然离世其实有些羡慕：

“这样也挺好，要是躺五年也给人添麻烦。”
“这叫正点上班儿，该走了，就快点。”
“对，嘎嘣儿，就完了。”

送走大宝后，徐伟心里堵了两天，又回到车棚健身房后，他想清楚了，“死就死，活就活，过一天就得转一天。”

健身房大爷们正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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