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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者社区|桓台教育网(自虐型(自我挫败型)人格)……

桓台教育网: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二章,自虐型(自我挫败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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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人性的理解会遇到一个难解的谜题,即有人惯常与己为敌,他们的人生决定和经历似乎总是与幸福背道而驰。弗洛伊德也对此种自我挫败行为困惑不解,毕竟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体把快乐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他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婴儿最先依据快乐原则行事,之后又根据现实原则进行调整。而鉴于有些可观察的行为,结论似乎与上述两种原则相悖。因而,弗洛伊德对他的泛心理学进行了大量的延展和修正,以便能够更好地解释自我挫败或“自虐型(masochistic)”行为模式。

早期精神分析理论曾聚焦于像奥地利作家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Leopoldvon Sacher-Masoch这类人的性行为,他们通过虐待和羞辱达到性高潮。因此通过痛苦获得性兴奋的现象就以他的名字Sacher-Masoch命名。弗洛伊德强调,人类绝大多数行为根植于性的满足,因此用“自虐(masochistic,ˌmæsəˈkɪstɪk)”来表示以寻求痛苦为特征的性行为或与性相关的活动,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把有目的而忍受痛苦的情况与性满足型受虐区分开来,弗洛伊德创造了“道德自虐”术语。这一人格类型具有甘愿受苦、抱怨、不断自我伤害和自我贬低等习惯态度,以及伴随的潜意识愿望:以饱受痛苦去折磨别人。

自虐其实是对人类屈服意向的反向表现,此观点挑战了西方文化中屈服等同于挫败的观点。荣格学派也主张人类原始崇拜的“背面”则是自虐。有人则认为受虐与早年创伤经历有关。

和本书论述的其他现象一样,自虐不一定是种病态。以狭义的眼光来看,它可以只是一种自我约束。有时候,道德观会要求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比如HelenaDeutsch观察到母性中蕴含了自虐倾向,哺乳动物往往视子女利益高于自身生存。这对个体而言可能是“自我挫败的”,但对后代和种族繁衍却极有意义。

“自虐masochistic”常用于指代非道德性的自我毁灭,有些人经常遭遇意外事故,有些人蓄意伤害自己,但并非意图自杀。自虐即提示这些疯狂的自毁行为背后潜藏着一定的含义。他们所追求的某种满足,足以抵消肉体的痛苦。在自我伤害者看来,不恰当的损毁行为与缓解情感痛苦有异曲同工之用。例如,自残者通常会解释鲜血让他们感觉自己的鲜活和真实,短暂的躯体痛苦可以掩盖强烈的不存在感和自我疏离感。因此,自虐具有程度不等、基调不同的特性。从精神病性的自残到废寝忘食的工作狂都可能具有自我损毁的特质;而道德性的自虐则包括基督教的殉道者,也包括犹太教的母亲受难。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任何人都会在特定的环境下表现出受虐行为。儿童往往为获得照料者的注意,而使自己身陷苦境。我的一个同事曾有这样的经历,正是这次经历激励他思考受虐的动力机制。他七岁的女儿因怨恨爸爸不陪伴她,扬言要跑到楼上毁掉自己所有的玩具。

当个人性格问题严重到人格障碍的程度时,一定会呈现出某些自虐的特征。一个人的思维、感觉、联想、应对和防御的核心方式持续适应不良,就很容易形成自我挫败的人格模式。“道德自虐”则更普遍地存在于内摄型人格的个体,他们将自尊建构于忍受痛苦和自我牺牲的基础之上。一个负责重症护理的护士,她为工作已忙得筋疲力尽。我建议她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要多于80小时。“哦,可能你们专业的标准比较低,”她专注地看着我,“但我不一样。”

自虐的驱力、情感和气质

心理学家提出性自虐与遗传因素有关,并推断与口欲期的攻击欲望相关。临床经验表明,从本质上看,自虐人格的个体(同样适用于后期伴随抑郁性格的个体)可能比那些精神分裂倾向者更善于交际或更多地依恋客体。

儿童期遭受创伤和虐待对不同性别的儿童影响有别:受虐的女孩倾向于发展出自虐行为,而受虐的男孩则更可能对攻击者产生认同,并形成明显的施虐倾向。

自虐者的情感世界与抑郁者相似。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除了意识层面的伤感和潜意识层面的罪恶感这两点相同,不同的是绝大多数自虐者易激惹、愤怒,以及对自己怨恨。在这点上,自我挫败的个体似乎又与偏执者具有共同之处。换句话说,许多自虐者会对自己的遭遇抱怨,认为纯属受害、运气不佳或不白之冤,(好比受到“诅咒”一般)。这与单纯抑郁者相去甚远,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命运逆来顺受,自认罪有应得;而自虐者很可能奋起抵制,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情人企图用眼泪打动上帝一样。

自虐的防御和适应过程

自虐者与抑郁者一样,也会运用内摄、反向形成以及理想化防御机制。除此之外,他们也极容易付诸行动(自我挫败的付诸行动显然本质上包含自虐)。这种攻击自身的付诸行动也能使自虐者内心体验到道德化,从而有效地达到防御目的。简言之,自我挫败人格者总体上比抑郁个体更加活跃,他们以行为来抵消因沦丧、被动和隔离而引起的抑郁感。

自虐人格的防御特点是不计风险地付诸行动。自我挫败的举动包括对预期痛苦的掌控,这种预期和努力掌控绝大多数受潜意识驱使。如果确信上司迟早要惩罚自己,那么刺激引发这一惩罚的早日到来,至少可以减缓坐以待毙的焦虑,这种引发也能使个体获得部分的掌控感:至少受惩罚的时间和地点是可以选择的。控制一掌握理论取向的治疗师称这种反客为主的行为是“化被动为主动”。

弗洛伊德起初将这类行为称为强迫性重复。那些童年期饱受痛苦的人往往成年后依然命途多舛。他们遭受的挫折与童年时期惊人地相似。更加令人扼腕的是,至少在旁观者看来,他们的处境似乎是咎由自取。人类的行为具有重复的倾向;如果一个人拥有安全和被接受的童年,那么他的重复模式会不易察觉,因为他的重复行为很符合现实实际,并进一步促进新的积极的行为。而如果童年遭遇令人恐惧、饱受虐待,那么便会有这样的心理动机——重现挫败情景,然后重新努力适应和掌控。这种动机会潜意识地付诸行动,造成意识层面的明显的悲剧性行为。

例如,在治疗一个自残患者许多年后,我最终将其自伤行为锚定于早年时母亲的虐待。来访者童年时,有一次母亲愤怒发作,用刀子割伤了幼小的她。随着治疗,早年的记忆逐渐恢复,当年的无助和悲痛浮出水面,现在和过去也逐渐得以区分,因此她的自残症状也渐渐消失。

心理学家Reik探究了个体自虐性付诸行动的几种方式,包括:挑衅、姑息、示弱、内疚转移。出于上述的一个或多个原因,我们大多数人会偶尔使用自虐性付诸行动。培训班学员在接受督导时通常会先作自我批评,希望运用这种自虐策略来保全自己:以表明自己知错,躲避批评;或者通过谦虚来表明自己的正确。

自虐性自我挫败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分离焦虑的防御。这种行为可吸引关注并使他人卷入受虐过程。我的一个治疗团体中,一位成员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团体的批评故意引向自己。当他的这种无病呻吟和自我贬低的目的被揭穿时唤起了在场成员的恼怒和攻击,他不得不承认:“我宁愿被伤害也好过被疏远。”

对于具有内摄特性的自虐者而言,道德化防御的应用有时候可引起非常恼人的后果。他们通常对运用道德化克敌致胜更感兴趣,而非解决实际问题。此驱力特征是自虐者处理“我很坏”这种内摄性抑郁信念的特殊方式。让治疗师相信是别人的过错的重要性使得这类自虐者放弃应该优先考虑的治疗目标。这类儿童对待继父母时,即便他们非常和蔼、善良,孩子也倾向于按自虐的方式行事(表现出憎恨或挑衅,以及煽动起继父母惩罚性的回应),这可能也属于无意识中内摄性抑郁信念导致的内疚。这类儿童曾经失去父母的经历会使他们体验为:自己的过错导致亲生父母的离去。这种内疚可以缓解对父母离去的无能为力,现在他们试图从内心说服自己和他人:是继父母不好,以此将这种对亲生父母离去的自责转换成对继父母的攻击。他们持续的攻击行为可能会激惹继父母,直到后者的行为表现得与他们的预期相吻合。

自虐者的关系模式

自虐者具有抑郁心理但心存希望。他是指自虐的病因与抑郁者相反,那些导致抑郁状态的剥夺性或创伤性体验并没有严重到使自虐者彻底放弃被爱的希望。许多不称职的父母偶尔能在孩子危难之际出乎意料地有所行动。孩子们由此得知:尽管自己遭到抛弃,但如果遭受的苦难足够深重,还是可能有机会得到一些关爱的。对儿童而言,父母偶尔的关注能使长期被忽视的他们感到安全。

自虐者的经历通常听起来与抑郁者十分相似,他们都曾遭遇过未经处理的丧失;养育者都比较挑剔或常常引人内疚;儿童常感到应为父母负责(角色反转);都具有创伤或虐待性事件以及有着抑郁的家族史。

“请不要离开我;如果你离开,我就会伤害自己”这是许多自虐性表达的本质。一项对遭受严重且反复折磨的女性的研究表明,妇女庇护所工作人员百思不解:受害者不断地回到施虐者身边。相比于痛苦或死亡的威胁,这些身处险境的受害者更害怕被抛弃。她解释道:当她们与施虐者分开后,多数会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变得极为抑郁,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这种深深沉浸其中的孤独相比于施虐者所造成的痛苦要难以承受得多。

很多人形成受虐人格,是因为在早年经历中曾因承受磨难而受过嘉奖。我认识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在她15岁时因结肠癌去世。母亲临终前的几个月在家中度过,日渐衰弱,时时陷入昏迷,大小便失禁。她承担起对母亲护理的重任,为她更换术后创口的纱布,每天洗涤带血的床单,常规帮她翻身以防褥疮。外祖母深受感动,交口赞赏她照顾母亲的孝悌和不计得失的无私,祈祷上帝眷顾她。这段时间如此之多的对她自我牺牲的强化,而极少鼓励她满足自己的需求,使她今后面对人生挑战时,总是会尽力证明自己的慷慨无私、坚韧大度。而她周围的人对她的满口仁义道德渐生厌意,对她抑制不住地体贴照顾他人的行为也啼笑皆非。

自虐性驱力可能会影响自我挫败型人格者的性行为,但是许多自虐人格者并非性受虐者(事实上,为了增强性兴奋,他们的性幻想中会包含受虐的成分,但又经常会因性伴侣的攻击性征兆而停止性行为)。反之,很多人因特殊的性经历而具有自虐性性满足,但他们并不具有自我挫败型人格。

自虐型自体

自虐者的自体表象在某种程度上与抑郁者类似:卑微、内疚、不受欢迎、咎由自取。他们有时能意识到,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不够完善感,而并不是完全的丧失感,因此他们会以为自己注定会被误解,不被赏识以及遭人嫌弃。具有道德性自虐人格者时常给人留下高高在上蔑视众生的印象。他们以承受苦难为荣,又蔑视那些无法像他们一样忍辱负重的人。这样的态度与其说会给人以喜欢受苦的印象,不如说他们唯有依靠此才能维持自尊心。

有时候,自虐者在回忆遭受虐待的经历时,会流露出典型的受委屈特征并夹杂着诡异的微笑。可以推断:通过肆意诅咒那些折磨他们的人,他们会感受到一丝施虐式的快感。这可能是自我挫败者享受痛苦的又一例证。更准确地说,他们通过受苦换得依恋关系,同时通过获得施虐快感来解决人际困境,享受继发获益。那些道德自虐型个体习惯于以守为攻,以受虐让施虐者凶相毕露,使施虐者在道德层面相形见绌,利用这一策略,他们悠然占据道德至高点。

抑郁者常常退行到孤独的状态,封闭自己。而自虐者与之不同,他们会把自我的邪恶部分投射到别人身上,然后通过行为证明丑恶来自外界。在这一点上自我挫败模式与偏执防御机制十分相似。然而,自虐者的原始恐惧通常比偏执者要少,也较少像偏执者那样,通过多重的防御性情感转化将无法接受的部分自我投射出去。也不同于与世隔绝的偏执者,自虐者需要周围有人来承载他们内心所排斥的施虐倾向。偏执者通过把恶意投射给不确定的对象或不相关的迫害者,来缓解焦虑,而自虐者则指向亲朋好友——亲友们的行为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自虐者的想法:他们是如此地道德沦丧。

自虐者的移情和反移情

自虐者与治疗师之间会重现儿时的情景,他们既需要关心,但又只能通过显示受苦才能获得关爱。于是治疗师会成为父(母),被诱导去保护和安慰来访者,治疗师会觉得他们过于软弱、缺乏保护或孤立无援。如果患者真的陷入困境、身处危机,且无法自拔,那么治疗师应该在治疗开始前,确保个体人身安全有所保障。如果情况不那么极端,自虐者的言语也依然会流露对生活打击的无能为力,随着治疗进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来访者处理困难的办法,就是忍让、磨砺、笑对艰难困苦。

治疗师面对自虐驱力会产生两种常见的反移情:反自虐倾向和施虐倾向,通常二者兼备。新手治疗师经常会起初给予来访者过度且自虐式的宽容,试图确保他们相信治疗师能够理解,绝不会伤害他们;当事与愿违,治疗师意识到患者陷人更加无助和悲惨时,会产生自我不协调性的愤怒,出现施虐性报复的幻想,怨恨他们对于帮助竟然如此排斥和抵抗。

多数治疗师会清楚地记得,应该如何对这样的来访者限制其自虐性退行而非对其退行进行强化。我自己有过一段尴尬的亲身经历:我的第一位饱受困扰的来访者曾让我满怀拯救的幻想,这是一位精神病性的偏执-自虐型青年男性,我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是绝好的求助对象,当听说他无法前去上班,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车借给了他。不出意料,他开车撞到了树上。

最后,由于自虐者倾向于从情感上否认自虐行为的结果,治疗师也需要恰到好处地控制表达自己对自毁行为的焦虑。我时常发现,在探索自虐者的行为后果时,越是担心他们所要承受的风险,他们反而越是漫不经心。若要问“你担心自己会感染HIV吗?”,只会得到模糊的回答:“不会吧”或者“只有一次而已”或“可能吧,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诊断的治疗意义

弗洛伊德和他的很多早期追随者都对自虐驱力的起源、功能、对象和隐含意义进行了描述,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对它的特定治疗。其实经典分析疗法的许多方面在自虐者看来,都是羞辱性主从关系的复现,比如让来访者被动地仰卧在躺椅上,而分析师以权威的口吻进行分析。因此她建议进行技术方面的改善,比如面对面治疗,强调真实关系也强调移情一反移情,以及分析师避免流露出无所不能的态度。如果不消除治疗情境中所有潜在的施虐-受虐特征,患者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只是在重复无条件地服从、逆来顺受、为了迎合治疗师而牺牲了自己的立场。

面对自我挫败型来访者,治疗师不应展现“治疗性”的自我牺牲,那只会让来访者感到内疚和不值得帮助;如果治疗师总是“韬光养晦”,顺应来访者,他们就很难学会自我决断、展现自己。与其给自虐者资助,不如根据其治疗特性视治疗技术的难易程度收取合理的费用,并理所当然地获取报酬。出于这种原因,有经验的治疗师会建议人们对自虐者采取“不予同情”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困难置若罔闻,或对他们的自虐行为报以施虐,而是说我们在与之交往时,可将“你多么可怜!”的态度巧妙地转换为“你是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的?”即聚焦于来访者改善情况的能力。这种促进自我成熟的回应会激怒自我挫败者,因为他们原本以为展示无助才是唯一能够获取关怀的方式。这类干预也使治疗师能展示如何接纳来访者自然的愤怒,接受来访者的负面感受,并通过表达真实感受而减缓压力。

引导自虐者学会照顾自己、不为他人的反应而感到内疚,会引发他们的道德恐惧感,但也同时可以激励他们提升自我尊重感。

当自虐者处在危险情境时,治疗师难免焦虑不安,但若有意克制这种焦虑,不动声色地处理令人恼怒的人和事,常常有益于治疗。

治疗师坚持不懈地暴露不合理信念,常常可以使来访者产生“移情性痊愈”——基于对治疗师的理想化和对治疗师自尊的认同,可暂时缓解自虐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来访者持续地在深层心理层面停止自我牺牲。

文:刘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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