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的年轻人是被房价清洗的流浪者……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哲学三问每问一次，相当于做了一次人口普查。
“我是流动人口，从原籍来，到移民城市去。”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正式揭晓，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高达3.76亿。这个数据在2000年的“五普”时为1.4亿，在2010年的“六普”时为2.6亿，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依旧来势汹汹。
所谓“流动人口”，一般指居住在本区域内却不拥有本区域户籍的人。与它相似的“迁移人口”也是从外地过来，但由于获得了本地户口，得以完成永久性迁移。两者都可以表现出一座城市的吸引力。
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事件，以政治和战争移民为主。
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汉族涌入江南和两湖，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的一半，如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住民还要多。
安史之乱，南下避灾，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涌入江淮和两湖，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增加了十倍户口。
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南迁，是靖康之耻后的宋室南渡，累计南下移民500万，如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和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由此还形成了“客家人”族群。
之后还有明初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朱元璋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例如邓小平同志的祖籍是湖北，朱德同志的祖籍是广东，两位伟人的家族后来都填到了四川。
以及近现代的粤闽下南洋、晋陕走西口、山东闯关东……
直到今天，移民浪潮还在继续，但移民的原因不再是躲避战乱或政治需要，而是转变为奔赴经济发达的地区，追求更好的生活。
根据2019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排名，北上广深稳居前四，其中上海独占鳌头。
1843年，上海根据《南京条约》正式开埠，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在此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上海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开始向远东第一大都市迈进。
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引得江浙战事频发，大批避难移民涌进上海，许多国内商人也认为上海受到政治影响较小，经济又有吸引力，陆续转移到此。
于是上海人口陡然增长，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移民潮”结束后，上海已经坐拥330余万人，并形成了“上海人”的文化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利用户籍制度控制人口迁徙，直到改革开放前，上海的迁出远大于迁入，使得之前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和优势消失殆尽。
当然，上海只是暂时喘口气，改革开放的春风又重新将移民人口吹到黄浦江边。短短20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松动，上海人口增长近600万，而且长期定居的比例越来越高。
90年代起，上海陆续出台了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此时政府不再把流动人口单纯地看作控制对象，而是考虑如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
时至今日，上海通过户籍和居留政策对外来流动人口进行适当选择和吸收，以配合上海经济及社会发展，并逐渐摒弃排外的旧观念，使“移民”的优势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尽管只是“适当选择和吸收”，上海每年接纳的人数依然位于全国第一，可见即使发展了一百多年，上海依然斗志昂扬地走在时代尖端，享受全国人民的青睐。
纵观近现代一百多年移民史，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的大趋势未曾改变。
东部发达地区人口持续聚集，粤港澳+台湾海峡西岸、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成为三大人口集聚区域，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深圳、广州，人口吸引力保持领先；
重点省会城市的移民人口飞速增长；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受益于城市群带动，也在大量并持续吸引人口流入。由此形成了庞大的全国性移民城市体系。
这些全国性的移民城市属于不同类型。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都是老牌的区域中心，大多历史悠久，是水陆交通枢纽，在新中国成立前工商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高，因此改革开放后迅速被“移民化”，不仅人口激增，地界也在摊大饼般不断扩张。
以广州为例，主城区从四个老区扩展至新区，天河区、黄埔区一时成为经济、科技、金融的中心。21世纪大广州规划开始后，城市空间形成多个中心，包括十区两市。
深圳的资历不算老，在改革开放前还是不起眼的小渔村，随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而迅速崛起为区域中心城市，并成为全国人口迁移的热门选择，“七普”时增幅达全国第一。
与深圳同属于新晋移民城市的，还有东莞、温州、义乌等。
以东莞为例，20世纪80年代主动承接香港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经济规模空前发展，自然也就成为了全国人口输入地。根据“七普”的数据，东莞已晋级为继广州、深圳之后第三个人口超千万的广东城市。
第三类移民城市可视作大型移民城市的辐射，但自身也要有留人的本领。
例如上海吸引力过大，毗邻的苏州也受到感召，加上大量工厂携带大量岗位，落户政策又相对宽松，购房压力相对较小，使苏州紧随北上广深四地，高居全国流动人口数量TOP5。
若这一类继续发展下去，靠近城市新区、交通线的城镇和城乡结合区，将来都会成为移民集中的地区，层层辐射，圈圈交叠，聚点成面。
对于移民浪潮，2019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策略是推行“就地城市化”，就是让城市之外的人们，在原有居住地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从而遏制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但是，发展小城市的同时压制大城市，催生了很多城市病，如国家限制落户，加剧了阶级固化；限制大城市的征地指标，导致住宅用地严重不足，房价连连攀升……
2019年起，国家决定“放任自流”，大城市的户籍开放、征地指标开放、向外扩张开放，进一步引发各地的抢人大战和边界扩张，拉开了城市移民的全新时代。
从“七普”数据看，新一线城市有大量人口流入，成都、西安、郑州、杭州、重庆、长沙、佛山、苏州、武汉等城市10年新增人口均超200万。
这些城市就是“抢人大战”中的主力军，不断更新人才政策，不仅降低落户门槛，还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各类人才。
如杭州对于应届毕业生人才补贴的政策是，分别发放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的生活补贴。合肥对于落户又无住房的人才发放租房补贴，博士每人每年2万元，硕士每人每年1.5万元，本科毕业生每人每年1万元，大专、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每人每年0.6万元。
还有一些城市凭借美食美景和独特的城市文化，提高“软实力”，成为“出圈”的“网红城市”。以成都为例，2020年，成都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093.8万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581.9万人。
北方城市的西安算是一匹黑马，先是代管了西咸新区，随后又代管了渭南市的富阎板块。随着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多次放宽政策，西安也在2019年正式迈入千万人口城市行列。
在全国都在抢人的时候，北京却在向外“赶客”。
北京的核心区是东城区和西城区，根据“七普”数据，常住人口为1815043人。而之前的“六普”数据显示，东城区（包括原东城区和原崇文区）的人口达到91.9万人，西城区（包括原西城区和原宣武区）人口124.3万人，两区总人口为216.2万人。
十年时间，北京核心区人口缩水达到16.05%，这几乎和东北边缘城市的人才流失程度相当。
这是因为北京正在重新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
未来的北京只会保留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而不再是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自然也不再和上海竞争经济中心的地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也在于此——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促进周边城市及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为承接北京向外转移的功能开拓空间。
一方面北京在政策层面要求“收缩”，一方面各地人才引进政策日益加码，必然会导致曾经轰轰烈烈流向北京的人口，跟随时代洪流又轰轰烈烈流向各地。
无论流向哪里，都是奔腾的血液。
从古至今，移民都是一种艰难而重大的选择。
因为原生地的个人生活空间基本固定，我们担任的角色甚至是与生俱来的，社会认同非常简单。而当我们流向某个陌生的地方时，各种风险日益增多，原本储备的文化和知识被不断抽空、填充和再生产。
因此，不断地对“社会身份”进行再确认，是现代移民的基本焦虑。
就像不管考的时候多么自信满满，对答案时发现和学霸不同，也会心里打鼓一样。当人们察觉到自己在性格和态度上与其他成员颇为不同时，尤其这些成员又是你所认可的，你就会萌生出“我要合群”的念头，从而满足归属感的需要。
寻找归属感往往与保持个性矛盾。一般来说，当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制度时，会更重视自己的个性；当人们觉得自己对现状无能为力时，便会迎合社会和群体对个人的要求，躲进归属感的温暖怀抱。
但是，在“内卷”和“躺平”势均力敌的今天，人们是矛盾的，是花费了很长时间寻找自洽的，时间和空间也逐渐不再成为限制。因此人们往往不需要在“文化同化”和“文化保留”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更加自由和成功地穿梭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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