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的中国幸存者,终于被拍成了纪录片…… – 交易者社区

泰坦尼克号的中国幸存者,终于被拍成了纪录片……

引用
1912年4月14日,23时40分左右,当时最豪华的邮轮,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

1514名乘客葬身于冰冷的大西洋深处,幸存的700多名乘客在海中挣扎了四五个小时,终于等到前来驰援的卡帕西亚号。

这次事故的余波持续多年。1998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用更加个人化的角度重现了这次事件,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

但鲜为人知的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中有六名中国人。

泰塔尼克号启航的1912年,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战即将爆发,清国统治结束,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当中。

这六名中国人,为何会在英国踏上这艘开往美国的泰坦尼克号,获救后为何无人知晓?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讲的就是这段被掩埋的历史,新周刊·硬核读书会近日采访了导演、编剧罗飞和主演施万克。

英国人罗飞和美国人施万克还记得1998年的4月《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时的景象。

在上海,罗飞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对好莱坞电影的热情:排队的年轻人群拥挤在Rose 和 Jack 的巨幅海报下,现场水泄不通,许多中国人是第一次走进影院感受“好莱坞大片”。

那时候,罗飞还没有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片子,施万克也只是来到中国的一个普通的美国小伙。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会和泰坦尼克号有着如此深刻的关联,还会去拍摄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纪录片,而且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成了他们新片《六人》的监制。

那是罗飞从英国来到中国的第二年。如果按照计划,当时24岁的他应该在英国Northern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学习编剧。但是,在他的理解中,做一名好编剧必须要有足够的视野与经验,而从小到大都在英国乡下的他,生活经验是匮乏的。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过两年就写完了,然后呢?”这是个艰难的问题。当时罗飞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自己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他不会当地语言,也没熟识朋友的国家,于是他来到了中国。

《六人》导演 Arthur Jones,中文名罗飞。

“泰坦尼克号”就像一个咒语

1998年,中国正在进入全球化浪潮,最早感受到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的便是好莱坞,更具体地说,是派拉蒙电影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它们制作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收获了3.6亿元人民币。

3.6亿人民币票房在今日中国电影市场里,连一部标准大制作电影的及格线都不到,但在当年,它占到中国总票房的25%。

罗飞想过,《泰坦尼克号》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它在中国掀起的观影热潮,多少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只有单纯的视觉效果和电影奇观,或许并不能让这部电影在中国一票难求。

他的答案是,这部电影同时击中了中国的“新”与“旧”。

新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人们逐渐适应了市场化的社会。对年轻人而言,金钱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似乎突然加重,或者至少变得极其清晰,而泰坦尼克号里的爱情是“反金钱”的、纯粹的爱情故事。

而旧的方面,《泰坦尼克号》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罗飞观察到,自我牺牲是中国传统故事里的不变主题,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带着自我牺牲的爱情,能够在中国观众心中引起巨大共鸣。

罗飞半开完笑地跟我们说:“我觉得男人有两种,一种是喜欢海洋历史、足球运动的,另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我喜欢这部电影,但这不是因为喜欢海洋历史。”

他说的“另一种男人”,就是施万克。

施万克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家乡靠海,所以他对海洋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家乡,他时常能看见沉船的零散部件被冲上海滩。在学会潜水之后,他还见过更多沉船残骸。来到中国内地前,他甚至在中国香港当过两年潜水教练。

2011年,他在一场媒体发布会上第一次见到卡梅隆导演。这是两个“潜水迷”的第一次见面。

施万克 Steven Schwankert,海洋史研究者、记者。

卡梅隆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海洋的痴迷。2012年3月,卡梅伦驾着“深海挑战者”号潜水艇,下潜到了马里亚纳大海沟的最深处,并在最深处探索了三个小时——卡梅隆因此成了首位独自抵达海沟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探险者。

对于他们这样的海洋迷来说,“泰坦尼克号”就像一个咒语,散发着永恒的魔力。

在与罗飞导演合作了纪录片《海神号事件》(讲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海岸沉没的英国潜艇“海神号”及生还者的故事)后,施万克想要继续做关于海洋的研究,也依然想要讲述和中国有关的故事。翻阅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了,泰坦尼克号有六位中国幸存者。

最后一位从海中救上来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极有可能就是一名中国人。而《泰坦尼克号》电影的最后,Rose求生段落的灵感,就来自于获救中国人的故事。

卡梅隆导演说,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故事,“被洗刷,被隐藏,被删除”了。

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

1912年4月18日,早上九点半,纽约下起了大雨。

大雨中,近四万人站在54号码头,“卡帕西亚号”缓缓驶来。

在过去的三天里,泰坦尼克号失事的消息传遍了全球。赶到沉船现场救援的卡帕西亚号载着七百多名幸存者回到了纽约港,吸引了无数记者和市民前来见证历史。

纽约港口等待卡帕西亚号的人们。

如果你生活在1912年,当看见长达269米、高达53.3米(有10层甲板,约17层楼高)的泰坦尼克号时,一定会觉得,这艘能够容纳三千名乘客的巨轮,是当之无愧的神迹——工业革命赐予的神迹。

泰坦尼克号有当时最先进的发动机系统。它有三台主发动机,需要29台锅炉产生的蒸汽驱动。这些锅炉,直径4.8米、长6.1米(约三层楼高),可以容纳49.28公吨的水量。为保持蒸汽发动机运行,机房工人每天要将838公吨的煤徒手铲进燃煤炉内。

它是当时最豪华的邮轮:两米深的温水泳池、壁球室、健身房、巴黎风格的咖啡馆、与丽兹酒店风格类似的奢华头等舱……穷极了当时人们对豪华邮轮的想象,开票时一票难求。

大西洋两岸的名流与富豪,把乘坐泰坦尼克号当作一次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他们知道,在这艘豪华巨轮上,他们能够通过各种社交获得更多资源,会有许多记者等在纽约码头,拍摄他们踏上美国土地的样子。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灯火通明的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的姊妹船——皇家邮轮奥林匹克号上的大楼梯,这个楼梯和泰坦尼克号上的很相似。图/wiki

的确是有很多记者在港口等待,但是迎来的不是“神迹”,而是一出悲剧。

1912年4月10日的午后,泰坦尼克号在一片喧腾中启程,4月14日23时40分左右,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4月15日0时20分,卡帕西亚号收到了泰坦尼克号的求救讯号。

0时30分,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陆续从船上放下,女士和孩子优先登船。

2时18分,泰坦尼克号上的灯光全部熄灭,船继续沉入海中。

2时20分,高耸的船尾完全消失,泰坦尼克号沉没了。

3时30分,卡帕西亚号到达泰坦尼克号失事海域。

4时10分,卡帕西亚号救上第一位幸存者,随后花了几个小时在海域搜寻其他求生者。

也就是说,那些幸存者们,在海洋中挣扎、飘荡了至少四五个小时,才迎来救援。

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港后,泰坦尼克号上的700多名幸存者陆续上岸。政府、公益组织、幸存者亲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援助,铁路公司也为生还者开辟专用的车厢,载他们前往下一站目的地。

但是,六位来自中国的幸存者并没有上岸进入纽约城,他们不得不留在船上。

因为当时的《排华法案》,他们无法和其他乘客一样踏上美国的土地。他们的下一站,是前往南美的一艘香蕉船。

从冰冷的海上捡回性命的他们,不会听也不会说英语,所以也不太可能知道,他们自己会以怎样的方式被述说,被记录。

在卡帕西亚号上的记录显示,这六位中国人的名字是:Ali Lam, Bing Lee, Fang Lang, Hee Ling,Chip Chang, Foo Chiang.

随着幸存者陆续登岸,他们的故事相继见诸报端。但是,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当时的记录时会发现,这六位在报道中“失语”的幸存华人,承受了严重的种族偏见。

在程巍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一书中,提到了当时美国媒体对船上几位华人的描摹。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程巍 著,漓江出版社, 2013-11

4月18日,《纽约时报》是这么报道的:“有些故事也谈到了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的狂乱行为,他们纵身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上了艇里的一些女人。”

4月19日的《丹佛邮报》上,一位幸存者这么说:“看起来,当船撞上冰山后,司炉工立即偷偷跑到甲板上,躲进了救生艇,当救生艇被放下来时,他们就已经在里面了。他们中有一些中国佬和叙利亚人,他们甚至拒绝划桨……”

到了4月20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中国偷渡客》的报道,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描述成“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的毫无道德的偷渡客。

对于所有的指控,这六位不懂英语的华人自然无法辩解。

4月23日,《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生还的中国人搭船离开》的文章,上面这样写道:“他们(中国人)对自己离开那艘下沉的船时、船上还有妇孺一事反应冷漠”,“当他们乘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后,人们发现他们居然毫发未伤。就生还比例而言,中国人的生还比例是泰坦尼克号上各民族之冠”。

这篇文章依然充满了偏见,但是却提到了一个重要事实:“当泰坦尼克号离开英国南安普顿港时,它上面有八个中国人,此行是为了在纽约港中转,到阿纳特号上当船员。”也就是说,可能有两名中国人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了。

这些报道拼凑成一幅刻板、模糊的华裔移民形象。在“冷漠”“装女人”“躲在甲板底下”“司炉工”“苦力”这些名词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又为什么会登上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多年后,施万克和罗飞想要找到答案。

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劳伦斯·贝斯利(Lawrence Beesley)在灾难发生九周后,发表了回忆录《殒命的铁达尼号》(The Loss of the S.S. Titanic)。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幸存者中还有6名中国人。

找到他们

罗飞喜欢拍摄纪录片,更确切地说,他喜欢拍人。他和施万克合作,让施万克成为自己镜头下的主角,是因为施万克对这件事的执着与痴迷。

罗飞说:“看他的脸,他的表情,他真的是很纯粹地喜欢这样的故事。”

施万克想要找到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这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让整个过程像是一个“侦探故事”。

在最开始,他们的线索只有六位幸存者的名单,但这些姓名都是用英文写成的,难以直接推断出中文原名。

施万克从Ali Lam的名字入手,推导出这是一个中国南方人的名字,因为许多南方人名字前都带着“阿”,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英美的拼读习惯,所以Ah,被写成了Ali。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施万克与同事们通过这些微小的线索,大致推断出了六位生还者的身份,并且试着还原他们的生平。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司炉工,是唐纳德轮船公司的雇员。因为191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造成全球航线劳动力短缺,他们被临时派往南美航线工作——所以,他们并非“偷渡客”,而是三等舱的合法乘客。

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船票。

施万克把他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和电影同名,也叫《六人》(本书将由中信出版社在下月出版)。

书中开头部分,施万克让那位最后被救上来的中国幸存者 Fang Lang,带我们重返泰坦尼克号沉没现场。

施万克尝试描述那个场景:当四周的尖叫渐渐平息,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跳入海中Fang Lang如何穿过一片尸体,如何抓住一片木板上,在冰冷的海面上等待救援。

Fang Lang在冬天海难现场感受到的冰冷、绝望,常人很难体会。为此,施万克来到南安普顿大学的“极端环境实验室”,亲身体验四月大西洋的水流与温度。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施万克浸泡在低温海水中,艰难地尝试游泳,只感到异常难受。

这位富有经验的潜水教练,感受到了海洋的另外一面。施万克告诉我们,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被抛入冰冷海水里的人,他们经历的不仅是心理上的恐惧,还有身体上的巨大痛苦。

2004年6月,由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勘探研究所(英语:Mystic Aquarium & Institute for Exploration)和罗德岛大学团队合作拍摄的泰坦尼克号船首残骸。

承受着巨大的恐惧和痛苦才活下来的Fang Lang,中文名叫方荣山,也是这部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

找到方荣山并不容易。

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论坛上,施万克一次又一次地搜寻有关中国幸存者的帖子,以及帖子下的各种留言。

他偶然发现一个人似乎对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有所了解,但这个账号似乎已经弃用多时。于是,施万克用这个人的网名ID,套上各种电子邮件的尾缀,大海捞针似的群发邮件。

他等到了回复,这个人便是Fang Lang的儿子Tom Fang,如今生活在密歇根州。作为二代移民,他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采访了Tom Fang之后,幸存者Fang Lang 的故事逐渐完整了起来。Fang Lang最后在美国定居 ,一生中用了很多个假名,如方荣山、方浪、丙星等。他还结过几次婚,儿子Tom Fang 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生的。

和Tom Fang生来就是美国公民不同,方荣山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才成为了正式公民。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以灰色身份居住在美国。

对于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方荣山只字未提。直到他去世后,儿子Tom Fang才从堂哥那里得知自己的父亲是泰坦尼克号上的生还者。

部分泰坦尼克号罹难者的墓碑,位于加拿大的锦绣公墓(英语:Fairview Cemetery, Halifax, Nova Scotia)。

随后,施万克和Tom Fang 一起,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中国,一路追寻方荣山的足迹,尝试去揭开他身上的秘密。

方荣山的故事里,有一个最触动人的细节。作为一个底层务工移民,他总是穿得非常体面,就算不是出席特别重要的场合,只是见见孩子与亲戚,他也爱穿西服。

后来人们才知道,在登上泰坦尼克号之前,方荣山就已经和船上同乡一起决定,要一同前去新大陆做生意,去开拓新生活。

这是那一代华人移民的共同愿景,如果没有船难,他们可能已经实现梦想,通过在餐馆、洗衣店打工,养大一家几口,让子女读完医学院、法学院,跨入中产阶层。

只是在1912年4月14日的夜晚,方荣山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那身西服,是他和过去“梦想”仅剩的一丝联系。

“泰坦尼克号”就像一个咒语

罗飞和施万克在这个项目启动的初期就知道,这部电影一定会提到《排华法案》。

1868年,加州“淘金热”开启了华人移民潮,华人成为美国劳工的最重要来源。他们是美国西部大开发最大的贡献者之一,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就是华人参与建设的。今天在加州,依然有着庞大的华人聚居区。

随着欧洲移民越来越多,美国西部的移民问题愈发严重。华人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又勤奋拼命,被当地白人和其他移民认为扰乱了劳动市场;而华人与众不同的发型、服饰和饮食文化,也被污名化为丑陋、落后的象征。

1886年,美国出台了恶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将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几乎全部切断。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项法案才被新的移民劳工法取代。这一个半世纪,对在美华人来说是艰难而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也让华人赴美数量远远落后于其他族群,极大地削弱了在美华人的影响力。

卡通画建造“排华墙”。/维基百科

1912年,也就是泰坦尼克号诞生的那一年,正是欧美劳工运动的小高潮。2月底,英国煤矿工人开始罢工,持续了37天。直到泰坦尼克号启程前几天,罢工才结束。正是因为这次罢工造成各路航线上劳动力短缺,八位中国司炉工被英国公司临时调往南美,踏上了泰塔尼克号。

这八位中国人为何会出现在英国?1912年,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体系,清政府的统治全方位失败,各地革命和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战争越来越频繁,许多人为了求生不得不出国打工。

罗飞和施万克的这部《六人》,就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大时代的最好注脚。

然而,除了历史,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的记忆和认知中,泰坦尼克号或许只是一部好看的灾难片。

罗飞和施万克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在采访时对我们表示,泰坦尼克号其实是每一代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古老的、永远都在自我更新的隐喻。每个时代,都有着它的回音。

卡柏菲亚号甲板上的泰坦尼克号生还者。/维基百科

当卡帕西亚号载着惊恐、无望、愤怒、不安的受难者归来时,等待在纽约第54号码头的人们追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泰坦尼克会忽视前行船只发出的冰山警告?为什么穿上的救生艇这么少?为什么它会全速撞到冰山?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公共调查开始时,人们想要知道的是,船只的设计出现了什么问题?泰坦尼克号的所有者——白星航运公司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艘船上有多少富豪逃过一劫,有多少平民葬身海底?

之后,围绕着泰坦尼克号产生了一些新的叙述。泰坦尼克号代表着一种悲壮的骑士精神与精英主义,“女士优先”是它的具体体现,尽管这只是故事的小小一部分。

同时,泰坦尼克号也被视为美国精神对欧洲价值的一次胜利,收获露西真心的杰克,代表着新大陆尽管有些粗鄙却平易近人、锐意向上的文化。

再然后,“泰坦尼克”成了一张悲剧的名片,人们总是用它来形容巨大的失败。

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是一段建立在真实灾难之上的虚构故事,几乎重塑人们对泰坦尼克的印象,它的浪漫性与悲剧性被同时放大,同时也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了制作者对阶级的反思。但最终的成片里,没有中国移民的影子。

距离《泰坦尼克号》上映23年后,施万克和罗飞用一部纪录片《六人》,将这群被遗忘的中国人带到了我们面前。他们制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年亚裔运动会变成美国最大声量的运动之一,更没有想到自己的纪录片能够在中国上映。

或许,他们根本不需要“用力”地去抓住什么,这部片子就是对当下这个多元却分裂的世界的回应,它寻求达成一种融合、统一的价值和人性。

泰坦尼克号事件是镀金年代的见证之一,那群华人的经历,就像是人们在大时代的怒海中拼命求生的故事。菲茨杰拉德为镀金时代写下的伟大注脚——《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处,他是这么说的:

“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六人》就是这样一种提醒。当人类驾驶新的船只奋力往前行驶时,不要忘记那些被淹没的人。毕竟,我们还是会遇到前人曾经遇见的问题。谁能保证,我们不会再次驶入同一片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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