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都有80个村庄消失……

据统计，自2010年至2020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从360万个跌至27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地处陕北高原的新民村，正经历着这八十分之一的消亡历程。

土地最后的守护者

56岁的薛尽义还没想好怎么与亲近了三十年的土地告别。

他所在新民村，原名张家沟，是陕北地区的一个农村。因原住民是一支姓张的人家，故名。几百年前，张姓人家全部死于一场瘟疫，埋入张家沟西边的土台，村子就此荒无人烟。不久后，才慢慢有人住进来。

新民村村民以种田、养殖为主，人均年收入为11500元。像薛尽义这样，种植两个大棚和二十亩地，还盘下一个鸡棚的，是新民村常见的经营模式。“遇到丰年，可能一年挣十几万，收成不好的话，也能挣个八九万，但平均下来，每年十万左右是有的。”

村民在自家院子里晒干玉米粒，用作养鸡饲料

薛尽义一开始并不是农民。年轻时，他曾在陕西铜川煤矿上干过十年，但煤矿不安全，一旦发生矿难，生还几率太小。于是便琢磨着去学门手艺。他先在村里当了一年多木工学徒，又去城里做起了木工生意。到了要结婚的年纪，才回到新民村种地，就此在村庄安顿下来。

三十年玉米地和二十年大棚的种植生活，让薛尽义积累了丰富的耕作经验。但他仍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忧虑。2013年，他在当地筹办起一个养鸡场。“投资的二十万都是我出的，养了鸡后，周转不开，又借了五万。”薛尽义苦涩地笑了笑。

受疫情影响，前半年蛋价持续走低，村里的养鸡户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幸而攒钱的习惯，并没有让村民的生活迅速跌入困窘的境地。

薛尽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后，一直留在岳父家，照顾患有抑郁症的妻子；老二在内蒙古当卡车司机，一年赚七八万，是三个儿子中生活最稳定的一个；老三不懂攒钱，赚得多花得也快，31岁了也没娶上媳妇，是村里的光棍之一。尽管一家人还没未坐下来商量过，但薛尽义清楚，他的儿子中没有人会选择回归这片土地。

于花甲将至的薛尽义来说，生活就是田地与鸡棚之间的往返。每天早上六点，他在鸡棚喂鸡；九点左右，他要拉着小推车去鸡棚收鸡蛋，放回储藏室后，又赶到大棚给蔬菜浇水。吃完中饭后，再返回鸡棚喂鸡，直到晚上九点才能坐下来歇口气。

“实在干不动了，就退耕还林还草，反正还有鸡可以养养。”薛尽义说。今时不同往日，是他常有的一句感叹。

精神阵地的消亡

“寺里的庙为什么都锁了？”

“这个地方被县上规划为旅游区了，要整改。”

“平时有人要来拜神让进吗？”

“不让进。”

“那唱戏呢？”

“不唱了。”

白鹿寺坐落在新民村外，以一颗树龄1300年的古银杏树而为人知晓。古银杏树相传由唐代一位云游和尚所栽，因历史悠久，村民们称其为“神树”。每年霜降后，银杏叶染得金黄，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赏。届时，银杏枝条上会系满祈福的绸带，上面是游客们留下的心愿。

白鹿寺里的千年银杏树

如今的白鹿寺已被规划为旅游区，寺里所有的神庙门前都挂了锁。“现在整改，寺庙暂时不让开，不让敬神、烧香拜佛。”高润生说。他是白鹿寺新上任的守门人，负责每天给寺院打扫卫生。上一个守门人因偷拿寺庙功德箱内的捐款，已经被有关部门取缔了。

今年1月初，他本想给前来祈求平安的亲戚打开真武祖师爷庙的庙门，钥匙在锁孔里来回旋了好几圈，却毫无动静。他只能悻悻然道：“这门是好久没来开了。”

据他回忆，往常农历三月十八和九月十九，白鹿寺会举办祈福活动，许多村民会来庙里烧香拜佛，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如意。唱戏人和说书先生会在白鹿寺内临时搭台演出，遍地是置卖各种小玩意儿的摊贩。等到了明年，这些祈福活动会逐一简化，只保留说书活动。

传统习俗的消散，正逐步啃噬着村民们所剩无几的精神领地。

武盛希望小学是由一个叫周武盛的台湾人在新民村投资十万建成的。学校由五孔窑洞和一个篮球架，设置三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均由一个老师教授。老师是在村里找的，中专学历，没有教师资格证。

十个孩子里往往只有两个可以读到高中，五个孩子读到初中，剩下三个通常上完小学便辍学。“哪里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小学的学费很便宜的，就是不想上了。”村支书叹了口气。那么，摆在辍学的孩子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留下来，继承父辈皆是庄稼人的使命；要么离开，走向一个更没保障的未来。

这所于2000年建成的小学，因生源少且经费不足，在几年前便结束了办学，与镇上的其他小学合并。其原址已更名为新民村大队队部会议室。

闲置的寺庙、被合并的小学，一个村庄的精神阵地，像一孔越缩越小的泉眼，不再为人所注意。

嫁娶的悲恸

倘若是男孩子，家里人往往会尽力供他念书；若是女孩子，上到十多岁就停了。女孩要在十六七岁时出嫁，是当地女性再正常不过的人生顺序。

魏雯17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安排下与一个家庭条件较好的男生结婚了。双方家长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并商定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再去民政局领取结婚证。一年后，魏雯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的户口随母亲。由于老丈人和女婿一直不和，见面就吵架，有时还会动手，魏雯和丈夫的感情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面对丈夫提出的离婚申请，魏雯没有马上同意。她向司法所咨询离婚后财产的分配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结婚证的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即便起诉，法院也不会受理。魏雯最终没有分得任何财产，连孩子也归男方所有。

新民村一共两百零几人，而光棍就有七八个。郭龙还算幸运，经人介绍几个月后，便与邻村的春霞闪婚，过上了甜蜜的夫妻生活。但随后不久，郭龙无意间发现春霞一直在服用某种药物。在一次争吵中，春霞甚至出现自残行为。他领着春霞到西安的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抑郁症。

在了解到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很可能导致不孕后，郭龙立刻想到了离婚。和父母商量后，他狠下心关机，坐车回家，把春霞一个人留在医院。等春霞看完病后回到新家，婆家人出面把她赶回了娘家。二人新婚那年的八月底，郭龙的家人以春霞隐瞒病史且未能生育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彩礼钱。而这成为压垮春霞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

九月初的一个上午，她独自离开新民村，搭乘去红安的班车，在南桥站对面的山上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不久后，她的父母收了几万元为她配了冥婚。而郭龙至今仍单着，再没有找到过媳妇。

南桥站站点

近三年来，村子里没有娶进来的媳妇，只有薛家嫁出了一个女儿；有三个老人相继离世，而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儿。

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间最寻常不过的事，真正落实进一个人的生命中，却变得庞杂难解。

被遗弃的人

三儿是许多个孤独的新民村老人中最特殊的例子。

他的妻子在一次生产中大出血去世，他一个人靠着种地放牛，才把孩子们拉扯大。大儿子陈能在城里打零工做苦力，小女儿陈芊很早嫁到了隔壁的寺沟村，小儿子陈力一出生就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27岁时卷进大棚卷帘机自杀了。

三儿生前居住的窑洞

他住的窑洞也是村里最破的。由黄泥堆砌，几根木头搭的窗棱里糊上一层白纸便凑合出一个窗户，墙面是不够平整的黄土，两张凳子，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灶台连着炕，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物件。

去世前三年，三儿在村里统一安排的体检中被查出患有脑梗。作为新民村的贫困户之一，他的看病费用可以用医疗补贴报销，但因三个孩子长时间不回家探望，没有人能带着跛腿的他去县城看医生，身体便一年不如一年。

三儿的瘫痪始于一次意外摔倒。倒在地上的一瞬间，他的下半身知觉全失，只能借力两条胳膊，艰难地拖着后半身匍匐往前，挪到家中的水池边，拧开水龙头自救。水顺着坡一路流动，坡下的村民看到后便顺着水流跑到三儿家中，及时救助了他。自此，三儿只得放弃种地放牛的营生，唯一的收入便是政府给予贫困户一年六百的生活补贴。

他本该有一张存放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卡。但银行卡自发下来的那天起就被大儿子陈能据为己有。每逢村里给三儿配上米、油和面，陈能便赶来将这些补给品悉数带走。如一只秃鹫，一个俯身便衔走了觊觎已久的猎物。二人也曾因此发生争执，但瘫痪在床的老父又如何能奈得过身强力壮的儿子。

三儿在女儿陈芊的陪伴下走完了生命最后的里程。他死的那天，村里人都赶来为他处理后事。按照新民村的葬礼习俗，“活着不孝，死了唱大戏”，孝子孝女需要为逝者领羊，羊即代表亡者的灵魂。祈求者们围在灵堂前，诉说能让亡者安心的话，并请求羊摆耳抖动全身，即为应领。

面对儿女的祈求祷告，公羊只是摇摇头转转眼珠子。丧事主理人怕误了送葬的吉时，便朝羊背上泼去一盆冷水，羊这才剧烈地甩动起来。羊儿们排着队，载着三儿的魂魄在凄惶的唢呐声和孝子孝女的哭号声中往山里走。而三儿的土窑洞再没人进去过。

新民村目前只住了三十几口人，年纪轻的都早早地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们的年龄多集中在60-70岁，年纪最大的是84岁，50岁左右的人也能被视为“年轻人”。身子硬朗的老人偶尔会给村民搭把手，身体差点的白天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或是走进熟人家聊个一下午，晚上便早早地上炕休息。夜幕降临后亮起的灯盏，只有零星几点。

夜晚的新社村

那些住进城市的村民中有的是因为教育体制改革，跟随在城里上学的儿女，有的则是工作后选择在城里定居。山上随处可见一排排废弃的土窑洞，洞中还保留着过去居住者的生活痕迹。“这都是自家的宅基地，没办法，只能等政府的征收，才能推掉。”村支书说。

或许，很快新民村就会失去最后的村民。

*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处理

这正是：

或有寒风月夜起，黄土故居已相离；偶闻旧邻城中居，归燕未见枯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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