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拉影视个体投资人,一靠聊天二靠骗……
2019年夏末秋初戴波从深圳返回武汉时,只觉得迷茫。
他的上一份工作结束得很戏剧性——那是一家普通的小公司,他在里面做UI设计,安安稳稳地待了两年多,除去本职工作,他偶尔还需要敲敲代码、做报价清单,虽然工资经常会拖欠,但他仍比较满意:“你见过哪个公司能一边抽烟一边画图吗?”
失业来得毫无征兆——老板找了小三,被老板娘发现了,公司的法人是老板娘,于是她一怒之下注销了公司。
失业后的戴波在深圳耗了两个月,时间和积蓄一点点被消耗,出路却越来越窄。认清现实后,戴波选择回武汉这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于是,找工作时,戴波只圈了一个硬性条件:工作地点离家近。他打开招聘软件,选择地理范围,海投简历,这一切做完后,静静等待答复。
第一个回复他的,是家影业公司,消息回得很快,几乎不到3分钟。戴波点开App里的对话框,才发现他投递的岗位是“影视投资顾问”。
接下来,一切都十分顺利,像从镜面上划过了一块冰,丝滑到没有任何阻力——没有任何相关行业经验的他,简历筛选竟然被飞速通过,在简单约定了时间后,对方很干脆地发过来一份面试邀请。
面试过程也异常轻松,对方没有询问太多这个岗位的专业问题,似乎并不需要应聘者具备相关的影视行业知识,戴波只回答了几个关于个人情况的问题,对方就说,“可以入职了”。
戴波记得,面试他的人在解释公司的业务时曾说:“我们就是想让投资人赚钱。”
说这话的时候,那人拿出《哪吒之魔童降世》作为“成功案例”展示——有许多个体投资人,正是通过这家公司,成功参与了对电影的投资,据有关媒体报道,这部总票房50亿的年度黑马作品,能为1600位投资人带来10到30倍的收益。
对中国电影市场了解甚少的戴波,很轻易地相信了这个话术。有“事实”为证,他觉得这家公司的影视投资项目应该都是靠谱的。而他不知道的是,2019年,中国电影640多亿的总票房里,其中,国产片份额为64.07%,票房前8位的国产影片就占到国产影片票房总收入的80%左右(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盈利的金字塔尖,每一部电影的高回报比,掩盖了绝大部分国产电影亏本的事实。
公司的总部在宜昌,武汉分公司只有二三十人,五险一金没有含糊,上下班时间明确,周末不加班,办公点租在武汉市硚口区某高级写字楼里。这栋写字楼是硚口区的地标式建筑,临汉江而立,进出需要刷卡。写字楼里近一半的公司,涉及的都是影视投资相关业务。
在戴波看来,这是一家靠谱的公司——能租在硚口区数一数二的“商业中心区”,这说明公司收益不错,否则支付不起较高的写字楼租金。
“我判断一家公司正不正规,就是看给不给买五险一金。”
入职第一天,公司没有对戴波进行太多培训。业务主管经理分给了他一个“业务专用”的微信号,几个“电影项目”的文件,以及网上发帖的“文案模版”。
那几个文案模板大同小异,都是让员工去指定的网站发帖,先交代“电影项目”的基本信息、主演阵容,接着是一段剧情简介——基本是从百度百科或豆瓣复制的;随后的工作需要员工“个人发挥”.
比如,找一些同类型影片里票房极高的电影作为“成功案例”,证明投资电影具有极大的利润空间,再进一步再强调,不是所有电影都有机会成功,但本人所推的电影项目极其有可能成为票房的“年度黑马”;最后一击则是打情感牌,用“梦想”等字眼“升华”,要情绪激昂地明示:“找我投资电影,你将有机会成为一个专业的电影投资人!”
拟好文案后,戴波就要将其批量发到贴吧、头条或其他社区论坛上,接下来就是静静等待。
戴波发现,神奇的是,很多早已制作完成、拿到龙标的电影,竟然也出现在寻找投资的帖子里,文案宣称,即使电影已经进入宣传期,投资者也仍然有机会入场,“电影投资不只赚票房的钱,还有后续的版权收入,以及周边产品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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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文案像是独角戏,带有表演成分:先以“个体投资人”的身份发帖询问“XX电影投资可靠吗?”,然后附上电影的基本信息;点进帖子里,可以看到已有几个人回复,他们以路人“客观”的角度分析该电影的利弊,看上去仿佛只是一场普通网友之间的讨论。
然而,这些账号的实际使用者很可能是同一人——当“讨论”的戏码演到尾声时,他们会以影视投资顾问的身份,在帖子内回复“想投资这个找我,资源靠谱”之类的话术,以吸引那些潜在的投资者。
在经理的指导下,戴波将文案分发在贴吧(投资吧、影视投资吧)、今日头条、微博、第一黄金网等网站,留下联系方式,然后等待投资人主动找上门。
戴波把文案发出去后,很快就有人添加微信,询问他如何投资。这些人和他一样,基本对电影行业与市场没有什么认知,大部分人的开场白是“我一直对电影很有兴趣”。
戴波会按照既定流程,将公司的电影项目一一介绍,看投资人对哪个项目感兴趣,再进一步详细介绍,夸大预期票房和投资回报率,强调“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为了让客户心动,戴波还会提供公司以往客户的投资回报情况——一般是银行到账短信的截图——这些截图是真是假,戴波没有机会查证。
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司准备的,戴波自己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那些电影项目,它们真实存在,但“影视投资顾问”们要对客户夸大成本,这样即便电影在未来真的有了收益,分给这些个体投资人的回报,也会比实际少很多。
戴波的工作更像是一个掮客,在了解清楚个体投资人的需求后,他会通知电影的联合出品公司,约好一个时间,让“投资人”和“联合出品方”面谈,投资人是否会投钱,要在那之后决定。据他了解,“联合出品方”确实从“主要出品方”那里会拿到一定比例的影视投资份额,但拿到手后就会公开溢价售卖,吸引市场上想投资的“散户”购买。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戴波接触了几十个想要投资电影的人,最终真投了钱的,只有一个。那是一个搞技术的北方人,经济条件不错,平时炒股,看好影视行业,却找不到参与投资的渠道,他看到了戴波发布的文案后,就联系上了戴波。
这个投资人表现得很爽快,直言他喜欢新晋“影帝”,就想投资戴波公司里那位男演员的电影。戴波将这部电影的情况做了介绍后,他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点头答应。于是戴波介绍他和“联合出品方”碰面,签了合同后,这位投资人给这部电影投资了不到1万块钱。
当时,戴波和这位投资人都信心十足——毕竟这位“影帝”曾经的作品票房都很不错,电影卡司阵容也是大咖云集,戴波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帮投资人赚钱。
开单后,结算月薪时,戴波拿到了不到2000元的提成。
“我业务能力不太行,做得好的(同事)能有几万块。”戴波说,“我这个还算程序正规,郑峰那个公司才真的夸张,说是‘诈骗’完全没问题。”
戴波和郑峰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两人当年相识于一个培训机构,当时学的都是UI设计,又住在同一个宿舍里,便成了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戴波成功开了第一单后,在群里分享了这个消息。听说戴波在做“影视投资顾问”,还开了单,这让郑峰觉得这工作靠谱。
郑峰在深圳待的最后一家公司是做虚拟货币的,“但不是比特币,是山寨币”。他在这家公司只干了4个月,2019年7月离职时,公司已经拖欠了他2个月工资。老板说投资出了问题,正在想办法弄钱。员工们申请劳动仲裁成功后,老板至今仍拒不执行。经过这一番折腾,郑峰对深圳已经毫无留恋,在2019年11月返回武汉。
临近过年,郑峰盘算着先随便找个工作过渡,见戴波在影视行业似乎打开了局面,他原本也打算去戴波的那家公司,但又觉得上班地点离自己的出租屋太远,便选择在江夏光谷附近找同类公司。“这一片儿(光谷)的影视投资公司还挺多的,很好找”。
他随便往一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去面试时,正好碰见公司内部开会结束,十来个人从小会议室走出来——这是公司的全部人马了。郑峰觉得公司规模太小,不靠谱,接着又投了一家简历。
郑峰第二次投简历的这家公司,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工商信息是:在2019年6月5日才注册成立,由一位老板百分百控股,认缴资金300万元整。公司另一位高管的姓名和老板的姓名仅一字之差,是兄弟关系。公司的官方公众号则是在2019年10月5日注册的,2019年12月10日后再无更新,其简介为:“专业国产电影制作团队和宣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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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峰说,“去之前,我以为是和戴波那个公司差不多的,拉个人投资的”,可他去了以后才发现,自己入职的这家公司,更为“大胆”。
当天和郑峰一起来面试的还有四五个年轻人,都是“业务员”岗位。面试是一对一,业务经理直接出面。
经理首先简单介绍了公司的业务,自称是做影视投资的,问郑峰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郑峰当然没有——于是,经理进一步解释,“就是帮助中国那些有投资能力的人投资电影,让他们获得收益”。
这种说辞,郑峰并不完全相信。公司要求的工作强度很高,“大小周”,早上9点到晚上9点,午饭和晚饭各休息1小时。郑峰心想,反正也做不长,就没有顾虑太多。
入职第一天,公司先给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在会议室里,经理点开PPT,介绍影视投资的行业前景,用郑锋的话说,“属于是那种洗脑性质的、跟你讲这个行业有多好”。PPT上援引的“成功案例”是《我不是药神》,经理说投资50万能收回200万——对于这个回报比,郑峰始终持怀疑态度,觉得不可能是行业常态。
介绍完行业前景,经理给新员工们每人发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成功案例”,展示了从“添加客户”到“客户成功把钱打入公司对公账户”的全过程,让新员工研究学习。
这两个成功案例,讲的都是员工通过假扮“白富美”的方式获取客户信任,因此有些新人看过后就立即放弃这份新工作离开了这家公司。除去入职那天当场走的,郑峰在职的1个月里,还有五六个新老员工离职,与此同时,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面试。
郑峰选择留下来,当时他尚未觉得“假扮女人”这件事有多危险,只是想得过且过混一份工资,过渡掉年底到春节前的几个月。
郑峰很快发现自己的薪资和面试时谈得有出入——面试时公司承诺底薪3500元,但入职后却被告知,要成功开第一单,底薪才会升到3500元,未开单的话,底薪也就一两千。而且,提成是分区间计算的:一个月的销售总额在20万以内,提成12%;销售额在20万到50万,提成20%;销售额在50万以上,提成25%。收入最高的同事,月薪能拿到5万左右。
除业务部,公司还有一个特殊的岗位,名叫“形象”——那是一个身高中等、剪着干练短发的大眼睛、单眼皮女孩,公司20多人的业务团队,在微信上用的都是她的照片,好在客户面前打造“白富美”的形象。“形象”的办公区域和业务员们是隔开的,有自己独立的一间办公室。
做完入职培训,公司给郑峰他们这些新员工每人提供了一部千元左右的智能手机,里面早装好了公司提供的微信号,账号上已经添加了一部分客户,郑峰猜测,这些应该是以前离职的员工添加的。除此之外,公司还会要求员工自己额外准备两个微信号——频繁添加好友,可能会导致微信号被封,因此要多备几个“小号”。
为了注册新的微信号,郑峰购买了一张新电话卡。按照要求,他先要在朋友圈更新“形象”的照片,发布“日常动态”——喝咖啡、插花、旅游、看书,一两周后才能开始“加人”。经理说,这个过程叫“养号”,账号需要“养一养”才能开展业务。
公司“接触客户”的渠道有4种。
第一种是在贴吧、今日头条、微博等网站直接发布电影投资消息,文案模板和戴波的公司类似。
第二种是通过陌陌、探探这样的社交APP添加好友。业务员们使用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同一款APP上注册账号时,要注意账号信息的地理位置不能一样,否则会露馅儿,所以每个业务员注册完账号后,都会在群里共享账号的位置——全国任意地方都可以拿来注册,但不能定位在武汉,因为公司本身在武汉,怕有客户直接找上门来。至于搜寻客户的筛选标准——“就是撩土老板嘛,有个捷径就是,你看名称里带‘工程’之类的, 都是有钱好撩的”。
第三种是想办法混进一些微信群,可能是某个行业的投资群,也可能是高档小区的业主群,经理时不时会在公司群里分享进群链接,同样,为了避免照片露馅儿,一个群里只能进一个业务员。
第四种是直接通过电话号码添加客户微信——经理会打印出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手机号码列表,郑峰可以直接添加号码和客户开始聊天。
对于这种贸然骚扰,客户一般比较警惕,为了获取信任感,经理也会教给业务员们一些常用套路:比如,好友验证通过后,郑峰会将一张停车位被占的照片发给对方,称对方占用了自己的车位,对方通常会一头雾水地回:“这不是我的车。”郑峰便假称去“核实”,等待10分钟后,再给对方发消息:“抱歉,刚才是我弄错了。”接着趁热打铁:“你人真的蛮好的。”以此徐徐展开其他话题。
在这些男性客户眼里,这位与他们因为这些偶然的误会相识的,是广电总局下面某公司的美女商务,叔叔或者舅舅在电影圈有资源、有地位。为了营造这个“人设”,郑峰需要用公司给的微信朋友圈发各种照片佐证身份的“真实性”——比如与影视明星的合照,参加即将上映的电影发布会的现场。这些照片有的是公司“自有资源”,有的是通过各种渠道买来参加活动的名额,让“形象”去活动现场拍照。
郑峰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添加”客户、和客户聊天,培养感情,“想要让他们投资,就得有一个建立信任的暧昧期”。聊天从早上开始,一般会问“吃了什么?”紧接着分享自己的生活;到下班时间,郑峰会对客户说要去健身、练瑜伽、看书,顺便问一问客户的日常生活——他需要通过客户这些“日常”,判断对方是否真的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
经理还教过郑峰一个小技巧:通过微信头像判断客户有没有钱。“头像是风景或车的,一般是有钱人;用卡通动漫图片做头像的,一般都没钱”。
“还挺准的,我自己的微信当时就是卡通头像。”郑峰说到这里,忍不住笑。
与客户的聊天内容天南海北,难免会触及郑峰这个90后的知识盲区,有时谈到其他领域的投资,或者茶文化、酒文化时,郑峰总接不住话题,只能把手机给经理,让他帮忙处理。
他甚至还遇到过“同行”。那是入职后的第二周,郑峰在交友软件SOUL上遇到了一个客户A,对方主动打的招呼。两人简单交换了个人信息后,郑峰按照既定话术说,“这个APP我不常用,我们还是加微信聊吧”,就顺利添加了A的微信。
添加好友后,两人的聊天内容不咸不淡,基本是分享日常生活与兴趣爱好。郑峰了解到,A经营着一家餐馆,热爱旅游,看起来是有经济实力的——这是一个“潜在”客户,所以,得一直与他聊下去。
但蹊跷的是,A总是会不提前打招呼就直接给郑峰拨打语音电话,每天起码打来一通。每次郑峰就只能静静等着语音电话自动挂断。
到“认识”后的第五天,A突然连续打了3个语音电话,郑峰猜想对方是在试探他的真实身份。之前的聊天中,A的措辞总有一股霸道总裁的强硬,郑峰不想因为不接语音电话而失去这个客户,先是就近求助了一名女同事“客串”,女同事以“声音不好听”为由婉拒后,郑峰不得不去找经理商量对策。
经理听到后没有说别的,只问郑峰:“你觉得这个客户有钱吗?”
“有钱。”
经理这才松口,让郑峰去找“形象”帮忙接电话,又叮嘱他,提前和“形象”简明扼要地介绍他和A聊到了什么阶段,以免穿帮。
“形象”与A语音过之后,郑峰在与他继续聊天时,发现聊天内容开始有了变化:A总是看似不经意提起“过会儿要去找表弟”,接着又透露表弟是“搞股票投资的”,轻轻松松就能一天赚两三百万,他询问郑峰对投资是否感兴趣,可以“一起去赚钱”——郑峰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
打完语音电话后又过了5天,早晨郑峰点开微信,收到一条好友申请,验证消息里说:“我是XXX(A的名字),这是我的小号,我的大号被人举报封号了。”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被封微信号呢?”郑峰这时已经百分之百确定,A是同行,就没有通过他的好友申请。
后来,郑峰遇到了客户B,至今仍觉得很对不起他。
B是一个当兵退伍的年轻人,28岁的年纪,做小吃生意创业失败后,靠给人开货车谋生。与郑峰添加好友后,郑峰按套路每天与B分享日常。聊了没几天,郑峰就渐渐感觉事情的走向有些不受控制——B把郑峰的问候当真了,认为郑峰是真的关心他、对他感兴趣,给郑峰发消息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生活里每天发生的琐事,B会像记流水账一般,一条条发过来,把自己的困境、失落毫无保留地倾吐给郑峰。
面对B的信息轰炸,郑峰发觉苗头不对,有意识地不回他消息。B察觉后,还会不停地絮絮追问:“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了心情不好?”
郑峰已经清楚了B的收入情况,很显然他不会有闲钱投资电影,更害怕他把聊天当真、动了真感情。迫于愧疚心理,八九天后,郑峰心一横,直接删除了B的微信。
与其他客户聊天时,郑峰偶尔会收到索要自拍的要求,会把“形象”事先拍好的照片发过去。还有一些客户会有比较直白的性骚扰言语,甚至直接讨要大尺度裸露照片,郑峰在公司时间短暂,没机会接触到这类客户,但听到同事们吐槽过,有的男同事一时恶趣味涌上来,还会饶有兴致地和客户“互撩”,觉得这种玩弄人的事情很有趣。
对待这类客户,新员工入职培训时经理就提前告诉过他们统一的处理方式:直接删掉。“因为这种行为太屌丝了,肯定没钱”。
经过层层筛选,郑峰最终保留了十来个“精准客户”,但真正将话题聊到“电影投资”的只有一个,还是公司提供的微信号里原本就有的客户,那人从事建筑行业,已婚、有钱,很喜欢和郑峰聊天,甚至有次郑峰在晚上9点下班后,还接到过他打来的视频电话。郑峰当然不敢接,以“在看书没接到”搪塞了过去。
后来的一天,这个客户忽然说收到一盒好茶叶,想要寄给“她”尝一尝。郑峰意识到,客户开始尝试线下的接触了,这说明自己已经获取了对方足够多的信任,可以将话题转到影视投资了。
此前郑峰在朋友圈隔三差五展示影视圈的资源,因此他向客户谈起手中的电影项目时会显得很自然。郑峰推荐的电影是一部古装武侠片,领衔主演是一个拿过“金像奖”的香港男演员。他告诉客户,可以从电影的“联合出品方名单”里,找到自己的公司。这部电影也是公司当时主推的项目,几乎所有业务员都在给客户推——只不过,这部电影除了项目启动时的新闻发布会,再找不到任何新的资讯,上映时间也遥遥无期。
郑峰按照既定话术告诉客户,最近参加了一个酒会,通过家里长辈的关系,拿到了这个电影项目的投资份额,可以一起赚钱。当然,酒会是假的,场景是租的,酒会上的人全是雇来的群众演员。郑峰将这些演出来的视频、照片发给客户,向客户强调公司的投资份额来之不易,心动就要抓紧机会。
在和这位做建筑的客户聊天时,郑峰的心里已经默默决定,这单不管谈不谈得下来,事情过后,要立刻离职。
他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此前看到了一则关于影视投资诈骗的新闻,郑州一家搞影视投资诈骗的公司被查,抓了34人。他点进去细看了,惊恐地发现新闻内描述的违法犯罪套路,和公司教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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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则新闻报道称,该团伙以王某在北京注册的电影制作公司为基础,设计出流程详细的“众筹拍电影”骗局,利用“美女”拉拢客户,打着“内部消息”的幌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步步为营,实施犯罪。
据办案警官介绍,诈骗团伙成立的电影公司确实与电影出品方签订了合同,但是只交了部分定金,取得“联合出品”的头衔以后,便开始行骗。因为可以在网上查证到该公司联合出品的头衔,很多受害者信以为真,投入大量资金,等受害者资金到账以后,立即被这群诈骗团伙瓜分。
“佯装成白富美”、“在影视公司有亲戚”、“所投项目稳赚不赔”,新闻里的这些描述,看得郑峰心惊肉跳,他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郑峰不敢直接提这个新闻,只能委婉地问经理:“钱能不能到电影项目上?”
经理答得很含糊:“肯定会,有人赚到钱了。”
但究竟有多少钱能到电影项目上、又有几个人能赚到钱,经理答不上来,也不会回答。
思来想去,郑峰觉得这个工作有违法风险,犹豫是否离职时,正巧一个很久没有联系过的同学回到武汉,询问他的近况。得知郑峰在从事“影视投资”后,那个同学沉默了一会儿,坦白道,自己以前也做这个,东窗事发后被带到警局做了笔录,还有一个同样做“影视投资顾问”的同学,直接被抓了。
种种信息让郑峰越来越慌张,他发现自己好像稀里糊涂闯进了一个违法团伙,开始想要逃跑。
就在他提出离职申请的前一周,两个老板突然出现在公司,颇为神秘地把经理喊进会议室。没过一会儿,他们走出来,站在过道上,要求业务员全体起立。老板宣布,公司要正式转型,从“影视投资公司”转为“影视制作公司”,以前的业务全部作废,客户的微信统统删除。
那一刻,郑峰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群发消息告知所有客户这是一个骗局。但他还没来得及坐下,纸质资料和公司提供的手机就被经理当场收走,电脑上的资料也被监督着删掉。那一天员工们下班后,老板和经理的办公室仍然安静地亮着灯。
公司转型后,郑峰的工作有了调整。业务员们要在招聘平台里搜“影视投资类公司”,然后去联系那些公司的老板,称自己手里有电影项目的资源,希望对方能“协助拉投资”,回报是每拉到一单投资,可以给对方返55%——一般情况下,公司拿45%,分给员工10%,这是行业潜规则,也是公开的秘密。
郑峰被要求每天要加6个影视投资公司的人,KPI考核是打字数量——输入法会记录业务员们每天打多少字,打字超过1000个,才算合格。
“形象”还在公司继续上班,因为那些业务员联系好的影视投资公司接了项目后,还是需要用她的照片,按照旧套路去骗人。
2019年12月初,郑峰在业务转型后熬了一个星期拿到底薪后,立马提出了离职。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大楼,他给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约在一个烧烤摊喝酒吃串到深夜。他那晚喝了两瓶白酒,浓烈的醉意裹住他,先前的压抑、羞耻被倾泻出来,他终于感到一身轻松。
另一边,戴波也提了离职,比郑峰还要早几天。他也觉得自己是在骗人,尽管电影项目真实存在,合同也是真实有效的,但他觉得,“明知道极大概率会亏,还劝人投资,完全不提风险,这不是骗人吗?”
戴波还知道,他的老板住着豪宅,出入开着保时捷——如果投资的钱款都如数进入了对公账号,那老板的钱又是从何而来?他也听说,这行里还有更为夸张的模式:联合出品方给出品方投资定金,公开接受个人投资,收到一定的个人投资款项后,把定金收回来或干脆放弃定金,带着投资人的钱跑路。
签约时,那些个体投资人出于信任,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满心欢喜等着回报收益,对业务员还会连声感谢。他们不知道这是骗局,也不知道自己是那棵即将被收割的韭菜。
戴波将公司同事们全部从手机里删除干净,与影视投资有关的任何人或事,他都不想再扯上关系。12月13日,那位影帝的电影如期上映,从来不关注电影票房的他,特意查询了该电影的口碑和成绩,“绝对赔了,票房都没过亿,他(投资人)因为和我沟通才投资亏钱的,我有点愧疚”。
他想起沟通电影项目时投资人的信心满满,认为这是一部绝对会火的电影,“客户都觉得自己投的小成本电影是年度黑马”。
郑峰也松了一口气,他很厌恶自己这段装女人骗人的经历,好在他还没有真正骗到客户的钱,这让他觉得自己还不算太坏。
武汉疫情解封后,郑峰从老家黄石返回武汉,约戴波一起,重新在武汉找工作。在家政公司、直播带货、KTV设备销售几个工作折腾了一圈后,郑峰最终回老家定居,考上了基层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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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的相关问题讨论里,有位业内人士恨铁不成钢地说:“电影(投资)对散户发放的份额本来就少,二手公司的再拆分,当然会使价格提高很多,投资者盈利空间低。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电影)项目没上映的都压在手里了,公司不想办法在上映前回款,喝西北风吗?”
(文章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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