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没有留守儿童？……

日本为什么没有留守儿童？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为了赚钱这也是没办法的。

真是这样吗？

实际上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留守儿童”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限制性的户籍制度。在父母亲到大型城市打工的时候，家人的户籍等一系列手续难以办理，从而使得孩子如果随父母住，诸多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同时，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及城市高昂的消费水平也使得中国的许多父母虽然舍不得孩子，在外出打工时还是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

在美国，这两个因素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当然不会有“留守儿童”。实际上，美国人出了名地爱搬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热爱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搬家换环境也是很正常的。美国甚至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自主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地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甚至当地的工作人员还会主动上门帮你登记或是帮你办理一些事务，让你更方便地适应全新的环境。尤其是有选举活动的时候，还会有专门人士来给你发宣传资料并且教你如何参与选举。

同样欧洲也根本不具备这种现象产生的土壤。

首先是地域问题。“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辽阔的疆域和较大的经济差距。这两点欧洲均不具备。除此之外，欧洲人很重视家庭团聚和幸福，相比于挣钱养家，他们更重视享受天伦之乐，倾向于把这当做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在公司调动人力资源时，一般员工都会理所当然地选择携配偶和孩子一起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事实上，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欧洲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房子可以换，配偶必要时可以换，但是家庭应该是一个人重要的一部分，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工作调动或外出谋生就骨肉分离，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往往更需要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在欧洲人的思维里，“留守”这种行为对孩子过于不人道，所以非常不可取。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的确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但是那是因为其父母需要出国打工。类似中国这样，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中国特色。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为何没有出现留守儿童吧。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

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出现留守儿童。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住房

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

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 典型的团地一户建室内

▍孩子入学

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但因为户口的不存在，不存在外地人不能上学只允许本地人的情况。

当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政府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

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

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

▍善待

即便如此，农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冲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农民“不那么差钱儿”：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甚至有人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而且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从《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中的研究数据看，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学历不高，而且多是进入中小企业，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遭遇“工具化”——他们大多被企业悉心培养，希望这些小蓝领能够成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

▍麦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此外，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6年零8个月的军事占领。占领期间，麦克阿瑟通过强硬手段，分拆财阀、进行土改、设立新闻自由、并建立了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抑制了政府权力，并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了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使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这一切也为日本社会后来的自我治理改变奠定了基础。

这种改变从日本社会对于战前发展模式的反思开始，对于战前两个重要的结论——“日本资源贫乏”和“日本市场狭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于“资源贫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把眼光局限于自然资源，却没有将“人”列入。

而如何将人从负担变为资源，教育成了核心要素——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码，仿照美国改造教育体制，保障100%义务教育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专业教育，并且在企业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现场教育上，同样不遗余力。

其结果就是，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过深度教育的人不仅能够胜任高级产品和服务，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即便是蓝领，也可以通过技术创业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是再小的企业，也能成为全球某一技术领域的顶级生产商。

对于“市场狭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均质发展，让劳动阶层不仅成为生产者，而且成为消费者。

1961年池田内阁提出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亿总中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层，消费是美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

根据1965年《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报告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生活会更好”的预期比例达到40%，不仅远高于留在乡村者（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个百分点。

▲ 建设中的东京塔

一个口袋里有钱，福利有保障，工作有未来，眼前有希望的人，谁还会把孩子留守乡村，谁还会让家庭亲情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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