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崩盘是迟早的问题，有房要尽早卖！

导读：曹德旺没有想到会以一种“跑了”的方式火起来。这位企业家一直以低调的形象出现，偶尔高调也是在他做慈善的时候。这33年来，曹德旺做的公益捐赠累计已达到70亿，他被媒体称为“首善”。

曹德旺：崩盘是迟早的问题，有房要尽早卖！

这是凤凰财经曾经采访曹德旺的一篇文章，我们摘选一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曹德旺：我们把大批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的财产，不是资产。资产可以每年生产东西出来，财产不但不能每年生产东西出来，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来养护他。就是这个问题。

凤凰财经：所以您的意思中国经济，沉淀了大量的财产而不是资产。

曹德旺：老百姓手上买了很多房子他说保值，我跟他讲，你不要再傻了。有钱的人都几套房子，剩下需要房子的人才没有钱。现在都没有钱他以后怎么有钱给你买。你们将来就是有钱的人卖给有钱的人，卖得出去吗？因此他们都知道这个皇帝的新衣，大家都不愿意拆穿，怕房地产跌下来，你房地产拿到手上现在，一拿到手上马上亏本。

凤凰财经：亏本。就是现在买房子亏本的事。

曹德旺：一买进来就亏，因为你卖不出去，谁给你买，你说谁买。

凤凰财经：我听上去问题挺大的，接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会崩盘吗？

曹德旺：崩盘是迟早的问题。我不是政府官员没有参加过过去的决策，但是我参加过过去事情的执行，而且执行得很积极。我不说我没有责任，我现在应该来研究就是说怎么来面对这个现实。

凤凰财经：所以趁早卖掉是不是明智的选择，手里有房子的人？

曹德旺：如果是我，是这样的。我手上现在除了这个房子，一座房子都没有。

曹德旺回应“跑路”：说这些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

曹德旺昨晚连线媒体，也说了很有价值的几点：

1、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

2、问题主要就出在增值税上；（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当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项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按照中国目前一般企业的利润水平，这样算下来，最终大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都被收走了。制造业利润非常微薄。 ）

3、中国劳动力不比俄罗斯、波兰、中欧成本低；

4、房地产过热使得中国制造业丧失劳动力优势；

6、说这些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

——以上都是今年最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

从做生意的第一天起，曹德旺就专注于实业，从不玩资本游戏。近年来，不少企业家抱怨做实业赚钱越来越难，纷纷将钱投入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有人劝曹德旺也考虑考虑，可他拒绝了。他将公司始终定位做汽车工业的配角。他说：“从不为到有为，从有为到不妄为，从不妄为到无为。”这是我的经营哲学。

曹德旺“逃跑”背后的真相！

事实上，曹德旺和他的福耀集团自21世纪初就顺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浪潮，开启了海外市场的谋篇布局。针对“跑路”的说法，曹德旺表示，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集团选择美国开拓市场基于“美国是汽车大国”的考虑，属于正常的海外业务拓展。集团在国内的投资计划和业务布局仍在继续，并无异动，更无“撤资”之说。

实话说，说“曹德旺跑了”的确有点过了。据曹德旺透露，福耀玻璃67%卖给中国汽车厂，35%出口国外汽车厂商，大部分市场在中国，而且中国本身就是汽车大国，201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450万辆，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不可能放弃中国大市场。但的确是转移部分产能，要将出口部分放在当地国生产。

曹德旺在采访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之所以在美国建厂，一是因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二是经过进入美国二十多年后才大规模投资。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显然不能单单因为美国方面的要求，必然是发现在美国当地生产比在中国生产在出口到美国赚的多，他才会转移到美国的。

从做生意的第一天起，曹德旺就专注于实业，从不玩资本游戏。近年来，不少企业家抱怨做实业赚钱越来越难，纷纷将钱投入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有人劝曹德旺也考虑考虑，可他拒绝了。他将公司始终定位做汽车工业的配角。

然而曹德旺之所以会刷屏，主要在于曹德旺比较了中美制造业的各种成本，发现最终在美国的盈利比在中国多百分之十几。而且，在国际上比较发现，中国的税负最高。如果一个经济学家经计算得出中国税负最高，很多人可能不会受到那么震动。但作为一个拿自己钱投资的著名企业家，以精密计算并行动的亲身经验拿出来，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深思。

在中华工商时报年会上，周天勇教授的研究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率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多方研究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之税负高到很多企业无法承受。

有分析称，由于税收分布不均衡，加之产能、资源、土地等价格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使得企业“痛感”较为明显。

据新京报报道，不完全统计，中国涉及企业税费的超过10种。

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公司缴纳的“大头”。目前增值税最高税率为产品增值额的17%，最低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税率为5%、韩国与越南均为10%、新加坡为7%。

一位税收专家表示，在中国，企业是否盈利都需按照生产缴纳增值税，而在美国，企业不盈利基本就不用缴税。

除了缴纳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之外，部分企业还要在此基础上缴纳约13%的附加税费，包括7%的城市维护建设费、5%的教育附加费和1%的防洪费。

另外一方面，要知道特朗普自竞选以来一直在强调，要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从特朗普种种言论和行为来看，或许他的大嘴跑不是随口说说，是要付诸实际行动的。

“我跟李嘉诚不同”

“曹德旺跑路”之说起源于去年“李嘉诚跑路”。当时李嘉诚卖掉内地房产，撒腿跑到英国去了。对此曹德旺表示不屑一顾：“我跟李嘉诚不能比，我不做房地产，我不为钱，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我赚的钱也是捐掉。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实业家。”

据报道，33年来，曹德旺做的公益捐赠累计已达到70亿，因此他被媒体称为“首善”。同时，曹德旺还说，福耀玻璃建厂30多年，有20多年是福建纳税模范。

在12月20日的对话采访中，曹德旺多次反问：“我跑出去干什么呢？”像是在质问所有怀疑、误解他的人。他说，中国汽车商70%是我的玻璃。你说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车商扔下来，首先告状的就是那些汽车厂。曹德旺明确表示：“我不是搬出去。我今年才投产的美国项目，还没有带来利润。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这几年美国投资的同时，配合美国的战略。”

据曹德旺透露，福耀玻璃在海外建厂的投资比例很低，只占总投资比例的2%—3%，玻璃出口比例占35%，绝大部分市场还是在中国。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在俄罗斯设立工厂，投资了2亿美元，此外，福耀玻璃在欧洲、韩国也设有工厂或销售公司。

但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一方面，经济下行，竞争越发激烈，市场对提高产品品质、质量、品牌等要求不断提高，倒逼着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但另一方面，企业在成本、税收等方面面临着较重负担。

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重？

不论从数字上看，还是实际情况，成本上升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点毋庸置疑。

实际上，成本负重，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而是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普遍问题。
可为什么“中国制造”的“感受”如此明显呢？这和“中国制造”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

首先，以加工组装起步的“中国制造”，在发展初期，可以说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成本优势。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无论从资源、人力、能源等各方面，成本优势都在降低。在制造业所处的阶段尚未有明显的改变，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利的“中国制造”，自然对成本的变化非常敏感。

其次，成本上升看似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却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记者采访工信部、制造业领域专家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制造”解决了规模问题，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一方面产业梯度转移，与东南亚等国家相比，成本优势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产品尚未达到较高附加值，无法消纳溢出成本。这“青黄不接”的阶段，导致了各种问题的激发。

再其次，这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方式。没错，成本在上升！而且以我们看似难以理解的速度在上升！但也要有自信，“中国制造”自然不会一辈子都吃成本的红利。把依托成本的规模制造部分转移出去，把依靠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环节引进来，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在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包含了产业的各个环节。“捡附加值高的”，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指向，也是“中国制造”的不二选择。

“中国制造”有哪些出路？

答案恐怕是：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这二者的核心是积累“中国制造”的后劲儿，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所在。

“中国制造”正在经历的变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变化，实质是结构的深度调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保持战略定力，寻求成本之外的竞争优势。

首先，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产品做好，把技术做强。用创新去开启市场、引领市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无论是新科技，还是新模式和新业态，核心都是倚重创新来撬动新需求、形成新动力，打造动能转换的新引擎。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已经方兴未艾，其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不可估量。

创新并不局限于新的领域，新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对存量的创新。除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通过工业互联网等措施，传统产业也在“老树发新芽”。

其次，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让产业发展更加健康、集约、可持续。

当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继续推动降成本。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也许这话现在说有点早。但没准有一天，“中国制造”招牌打响，核心竞争力提升，曾经我们给人家做加工配套，反过来人家也会给我们“打打工”。那时，我们也许不用再过分纠结成本问题，而是更关注前沿战略和未来方向。

中国面临着挑战，但我们欢迎这种减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