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儿子，吃垮了一个暴发户之家……

“万把块一晚上就能花出去，那是首都，想花钱，有的是地方。”
爸爸住进ICU大概一周后，我劝妈妈回家休息一晚。夜里到家不久，妈妈接到一个电话，窸窸窣窣说完，转头对我说：“你三表哥去医院了，见我们不在，就回去了。”
“他来做什么？”
“你大姨说你爸爸出这么大事，也没个亲戚过去帮忙，在医院里守一守，就叫你三表哥过去守一晚。他来这一趟，要记得把来回路费给他，他没有钱。”妈妈拉开随身背的小包，里头有平日买菜留下的几叠零钞。
我没说话，拿手机刷到三表哥几十分钟前发在朋友圈的一张自拍照，背景是重症监护室的大门。
四十多岁的他虎背熊腰，T恤扎进裤腰带，臂膀上裸露半截青紫的文身。高颧骨，厚嘴唇，脸上凹凸不平，隆起的肌肉虬结——这样一张粗犷的脸，对着镜头矫揉造作地笑，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我大姨一生最荣耀的事，就是生了3个儿子。“肚子争气”——这是街坊们交口称赞又艳羡的说法。他们个个出落得高大壮实，待成年讨得媳妇，开枝散叶，以后膝下子孙环绕，自是极有面儿的事情。
大姨家在老街黄金地段，两层的房子白墙黑瓦，门前人流如织，是当年我们这个贫穷的南方小镇上村民赶集、物资交易的中心区，大姨父就靠着这间门面做板材生意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时候的钱是真值钱，1毛能掰成10分花——1分钱能买一根小孩眼馋嘴热的冰棍。但大姨家已经不差钱了，不同面额的硬币、纸币从柜台前头哗啦啦涌进。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镇上的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可大姨随便从指缝漏些给儿子们当零花钱，都够寻常人家吃上十天半月。比如我的三表哥，一天的零花钱是5至10元，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南巡讲话过后，小镇依旧和谐平静，但在远房亲戚的大力鼓动下，大表哥与二表哥率先去了北京。两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浑身是使不完的劲，一去便如游鱼进了江海，赚了个盆满钵满。
爸爸曾对我说：“你的两个表哥确实敢做大事，（他们）挑了个要搬迁的老商场，在商场外头摆个卖鞋的摊子，打出‘拆迁大甩卖’的牌子卖鞋。这些鞋都是从温州批（发）的，顶便宜的货，摆到摊子上，北京人围了圈圈抢着买，一双鞋多的能赚到10块！”
大姨家的运势很快进入了鼎盛时期。1993年，大表哥与二表哥在北京的生意已经忙不过来，43岁的大姨与大姨父，带上刚满10岁的三表哥，一同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等待大姨的，还有大表哥家刚出生的孩子——进货、带孩子、煮饭，是大姨到了北京后的全部生活。
两个表哥继续开疆拓土，寻遍北京待拆迁装修的老商场，承包之后，再将数十上百个摊位租给外来人员摆摊。他们也进假冒的首饰、塑料百货，一切能想得到的货品卖，全场2元一样、5元一样到10元一样不等，生意火爆到难以想象。等北京的商场无法扩张后，他们又寻到湖北和周边省市，如法炮制，甚至做出了有品牌的平价商场……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大姨一家人是被神化了的人物。隐隐记得有一年过年，大姨回来了，她裹着一件巨大的貂皮大衣，整个人被淹没在华丽的皮毛里，露一双上挑单薄的眼。
二表哥与二表嫂新婚，生下了儿子，也一同从北京回了老家。我们这些小孩被勒令噤声，远远避到一边玩去，但大姨家的小孙子却不一样，他被大姨搂在怀里、坐在席上，白嫩的面皮，戴了一顶极洋气的夹棉虎头帽。
妈妈塞过去的红包鼓鼓囊囊，孩子的小手锵锵抓牢，大姨推拒了几下，拗不过母亲的蛮力，便把红包收到小孙子的兜里去，她低头拉长嗓音哄：“姨妈给你买糖吃的，要说谢谢啊。”

大姨比我妈大十多岁，两姐妹素来关系要好，平日大姨的长途电话打来，我妈就接得飞快。
在众亲戚的认知里，大姨一家一天赚的钱，寻常人怕是不吃不喝一年也抵不上。所以当大姨在电话里说二表哥做项目需要家里老房子抵押贷款、要找同乡老熟人投资、还需担保人签字时，我妈二话不说就让爸爸去办了。
帮大姨家办事，我爸爸跑了许多趟银行，在传真过来的各种文件上签字，再去邮局把资料寄出。做得慢了，大姨打电话来问情况，妈妈就拉下脸怪责爸爸：“多戴一副眼镜有什么用？事情办不好，磨磨蹭蹭让人家等，还有闲心吃饭。”妈妈冷剜一眼。
“没得办法，签完字银行审核要时间，身份证也寄过去了，就要你等。”爸爸默默扒饭。
那时候我家有个小饭馆，吃面的熟人插话：“我瞅你这整天慌来慌去的，办什么事还要身份证？有些字不要随便签哦。”
“我大姐一家在北京做大生意，北京，你知道来这要多远，机票钱要多贵？我侄子也出息，成家了，家里生意都是他们打理，我在这头能帮一点是一点，他们发达了，提点的还不是我们自家人？”妈妈提高了声音。
客人不再说话，低头吃面。
因为爸爸在老家脚不沾地奔波，贷款下来了，钱也都如约打了过去。但很快，大姨又打来电话，说放下的资金还是不够，表哥们要做的项目大，商场多的是，投资的人要抢，钱少了就做不成。
银行借贷太难了，但江浙一带，民间借贷历来兴旺，爸妈一合计，最后就以爸爸的名义去借钱，至于利息，大姨说了，就跟之前同老乡们借来的一样，他们自然会还，总不能叫妹妹家吃了亏。
爸爸做事仔细，一笔笔款项汇出去，留了汇款和借钱的字据，每月偿还的利息金额也记在本上，以免混淆遗漏。
一开始，大姨确实会定期汇来些钱支付月息，但没多久，没钱寄来了，在电话里也不再提这回事。我妈妈不好意思提，只唠其他家常：“反正对他们来说也是小钱，咱家先垫上，兴许过年回来就一次性都给了。”
她决计想不到，借据上的每一笔数字，到后来的很多年都成了压在他们肩上卸之不去的枷锁。

按照当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的农民户，是可以生二胎的。可我妈妈想得开，生下我这个女儿后，不久就去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可是，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计生干部和警察组成的“突击大队”突然破门而入，直接冲向正在干活的妈妈。
“你亲姐在北京，她儿媳妇肚里又怀了你知不知道？告诉她，这是国家的法令政策，她这是违法犯罪！她有能耐，一家人待在北京不肯回来，那就让你替她把牢坐了，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什么时候再放你出来！”
妈妈被硬生生拖到警车上带走了，关在镇上计生办旁边的屋子里，到了饭点，爸爸就带我去送饭。隔着铁栏杆，我看到妈妈眼圈通红，黑发凌乱，泪水淌在面颊上。
“我姐怎么说？阿昆（我二表哥）已经有了个儿子，这才多大，怎么还要再生？这个孩子不能要的，他们（计生办）不会肯的，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不会很久的，你忍忍。”爸爸慌忙安慰她。
看妈妈哭了，我也跟着哭，后来才听说在妈妈被抓之前，计生干部已经五次三番打电话去北京，可大姨不是挂电话就是糊涂装傻，最后彻底将干部们激怒。
甚至，我妈妈被抓去了，大姨一家也依然拒接电话。
最后，妈妈被关了十几天才被放出来，北京那边传来消息，说二表嫂肚里的孩子已经没了。是她主动去流产，还是本身没保住，不得而知。

1998年，又一个坏消息传回了我们家：二表哥因金融诈骗、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入狱1年半，那年他25岁，儿子刚满4岁。
大姨在电话里哭天抢地，说二表哥是求胜心切得罪了人，所以遭奸人诓骗，搞了莫须有的罪名要弄他一家：“二儿子孝顺，二媳妇贤淑，可怜小孙子要整整一年多见不到爸，好端端一个家要散了啊！”
妈妈听了抹泪，爸爸半晌没吭声，隔天买了去市里的车票，坐了100多公里的车去了郊区的监狱，这是关押二表哥的地方。几年未曾谋面，爸爸发现二表哥模样大变，他个头不高，吊梢眼，眉骨上有一道陈年刀疤，带着一股狠戾。会面结束，爸爸起身，二表哥突然流下眼泪。
二表哥坐牢期间，法院的人查封大姨家的老房子。那时，房子楼下的门面早租给外人开店，为了保住大姨家的这间门面，爸爸与执法人员据理力争，风声过后，他将封条撕了，安抚租客继续营业。
二表哥在监狱里待到10个月的时候，陆续写过几封信寄到老家。在信里，他称我爸爸是“恩人”。后来，因在狱中表现良好，二表哥减刑出狱，他跑到我爸爸跟前涕泪横流，说往后一定要报恩，还将自己的日记送给了爸爸。
日记里，他称呼二表嫂为“心爱的姑娘”，大姨与大姨父是“可敬可爱的父亲母亲”，而他自己则是“罪孽深重的劳改犯”。在取名为《悔恨人生》的那一篇里，他写道：“往日江湖上的酒肉朋友，竟然一个也没有来，也没有寄来一封信，真的令人非常失望，但好在我还有无条件为我付出的亲人，他们是我熬过铁笼里漫漫长夜的希望。故乡的亲人啊，愿窗外的风声带去我对你们的思念。”
爸爸把这本日记收藏在床头的柜子里至今，连搬家也没舍得丢。可后来爸爸再提到二表哥时，长叹一口气：“写日记的时候，或许他都是真心的，刚出来时的眼泪也是真的，但是出了监狱很快就全忘了，变得比之前还要坏。本性难移，说的就是他那样的。”

| 二表哥的日记片段（作者供图）

2001年春节还未到，大姨一家人突然全从北京回来了。
他们回乡的阵仗很大，接风酒席摆了七八桌，亲戚朋友挤得密不透风，过道上都是人。酒桌旁有VCD机和彩电，循环播放大姨家在北京的商场：3层，分别是箱包、皮鞋、服装，所有铺面租借给商户，人群熙攘，生意火爆。大姨父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面带微笑，对着镜头向市民拜年。凑在电视机前看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那天，大姨父穿着黑色及踝的长大衣，内搭黑西服白衬衫，脖子围一条纯黑围巾，戴同色帽子，他黑皮肤厚嘴唇，讲话端的是老板派头。二表哥家的儿子长大了些，脖子上一圈绒毛衬得他圆润可爱，张口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腔，显露出与乡野小孩截然不同的气质。
陷入离婚纠纷的大表哥则垂头抽闷烟，二表哥用掉半瓶啫喱水，穿着亮漆皮衣皮裤，端着酒杯与大伙寒暄。唯有三表哥独自抱一把木吉他坐在角落，他生得肥胖，饭量极大，大家唤他“胖子强”。
“你唱的什么歌？”我问他。
“《白桦林》——小表妹听过吗？”他拨动琴弦，接着唱：“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我听了会儿，就与其他小孩跑别处玩了，等再绕回来，他还闭着眼陶醉地在唱那句：“我一定会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大姨一家这次回来，此后再没去北京。过了不久，债主从北京追来，不是一个，而是陆陆续续、源源不绝。
那光盘里拍的商场不假，但设施老旧，连年亏损，早没商户愿意承租，即便贱卖，也无人肯要。这是大姨家仅剩的一块遮羞布，大姨父播放光盘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不是回来过年，是欠一屁股债躲债来了！钱都被三兄弟糟蹋光了，就去骗钱，而且恁的良心坏，专去骗北京那些老婆子们手里的钱，好点的，被骗的是刚发下来的拆迁款，还有些是自己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全给了你大姨家做投资、指望着有高额的利息可以拿，到后来根本还不上了，一家人连行李都赶不及拿，连夜逃回来了。”多年后爸爸提起这段往事仍是唏嘘：“早些年是真的赚钱，那会儿北京的钱好赚，像刮风一样哗啦啦吹进来，你大姨打电话来说，赚钱赚到心有些慌，那时候赚的钱已经没法数得清了，钱来得太容易，像老天爷在给他们撒钱。”
“这么多钱，怎么没的？”我狐疑地问。
“吃。”爸爸说：“生生给吃没的。”
据说，大表哥和二表哥在北京天天进出酒吧、夜总会，和一群社会上认识的朋友混在一起吃酒唱歌，不回家睡要睡酒店，还要找小姐。三表哥稍微好一点，只是吃，他领一群人去高档餐厅，什么贵点什么，吃完了都是他付账。
那会儿，大姨家确实有这个实力，听说她家枕头底下、床底下、地板上全是钞票，从来不管。大姨说这哥仨一天能花掉1万多，有时万把块钱一晚上就能花出去，“那是首都，想花钱，有的是地方” 。
90年代，1万元在家乡小城是什么概念？——街上新建的4层楼，底层带个大门面，花3万元就能买到——现在已经涨到200多万了。
这样的花法，赚再多都不够用，但是三个儿子没有哪一个是大姨和姨夫能管得了的。他们老两口只管进货，收进来的钱不经他们的手，全握在儿子和媳妇手里。
到了后来，孩子们一个个像得了失心疯，有时拿到的货款都不够付一顿酒钱，不够就把别人的投资款也给花了，再不够就去借，不管多少利息，够那一天花头就行。
爸爸说，那时被他们骗去挥霍的钱，钱滚钱，利滚利，加起来够买好几套北京的房子了。

大姨一家不仅在北京没房，甚至都没买上小城里的便宜商品房。此后数年，一家人都挤在镇上的这幢狭小的两层老房里。
平日不时有债主上门，大表哥就气势汹汹走出来，站大门口骂人。他也喜欢长大衣配西裤，外表看起来比两个弟弟要斯文一些，但骨子里也是蛮横凶悍。他跟债主胡搅蛮缠起来，外人简直分不清哪个是欠债的、哪个是债主。
大姨说，大表哥的前妻是个狡诈的女人，早年在北京帮忙管理生意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卷了大把钞票回娘家。“这个女人吞了我家多少钱？如果不是她，我家能败落得这么快？我咒她不得好死！”家族聚会上，大姨一提到前儿媳的名字，就要狠狠骂。
大表哥的女儿临时交由前妻照顾，因为他常跟道上的朋友吃吃喝喝不着家；二表哥一家嫌老屋实在拥挤，在附近租了房子搬走了，最后剩下三表哥独占二楼最大的房间；大姨与大姨父只能住到一楼角落的储藏室里。
大姨父有糖尿病，回来后一天要吃几锅米饭，体重还越吃越轻，不把饭锅藏起来，半夜也要偷吃。三表哥自小嘴馋，好吃几乎成了病态，做多少菜都塞不满他的肚子。大姨那阵常来我家诉苦，说光是给爷俩买米买菜的钱就不知要花掉多少。
贪吃的结果，就是大姨父病情恶化，查出尿毒症，每周要去县城透析，一次几百元。针扎、换血，大姨父被病痛折磨得面目全非，他渐渐不能直立行走，生活无法自理。
我常常见头发稀疏、皮肤蜡黄的大姨夫穿着一件白背心，双手搭在大姨肩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神情呆滞。50多岁的大姨白发丛生，她矮小、极瘦，走路并不轻松，还要时不时叮嘱丈夫不要急，走慢一些。
三个表哥无人管大姨夫，吃喝拉撒，治疗费用，全是大姨承担——她要如何凑得这些钱，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大姨有个认识几十年的老友，早年嫁去市里，家境优越，大姨一家在北京时陆续向她借了20多万，一分未还，后来利息也不给了。那位阿姨之前每年要来老家几趟，催促大姨还钱，那年见了大姨和大姨父的模样，只留下几百元钱，摇摇头离开了。
虽然大姨竭尽全力照料，但大姨父苦苦支撑了两年，还是走了。

2009年夏天，二表哥开了一家快餐店，取名“阿昆饭店”。大姨家的老屋焕然一新，一楼店面全部打通，摆满新买的桌椅。餐盘、菜架、酒柜都是崭新的。
那时，我爸妈已经把家里的小店关了，生活拮据，二表哥就让他们去店里帮忙，每人每月开1000多元的工资。这个工资不高，但一来是亲戚，二来实在缺钱，爸爸妈妈还是去了。
后来，妈妈说起在二表哥快餐店做事的那半年，放在桌上手攥紧了：“给阿昆帮忙，比做乞丐还要苦。我和你爸爸在他店里，他就没把我们当人来看，像狗差一样被骂被使唤，你爸爸饭煮得慢了，桌子理得慢了，他骂过来的话不知道有多难听。事情没做好不能吃饭，还要被讥讽挖苦，我们也是开过店的人，我们也做过老板老板娘，我们还是他姨妈姨父，他落难的时候那么帮他，他什么时候记过？良心全被狗吃了！”其实不光他们，二表嫂与大姨没日没夜在店里忙活，照样被呼来喝去，戳着鼻子骂。
大夏天，二表哥光上身，围一条皮裙，炒菜的时候灶台边放一碗烧酒，翻炒几下，灌一口，味精、鸡精不要钱一样往锅里撒。他极度忌讳别人质疑自己的能力，也听不进任何建议，大姨大气不敢出，怕惹儿子不高兴。
没有客人敢对味道提出质疑，也不敢质疑菜价，管你是什么人，到了二表哥的店里，都是冤大头。镇上的人欺软怕硬，饶是这家店臭名远扬，也要来捧场。二表哥极其得意：“我跟你说，我阿昆是什么人，我这家店，一天能赚800块！”
那时候，二表哥的儿子已经十六七岁了，他在技校念书，学会了喝酒抽烟与人打架。二表哥不仅不生气，反倒很骄傲，说不愧是他的儿子，“够胆，有种。”甚至还带着儿子远近旅游了好几趟。
这时的二表哥手头有了一些钱，他弄到一块地，明目张胆违建，做了一幢带院子的3层楼房。这么多年，我爸爸妈妈为大姨家垫付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利息，还有陆续借出的钱，加起来已超过10余万。那是我家最艰难的几年，妈妈嘴上厉害，脸皮却很薄，不愿对自家人撕破脸皮，爸爸厚着老脸问二表哥能不能还一点钱：“不用多，500块也行。”
“没有钱，我自己还穷着呢！”二表哥叼着烟冷冷回绝，一回头，便又去跟酒友吹嘘自己一日赚了多少。

2010年寒假，我从外地拖着拉杆箱回家时已近黄昏。
爸爸妈妈的房间房门紧闭，我推开门，屋里的窗帘也全拉严实了。一片昏暗中，沙发上突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光线照在他脸上的刹那，阴沉、苍白，如鬼魅。我吓得汗毛倒竖，尖叫一声狂奔下楼，止不住地发抖。
那个黑影是三表哥。当时，他被警察追捕，惊恐之下只好藏到我家——他吸毒，还贩毒。
事后，我对爸爸妈妈发了很大脾气：“你们知不知道吸毒的人是没有理智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你们明知道警察在抓他，还让他躲到咱家？这是窝藏罪啊！”
“那能怎么办，难不成还去告发他？他毕竟是你表哥。再说，他就是稍微在楼上待一会儿，你大姨求了，总不能把他赶走。”妈妈的脸上一片晦暗。
没过几天，三表哥在朋友家被抓了，被判有期徒刑5年。

2011年的一个晚上，二表哥与江湖上的友人喝酒，通宵达旦，至少灌了两斤白酒。隔日凌晨，他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
手术做了10个小时，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赶去医院时，二表哥已经转入ICU。二表嫂哭得瘫坐在地上，二表哥儿子的脸上全是泪痕，他蹲在地上揪头发。
过了两日，我进入ICU探视。躺着的二表哥失去了不可一世的表情，他双目紧闭，嘴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
我定定站着，喊他：“表哥，阿昆表哥？”他的眼皮颤了颤，没有回应。
不幸中的万幸，二表哥在半年前买了大病保险，正好生效，赔款足够支付在医院里的治疗费。出院后，二表嫂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还是大姨衣不解带地照顾，一年后，二表哥逝去。
参加完二表哥的葬礼，当晚，爸爸站在阿昆快餐店外说：“你二表哥的脾性真的害了他，一世狂妄，不知悔改，害人终害己。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要再说他的过错，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都算了吧。”
之后，大表哥正式接手了阿昆快餐店，准备做面馆。他看不上原先粗简的装修，将店内的招牌、天花板、地砖和瓷砖全部打掉重做，低矮的二层门面，三面墙全做上广告牌，要最大最显眼的发光字。桌椅、碗碟、勺子等器具也找了厂家定制，印上新的店名。
爸爸劝大姨，说简单装修下，早日开业就很好，待生意稳定，赚下一些钱再去弄这些也不迟。
“我家阿浩（大表哥）说了，要开就要开得好，牌子要打出去咧，我们家开的要和其他面店不一样，是高档的。”大姨眼角密布细纹，眼皮异常的肿胀，叨叨着说定做的盘碗她都看了，结实又好看。
一年后，我们去吃大表哥的“乔迁酒”——他的新居，就是之前二表哥建的那幢3层楼。新房装修得气派，院里假山绿植，池里养鱼，酒柜摆满红酒，大理石墙面一铺到底。
他女儿的卧房更讲究，据说光那扇窗的窗帘就要3000多元，是罕见的渐变染色。侄女争气，重点高中毕业考上省外政法大学，前途该会是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个还在坐牢的叔叔，外加一个欠了不知道多少债务的父亲。
“开店，装房子，全都是借的，店里赚一点，就立马花掉了，只顾得上排场充阔气，这样下去迟早还要出事。”站在院子里，爸爸轻声与妈妈说，神色凝重。
果然，过一阵，大表哥的面馆就经营不下去了，重装成火锅店，又是一轮彻头彻尾的装修，甚至为了安装插座，连地也钻了。
店里头吃火锅，门口搭帐篷摆桌子做石锅烤肉——这是那年我们小县城最时兴的餐饮项目，大表哥二话不说照着干。平日在店里，他并不做事，每天穿得西装革履与朋友吃吃喝喝，大姨蹲在门口用大盆洗碗，几个伙计，还有大表哥的“女友”在进进出出地忙活。
大表哥的女友生得漂亮，说话温柔，无论是乔迁新居，还是逢年过节吃酒，都是她在劳碌操持。可就算这样，跟了大表哥近8年的她还是被打跑了。
“她敢不回来，我就砍了她全家！”大表哥吐一口唾沫，冷冷地笑，面上的阴狠令人不寒而栗。
听妈妈私下悄声说，大表哥的女友躲去了朋友家，但她要是不出现，真不知道大表哥会做出什么事。隔了几天，女友又重新出现在店里，我路过时她正在后门洗菜，抬头冲我笑一笑，嘴角有青紫的痕迹。
再后来，火锅店就关了——追债的人闹到店里，闹到家里，见生意维持不下去，大表哥干脆丢了店，留下一堆烂摊子，不知躲到了哪里去了，再也不露面。
大姨孤身一人面对上门讨债的债主，她支着老寒腿，梗着脖子与人对骂：“别的没有，就这一条命了，要的话就拿去。”债主气得面红耳赤，最后恼怒地“呸”一声走了。

在监狱服刑的三表哥成了大姨唯一的寄托。他和当年的二表哥一样，每月会从监狱寄信来，反复提及爸妈还有哥哥，说自己后悔、想家——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二哥了。
每月收到信，不识字的大姨就立马迈着蹒跚的步子来我家，让我爸爸念给她听。有几回爸爸不在，她就让我念，一双惺忪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反复问信里是否有写几时回来，吃不吃得饱，有没有受欺负？
三表哥字迹潦草，错字连篇，翻来覆去也只有那几句话：“妈，儿子十分想念你，是儿子不孝，没能在你身边尽孝，等我出去一定向你磕头认错，给你养老……”
听着听着，大姨眼眶湿润，落下泪来，“还是老三最孝顺，他从小最懂事听话，就是跟了坏朋友被害了。”大姨抹泪。
大姨家的老房又租给其他人开店了，她平日去洗碗赚些钱。听说同乡在监狱里认识人，她就包了红包和烟酒托人带去，盼着打通点关系，让三表哥早点出来。
我妈妈劝她，哪来的什么有关系的熟人，当心别给骗了。大姨没肯听，说她家变故这么多，很可能是屋子风水不好，还要捐几百块钱去庙里做功德才行。

2015年夏天，三表哥刑满释放。他瘦了许多，还在劳作时练出一身腱子肉。
刚回家时，他还有些沉默腼腆。过了没几天，他就买了智能手机，理了新发型，换了新衣新裤。过去的5年，对他来说好像渐渐不再构成影响了。
有天，大姨来我家的新店里叫三表哥回家吃饭，说家里饭菜都有，“怎的又出来吃”。
“你做的这些垃圾，狗都不吃！”三表哥嫌恶地说。
此后，三表哥开始顿顿来我家店里吃饭，我妈妈也不收钱。他菜装得并不很多，饭量还是好，吃满满两盆才算饱，吃完还要再倒杯烧酒慢悠悠地喝。
狱中清苦的生活已然远去，宽松的外衣遮不住鼓起的肚腩。而后，三表哥开始带过去的酒友一同来店里吃酒，手指夹烟吞云吐雾，大姨诺诺地叫他少喝些，被他一声暴喝轰走。
我妈妈看得直摇头，大姨的关注点却不在这儿——20多岁的时候，三表哥就急着想有个女友，现在他已40岁了，吸过毒坐过牢，镇上没有正经女孩会愿意跟他。
大姨发愁说，自己的小儿子也算得上人模人样了，怎的会成个老光棍。

2017年，大姨叫我去她家吃“分岁酒”。酒席就摆在一楼的灶台旁——前面全是租出去的店面，她只有这小小一方厨台可以使用了。
来吃酒的人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大姨、我、大表哥的女儿、三表哥和三表哥的一个朋友，半张桌都没坐满。
大表哥的女儿我已经几年没有见到了，她割了双眼皮，垫了鼻子，已然陌生，听说她妈妈在县城里给她买了房，爸爸这边也极少走动了，来了大姨这儿也只是夹几筷子菜，从头到尾没喊一声奶奶。
我心想，大表哥虽做下许多不道义的事，对这个女儿却是百般呵护，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侄女读书时，他自己穷得吃不上饭，也要每周给女儿一两百元零花。
自从二表哥过世后，我再没见过他的儿子了，只听说他高中没读完就去学了厨师，现在在某酒店后厨做事。
大姨一家，如今只凑得出这么零丁几个人了。
“钱么没钱，烧得又难吃，还摆什么酒，真是丢人现眼！”三表哥嚼一口肉，又骂骂咧咧吐出去。
“毕竟过年了，就这些也不多啊，冷菜热菜总得有的……怎么，这个肉不好吃吗？” 系着围裙的大姨过来夹一口尝味。
三表哥摔了筷子，“不多，不多，还不是花我的钱！我赚的钱都是被你这么糟践的吗？看看你这烧的都是些什么，别人家吃的团圆饭，你看我们家有人吗？你做这一桌，到最后没人吃还是要全倒掉，一盘一盘的，看着都烦死。你看这，家不像家，人不像人，我们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大过年的，别说这些了，来来喝酒！”最后，是三表哥的朋友打破沉默，端酒杯去碰。我坐如针毡，不敢抬眼去看大姨的表情。

这年正月，久未露面的大表哥竟然来我家店里打菜，与正在吃饭的客人起了口角，他立即回家拿了一把菜刀，冲客人劈头砍去。
我爸爸上前抬手一挡，手臂立时被拉开一个血口，客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起身往大街跑，大表哥拿着菜刀在后面追。我妈妈颤着手给大姨打电话，电话号码按了几次才拨出去。
大姨从洗碗的店里赶来，满手油腻，挡在明晃晃的菜刀前，声嘶力竭地喊道：“你先把我砍了！把我砍了！你想砍他，先把我给砍了！”
推攘间，刀锋几次触过大姨的衣襟，大表哥稍有顾及，嘴里仍疯狂叫嚣：“我就要砍死了他，有本事不要跑，我今天就要把他弄死！”
“你要弄死谁？啊？你先把我给弄死！来啊！”大姨用尽全力锤他。
我爸爸怕事情再闹大，咬牙打了110，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不要让你表哥知道的咱报的警，免得他生怨胡来。”
警车来后，大表哥一瞬间恢复了理智，老老实实收了刀，被带去录口供。爸爸关了店门，将卷帘门一拉而下，才重重出了口气：“你大姨是造了什么孽，养出来的儿子一个一个都是这样！造孽啊，造孽！”
这件事后，大表哥再次消失得无影踪。后来，又听说三表哥找到个“好差事”——他生得强壮高大，又坐过牢，大哥又是道上混过的，便被雇去当地下赌场的“安保员”，获利好的时候，一天能分到几千元。
大表哥不见了，三表哥便搬进那幢违建楼去住。旧家具、硬装丢的丢拆的拆，每日在朋友圈晒装修进度，频率极高，有时还配上喝咖啡的自拍照。
我爸爸看到了，就快速划过去：“三兄弟一个样，一有点钱就糟践，你大姨赚点钱这样苦，他自己胡吃乱花，一分钱也不给。不看了，看着糟心。”

前年7月，我爸爸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当天，大姨赶了来，摸出500元，硬是塞到妈妈手里去。
之后，她问我从医院出去怎么坐公交，她还得回去工作，那边请不了假。大姨现在在给一个90多岁的老人做保姆，处处要她搀扶照看，出来一趟不容易。我给她指了路，看她步履缓慢地往公交站走，她好像又矮瘦了，整个人“缩水”一大圈。
舅舅家的表姐随后也来了医院，得知大姨刚走，她拉我到走廊尽头说话：“你妈这一生太重情谊，太向着娘家，当初如果不是她太心软，非要你爸给大姨家做担保，还把自己的血汗钱全借出去，你们家就不会这么辛苦，你爸可能也就不会出事……你们家背了那么多年的债，垫了那么多利息，连几个舅舅看不下去。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亲戚，你们家本来可以很幸福，本来可以不用这样。”
表姐喋喋不休，她背后是一扇窗，有阳光透过进来，光影交织间，我想起爸爸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都算了吧。

大姨70岁的时候，法院强制执行令也下来了，她唯一的老房被拍卖，卖得了50多万，还被勒令每月要偿还那些债主2000余元债务。
三表哥又变得没钱了，连吃饭的钱都是大姨给，大表哥还是没有消息。
前两日晚上我去老街，路过大姨家的老房，二楼的窗漆黑，楼下的店面也早早关了门。我突然想起了大姨一家刚从北京回来的那几年，三表哥还住在这楼上，他的房间刚刚修整好，我第一次上去看，临街的窗台摆一盆茉莉花，挂着洁白的花骨朵儿，房间里还有圆茶几和藤椅，三表哥坐在椅上扒拉琴弦，轻轻哼唱，粗胖的脸也带上股文艺气质。
“表哥，你唱的什么，听起来有点耳熟。”我问。
“你又忘啦小表妹，以前唱给你听过啊。”三表哥一笑。
“听是听过，歌名叫什么来着？”
“《白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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