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学课的月嫂…… – 交易者社区

上文学课的月嫂……

施洪丽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月嫂。去年,她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原本熟悉的雇主也不敢雇佣他。生命危急,她仍不愿离开北京,原因是一堂文学课。

确诊癌症后,施洪丽决心放弃治疗。

在老家四川简阳的县城医院,施洪丽刚刚接受了乳腺切除和淋巴清扫手术。治疗方案里有8次化疗、25次放疗和长期服药,即使如此,五年生存率也只有20%。邻床小伙子不时发出的呻吟,施洪丽听到他打电话给妻子,说化疗受不住。

在家人的督促下,施洪丽做了四次化疗,虽然没有出现呕吐、脱发等剧烈的副作用,但浑身无力,睡眠时间也变得特别长。施洪丽想,自己很快还要回城里打工,这样的身体状态可不行,再说“费用也太高了”,她害怕人财两空。

不顾亲友的劝说,施洪丽办理了出院,回到小湾村家中休养。西南乡间烟雨朦胧,橙黄橘绿,施洪丽买来小鸡小兔饲养,想贴补一点家用。闲暇时她读《那时汉朝》,看到西汉帝王们的寿命,觉得“知足了”。今年50岁的自己,已经比创造了盛世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活得久。

半年前,施洪丽确诊乳腺癌,转移到部分淋巴。身为月嫂的她没有北京医保,更负担不起自费在京治疗的费用,只能回老家县城做手术。离京时,施洪丽没有退掉租屋,好心的房东免去了她治病期间的月租。

这个扛过无数艰难的女人第一次陷入了无边的恐惧,每天哭泣。她怕自己命不久矣,怕病痛让自己走得没有尊严,怕自己离开后丈夫没有依靠。
甚至她都后悔去医院检查。施洪丽的丈夫从小患有肺心病,结婚当天就在家中咯血,长年需要吸氧,干不了体力活。多年来,这个家庭一直依靠施洪丽打工的收入支撑。

死亡与生存,紧紧地咬住了施洪丽。

“城里人一旦查出癌症,放下一切,专心治病。乡村人办不到,因为没有一分钱收入。”在家休养半年后,感觉身体好了些的施洪丽开始催促丈夫打点行装。她说,要回到北京。

后来发现,对于一个病重的月嫂来说,回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曾经的雇主们因为担心她的身体,不敢再雇佣她,相对而言,去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找工作更容易。施洪丽对人们解释说,在北京做月嫂工资高,想趁活着多赚点钱。

还有一个无法坦白的原因是,她想留在北京听文学课。差不多有四年,文学课是施洪丽生活里最重要的安慰与快乐。

文学课在皮村,从2014年开始,许多作家、教授和编辑们,每周六给有文学兴趣的工友们上课,教授写作。同样作为月嫂的范雨素,就是出自这个文学兴趣小组。2017年,范雨素发表了流行于网络的《我不是范雨素》,让施洪丽找到了文学小组。从此只要不是在雇主家中工作,每到周六,她一定准时出现在文学课的讲堂。

文学小组课堂

老师的讲授结束后,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上过几节课后,施洪丽的胆子大了,发言总是很踊跃。她读书多,甚至读过《尤利西斯》那样天书般的意识流小说。一次她专门就此向老师请教:“为什么那些支离破碎的情节能撑起一部小说,还能成为名著?”

从简阳搭汽车到成都,再坐20几个小时火车到北京,地铁转公交抵达位于通州的尹各庄。租住的房屋在二楼,施洪丽爬上一架高陡的铁梯,铁锈随着咚咚的脚步声掉落。进了屋子,不足20平米的空间挤满必需的家具电器,其中有她为丈夫买的,维系他生命的制氧机。十几个鼓鼓囊囊的箱包挂在墙上、摞在柜顶。

站在窗前,4月阳光和暖,病中的施洪丽感到安慰。尹各庄与皮村一河之隔,她又可以上文学课了。

施洪丽最初租住的东坝和皮村相距遥远,晚间的文学课结束后返程公交已经停运,她就和陪她同往的丈夫在村里住小旅馆,一晚80元,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几个月后,东坝的出租房拆迁,施洪丽顺势搬到尹各庄,去听课就方便了。

第一次上文学课,施洪丽举手发言,说起自己少年时的好友小玉。“如果她是在北京,就不会因为文学梦自杀了。”在施洪丽生命的早年,文学,是无法说出口的笑柄。

1971年,施洪丽出生在四川简阳农村。在镇上念初中时,语文老师是个刚从师专毕业的小伙子,“课讲得好,风趣”,施洪丽和班里的好朋友小玉都喜欢上了“语文”,想尽办法在乡间搜罗能找到的书来看。

小玉的自觉意识更强,即使初二就被家人逼着退了学,仍不肯外出打工,在家也不干活,天天关在屋子里写诗、写小说。

施洪丽有幸上了高中,但在那个父亲热衷打牌、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的农村家庭里,继续上学是一件近于奢侈的事情。有一次施洪丽讨要学费,父亲给养的一只公鸡猛灌食料,想着添重拿到集市上能多卖几个钱,结果没出家门公鸡就撑死了,只好卖了两只生蛋变钱的母鸡。

在窘境中照亮少女敏感心智的,是文学。施洪丽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看到宝玉在史湘云面前出言捍卫林黛玉,黛玉听到后暗想:“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她被震动了:曹雪芹一个男人,写女儿家的心理这么细致入微,文学真是厉害啊。

高三时施洪丽终究辍学了,和同学李俊闪婚。两人相恋的起因,是施洪丽向李俊借阅一本小说《滹沱河》。嫁到李家,施洪丽意外发现,这是一个贫困到了底的家庭:公公卧病,大哥和兄嫂都是智障,大哥还放火烧毁了全家栖身的茅屋,李俊的身体也极差。

全家生计的重担压肩,施洪丽放下结婚时买的《复活》、《简爱》,上成都打工,后来把李俊也带去,两人在火车站广场擦皮鞋,整天低头看着旅人的脚背,生意好时,舍不得直一下腰。

生活始终拮据,几年间也没有闲钱买书。施洪丽反复读结婚时买的《浮士德》,“浮士德那么好学,孜孜不倦地求知,哪怕是跟魔鬼打赌,我就觉得这个很好。人的一生就是要努力学习,努力追求。”她把书中的德国博士,当成了精神指引。

被城管驱离火车站之后,施洪丽开始做保姆,辛苦之余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有雇主不允许她晚上九点后使用洗手间,还有人当面扔掉了她赠送的自家产的鸭蛋。不过经济上宽松了些,有了些余钱买书,涉猎多了,施洪丽动了写点东西的心思。彼时她正好在一个音乐教授家做保姆,便尝试着恳求对方,能否介绍两位懂写作的朋友指导一下自己。

教授说:“你一个穷保姆,读那些书叫人耻笑,东西你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没人看。”十几年过去,施洪丽仿佛还听得见自己的尊严和梦想碎裂的声音。似乎在他人看来,一个保姆对文学的爱就是不自量力的僭越。

几乎与施洪丽的文学梦受挫同时,家乡传来好友小玉自杀的消息。嫁人之后,不肯放下书的小玉成了乡邻口中的笑话,和丈夫拳头下的羔羊。她竭尽全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满怀期待地捧给那位语文老师看,对方评价结构不好,情节也不新鲜,没有思想,没有意义,“一堆文字垃圾。”小玉回家烧掉手稿,喝了农药。

好友弃世后,施洪丽放弃了尝试写作的念头,安心做着保姆、育儿嫂,唯一的倾诉途径是日记。她买来白纸裁开,用针线缝成本子,密密写下所见所思、阅读感受。后来这些日记都在长年的迁徙中遗失了,只保留下2010年以后的。

她坚持保留了读书的爱好,时常被相熟的同行们嘲笑。每当这时,施洪丽会想起林黛玉,“能体会她那种孤独。”看到报上的古汉语函授班广告,她瞒着身边的人汇了款,收到几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让自学。

施洪丽并不介意自己上了当,认认真真地翻开读,看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尽管丈夫就在身边,她还是感到一缕超越日常境遇的,深远绵长的哀伤。那是文学的礼物。

在与自身境遇接近的文学形象身上,她则获得一种切身的安慰。看到《我的大学》里的阿廖沙无处栖身,在四处打工的辛劳中追寻理想,施洪丽想,这不就是我吗,原来有人跟我一样。那些她无从表达的艰辛、苦闷,没有被称赞过的勇气、坚韧,都被人说了出来,她觉得,自己“不孤独了。”

施洪丽的书

被命运踩踏至底层,颠沛辗转的生活中,文学就像一根从天上垂下的绳索,让施洪丽偶尔可以攀援而上,透一口气。

在老家休养的半年,施洪丽常常会觉得不自在。村里一位老年女性经常吹嘘自己傍上过一个退休工人,趁对方弥留之际哄骗他给了自己一万元,钱一到手立刻离开,连对方的葬礼都没去参加。

“听众每次都会赞扬她聪明有本事,投来艳羡的目光。”这一切令施洪丽感到熟悉却又难以接受。

常年阅读下来,施洪丽试图同这一切拉开距离。写作时,施洪丽称自己的家乡为“蜀地”,像她喜欢的那些诗词一样,“用语一定要典雅。”“衣服,要写成罗衫;岸边,要写成江渚”,这些词藻,给她超越辛苦日常的审美感受。但这样的感受,始终无法和地理上的家乡重合。

这天又是周六,傍晚去皮村文学小组的路上,施洪丽感到右侧颈部不舒服,伸手似乎触到一个小包块。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乳腺癌转移到了颈部淋巴结?难道是时日无多?

站在温榆河大桥上缓了缓,望着脚下从无止息的逝水,她想,就当是最后一次听课,还是去。确诊患癌后,施洪丽想过,这是否和自己多年做月嫂、长期缺少休息有关,但又觉得想也无益。

2014年,施洪丽看到媒体报道,说北京的月嫂收入高。当时她在成都的生计渐渐不足以养活一家人,于是带着丈夫到来到北京,做了一名月嫂。月嫂是个辛苦活儿,一旦接下工作,就得有30-45天吃住在雇主家,行话称为“上户”。这期间,月嫂每天要给产妇做月子餐,料理孩子的吃喝拉撒,尤其是夜间频繁喂奶拍背,一天通常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施洪丽原本有个好体格,她身材微胖,说话声音宏亮,中气充沛,熬夜照看孩子也不觉疲累。但工作繁杂,每天只有二十分钟能看看手机,和丈夫通个话,没有时间读书。这让她感到恐惧。

这次回到北京近两个月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施洪丽考虑过接受朋友的建议去外地,但她舍不下文学课,“听听课,心情要好些。”不听课的日子,她翻出近十年的日记,打算从中寻找素材,写成系列非虚构故事。癌症的特殊机缘,让她第一次得以长久放下手头的尿布和奶瓶,着手编缀自己的文学梦想。

一开始,施洪丽不敢自己动笔,看到工友们记述自己经历的文章,她很震惊:我们的生活也值得书写?她向前来授课的作家袁凌提出疑问,袁凌告诉她,真实的记录都有其力量。施洪丽决心鼓起勇气尝试写作。

在老家休养期间,《新工人文学》杂志的工作人员通知她,她的一篇文章入选了某本文集,另一篇文章在杂志举办的写作比赛中获得最佳散文奖,奖品是五本书,可以自选。施洪丽要了《繁花》、《应物兄》等当代小说。

那是生病以来施洪丽最高兴的一天。对文学抱持了三十年的热爱后,在她最艰难的时日,文学给了她回馈和慰藉,让她觉得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施洪丽想起刚来北京时,去香山脚下的曹雪芹纪念馆拜谒,看到两株古老的槐树,被岁月蚀空了树干,剩下薄薄的外壳勉力支撑。当时她跟身边的丈夫感慨:“这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会消逝的,什么能让它们留下来呢,大概只有曹雪芹那样的文字吧。”

天色渐暗,我们一起出门去上文学课。一间简陋的平房,长条桌四周挤满远近赶来的工友,老师的话语不时被掠过的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淹没。这时,坐在角落的施洪丽就会挺直身子向前探,想要捕捉清晰一些的声音。

施洪丽在文学课上

这天来授课的老师是《北京文学》的一位编辑,讲新诗。听老师说写新诗要放开想象,用与众不同的形容词,标题要惊世骇俗,“比如人家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摇摇晃晃的人间”。施洪丽忍不住笑起来。

这些时候,她似乎忘了自己颈上疑似的包块,忘了生计的逼迫和潜伏体内的癌细胞,只有那些闪闪发光的词语,那些诗句,以及语言代表的那个更高远、广大的世界,笼罩了她。

毛茸茸的月亮挂在天上,晕出一团柔黄色的光。夏天到了,风里有栀子花的香气。

这正是:
纵然病害付骨蛆,自有文海纳小溪;天若自把门窗闭,品茗独弈黑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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