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如意小算盘……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6月），一股倭寇在浙江上虞县登陆。

这股仅72人的倭寇沿路蹂躏掠夺，居然从杭州北上进入南直隶，芜湖，兵临南京城下。虽然，这股流窜倭寇最终在苏州浒墅关被数十倍于己的明朝官军歼灭，但其在大明帝国内纵横无碍，累计杀伤官军4000余人的“战绩”，却透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大明帝国的国防体系已经糜烂，军队战斗力与战斗意愿之低下，前所未有，令人咋舌。

明 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大明帝国在建国之初，也曾有过赫赫武功：从击溃北元的捕鱼儿海之战，到三征麓川，明军兵锋所指之处，无不连战连捷。

这就令后世困惑不已，为何有明一代，军事实力的衰退速度远超前朝，最终一蹶不振？

一日为兵，世代行伍

如果要追溯大明 “武德不盛”的根本原因，答案很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自以为高明的“顶层设计”。

众所周知，在政治制度设计上，明承元制，元代特色的“世袭军户”制度，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截止土木堡之变前夕，明朝在册军人达325万多人，分散于总数200万以上的军户之中。

朱元璋剧照

不可否认，“世袭军户”制度的初衷，是出于朱元璋“行仁政”，“休养民力”的考虑：既在于保证兵员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普通“民户”不致因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此外，朱元璋还命令各卫所军户进行屯田，自行解决口粮，所谓“（吾）京师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从理论上看，这个措施的初衷非常有良心：由于元末长期战乱，经济凋敝，百业待兴，新兴的王朝一方面必须轻徭薄赋，休养民力，但同时西南与北部边境依旧烽烟不息，客观上也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所以必须另寻一条供养军队的捷径。

那么，这些世袭军人的来源是什么？

首先是“从征”，即“武官军士两淮中原者”，也就是在朱元璋淮西起兵后，在渡江攻取集庆之前就追随在朱氏麾下的“子弟兵”；其次，是“归附”，即在朱元璋随后统一天下过程中，先后归附的元末群雄和原本隶属蒙元的降服之兵；再次，就是“谪充”，即因触犯法律被“充军”，强行被纳入军户系统的普通民众，以及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闲散流民；最后，则是所谓的“垛集”与“抽稽”，说白了就是在“从征”与“归附”等军户数量不足的地区，直接采取从民间按户“抽(男)丁”的方式，征集“无事为农，警则出战”的乡兵。

父子兵没战斗力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导致明军自开国后战斗力急剧下降的原因，恰恰是这种死板苛刻的军户管理制度。

明代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极为繁琐严苛，在军户上管理也不例外，例如因罪罚为军户的谪充军。谪充军不仅要前往远离故土的边镇服役，通常还伴随着家产被抄没，全家随行，本人虽老迈病重也不能退伍的严酷待遇。

电影《大明劫》剧照 图为孙传庭检阅军队

明代开国功臣宋濂曾有一位女性族亲，嫁给衢州某进士，丈夫被人诬陷在狱中绝食而死，家中只剩孀妻宋氏与婆婆以及幼子，依旧被罚谪戎云南金齿卫，在途中幼子亦不堪劳顿病重而死，只剩两个女人，但军役也未获免，仍被押解前往卫所。

为了维护在营军人素质，洪武26年（1393年）颁布的《诸司执掌》中规定，军士替役，也必须以军户中的壮丁替补，严禁他人替代或以幼弱男丁应付。但是，幻想美丽，现实残酷，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的裙带式关系迅速在军营蔓延开来，不合格的男丁也可以进入营伍领取钱粮。

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老弱军士退伍，那么本人和直系家属则可以返回原籍生活，但替补的军丁连同家属则必须迅速前往卫所应征报到，于是一种荒诞剧情经常上演：军户家眷在跟随退伍军丁返回原籍的路上，经常得到消息，自己又变成了替补军丁的直系家眷，必须半路折回继续随营。

一来二去，本来就人手短缺的卫所管理机构不堪重负，只能用两种临时措施解决：1.无限延长军丁服役时间，甚至年过半百者依旧在营 ；2.替补时直接从军丁在营家属中随选，哪怕年龄甚幼，体弱不堪也无所谓。

更糟糕的是，随着明代中期边患的加剧，各边镇需要维持一支随时能够作战的野战军“营兵”，来对入境的北方游牧部落做出快速反应。理论上，营兵需要从各卫所中抽调精壮，但一来士兵逐渐畏死惧战，二来卫所军官希望精壮之兵留为己用，所以造成入选营兵的军丁反而尽是老弱病残，或无钱贿赂上司者，造成营兵战斗力严重下降。

事实上，明朝边患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另外，由于明代有军户免除杂役的优待，所以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不少普通百姓不惜行贿疏通转为军户，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人口密集地区如苏松一带：“或写名而顶替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且如淮安两卫，苏州充军者不过数名，今者填街塞巷，开铺买卖，皆军人家属。”军户数量的急剧膨胀，并没有带来足够合格的兵源，反而使明军自中期之后的“人力资源桶”质量进一步下降，所谓“白面书生有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虚费钱粮”（范济《诣阙上书》）

由于传统军户壮丁组成的官军素质良莠不齐，战斗力下降，对于边防各镇将官统帅来说，在体制框架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采用饷粮分级制，力图在自己手中掌握一支相对待遇优厚的精锐“私兵”，作为亲兵保护自己安全，并在战场决定时刻投入战斗。这些“私兵”或”家丁多为募兵，比如在萨尔浒之战中战死的明末名将刘綎，麾下就有“家丁”736人。

雇佣军和私军逐渐成为明军的中流砥柱

根据记载，这些“家丁”装备精良，来源五花八门，包括西南苗蛮部落勇士，暹罗人，来自日本的鸟铳手，乃至在澳门受过葡萄牙人军事训练的马六甲土著：“倭刀盔甲及虏中器仗，靡不精利毕具………家丁则合南北倭苗夷虏，靡所不有；黑獠鬼面者，入水不濡”。

当然，明代朝廷对于将领豢养私兵，也十分忌惮，但又拿不出替代性解决方案，只好一面限制数额，一面默许，根据《大明会典》记载，嘉靖一朝规定：“令京营将官有曾任边防者，每员准家丁二十名，每月给米二石，仍给犒赏银五两，于太仆寺马价或本营子粒银内动支。”

自给自足？愿景美好现实残酷

接下来，再看看朱元璋军户制度设计中最为自豪的“自给自足”模式，也就是屯田制。

明代军队军饷来源主要有三块：首先是军士屯田生产的屯粮；其次是百姓缴纳并输送到指定卫所或者仓库的税粮；最后还有从中央财政收入中划拨的钱粮。

一般认为，屯田粮，是明初至中期明代军饷的主体。

但根据各种文献史料来看，“扛起锄头种粮，放下锄头打仗”只是朱元璋这位开国君主的美好愿景，明代中期之后，就发生了屯田制度逐渐瓦解，屯粮产量急剧下滑，军队日常补给依旧要吃“财政税收饭”的尴尬境地：“屯田渐驰，屯军亦多掣回守城，边储始唯民运赖矣………故岁用往往不敷。”

明代各时期山西军屯总额表

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这种通过将常备军士兵转化为自给自足小自耕农进行驻屯的模式，朱元璋不是首创。然而问题在于，军户身份等于把军人从第一代开始，世世代代以固定身份锁死在这一小块耕地上。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农民的问题就在于人多地少，每户粮食产量极为有限，平时勉强维持收支平衡，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导致农业粮食产量极端波动，就无法糊口，再加上军屯粮的税收远高于一般民田，所以军户除了抛售土地逃荒改业之外，别无他法。

上图：九边各年节欠比例表；下图：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七年九边节欠图

即使卫所屯田所在地区经济繁荣，土地肥沃，军屯户的处境也和普通农民一样，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趋势便不可抑制。继而导致朝廷可掌握的实际“军户”和每年能够收缴的军屯户赋税“子粒”越来越少，更多的土地和农业粮食收获落入了豪强地主和高级军官之手。

除此之外，为了统一管理军户户籍人口，各地卫所还要编辑军户户口名册，作为管理的基础。不过，如同丈量土地的鱼鳞册和统计民户人口的黄册一样，地方政府与卫所无力定期对辖区军户做细致的“人口普查”，导致军户户口册的数据迅速脱离现实，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掌握的百万军户，只存在于统计账本上。

作为对策，户部要求落实军屯户对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并鼓励其开垦荒地，试图以此阻止剩余军屯户继续逃亡，鼓励其生产积极性。然而这种政策并没有什么效果。边区土地贫瘠，气候不利于农业耕作，即使是新辟土地，产量也无法保证。而在内地，工商业发达，市井兴旺，军屯户则更无心农事，粮食产量下降得更厉害，军屯土地往往直接被卫所出租给当地农户，或者直接卖掉。

根据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中的统计，明代洪武初年，全国军屯户受田达到8900万亩，出产粮食“子粒”达到2300万石，几乎与明朝初年收取的全国田赋相当，然而这个数字很可能不可靠，因为其他资料表明，朱元璋本人也说过，许多军屯田户出产的粮食“不足供半岁之食”。

古代军屯

另外，由于土地不算私有，剩余粮食必须上缴，很多军屯户的生产积极性也无法提高，宣德年间，户部就曾上奏，屯田军户每十人，一年出产的粮食不过数百石。到了1487-1504年全国军屯户子粒收获为270万石，到了1505到1518年，这个数字就锐减到170万石左右。

实际上，1570年户部前往清查九边军政屯田，发现大部分田土和军户只存在账面上，到实地一看，则是土地抛荒，完全没有屯丁耕作，很可能这些军屯户早已经逃亡改业，统计簿册上的只是一些“死魂灵”。

而卫所军官则迅速发现，与其尽忠职守，向上回报军户逃亡实况，不如隐匿实情。

因为前者只能导致上峰责罚，自己还要承担寻觅壮丁填补空缺的苦差事，而后者却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吃空额，私吞军饷，甚至有军官为了吃空额，开始无故虐待迫害军士，逼其逃亡。

当然，对于相当一部分军户来说，逃亡并不划算，因为这意味着从此成为带罪的流民，因此一种充典门面的“买闲”现象应运而生。

所谓买闲，就是士兵定期向军官缴纳钱财，以换取保留军籍，钱粮照领，但不在营区居住，另谋取生计的自由。同时，军官则从士兵孝敬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雇佣乞丐流民病夫，在上司检阅点卯时敷衍虚应。

明代安顺屯堡分布图

当然，即使军士们努力种田，把有限的青春奉献到给无限的卫所屯田事业中去，另一个直接的致命后果就是它严重挤占了作战训练的时间，使得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

明代中期之后，军屯户已经彻底自耕农化，与原本的“武士”身份渐行渐远。有鉴于此，明宣德朝后，随着军户制度日趋瓦解，募兵逐渐成为了明代正规军的主力，虽然让明军战斗力有所回升，但导致军饷开支进一步膨胀，给大明帝国的脖子上又套上了一块沉重的磨盘。

工资缩水还欠薪：请叫我最悲催军队

更糟糕的是，逐渐作为士兵军饷主要来源的税粮，其发放也逐渐遇到困难。

这是因为朱元璋早早为明代财政管理定下了一种琐屑死板，缺乏通盘考虑的基调：南京和京师的卫戍部队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补给，内地省份的卫所军队由当地州县负责补给，而北方边境军镇的口粮则是部分自己生产，部分接受来自全国的补给。

明万历十五年驿路图

如果画一张图，我们就会看到当时明代疆域内，布满了密密麻麻极为复杂且互相交叉的各种短途补给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实行统一管理，也更不用提什么效率。

宣德年间，外放河南的户部侍郎王佐上奏，宣称长途捐输，百姓疾苦，卫所军官中饱私囊，建议卫所军粮管理权转移到所在地布政司手中，由布政司负责与卫所交接军粮，免除百姓长途运输之苦。然而，由于明代官僚系统总体上的效率低下，造成地方行政系统接手后，卫所军士的饷粮拖欠愈演愈烈。

比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居然发生了河南陈州军士上奏朝廷，哭诉已经超过两年没有支付月粮的奇葩状况。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北方边镇要地大同，河间，沈阳三卫的军人也上奏“告饥”，声称自正德七年（1512年）以来，已经13年没有支取过应发的军粮。

在这种情况下，各卫所军队的将士没有造反，仅仅是逃亡已经算得上良心举动，还能谈到什么战斗力？

明《平番得胜图》局部

月粮不能按时发放，已经属于大忌，更糟糕的是，大明朝廷还要克扣。

早在大明立国之初，由于北部边境的频繁用兵，导致卫所数量迅速增多，兵额膨胀。另外战争技术的革新和演进，进而导致军队预算膨胀：从15到16世纪，火器的使用逐渐广泛，大型铸造火器需要更加复杂的工艺，更多的原料，铅弹也逐渐升级为铁弹。另外如炮车等附属装备，也需要专业的工匠来制造，这使得边镇的军事装备开支较之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有了飞速膨胀，而明朝死板的财政和预算体制无法应付。

处处要花钱，但收入有限的明政府只能在军士每月的固定工资“月粮”上打起了主意：月粮粮米不再全额发放，而是部分折钱。边镇地区骤然输入大量货币，于是引发通货膨胀，军饷购买力急剧下降。但大明朝廷还不知足，继续削减军士每月用于置办戎服军装的布匹棉花赏赐，明英宗干脆下令“守城军给冬衣棉花，下屯者不给”。

1569年，兵部尚书谭纶指出，纸面上全国兵员定额大概是3138300人，但实际上可能只有84万5000人。抗倭战争时期，原有南方各省卫所已经凑不出足够的军队来作战，故而不得不采用了募兵制，费用也来自地方筹措，称为“提编”。

到了万历三大征时期，募兵已经成为明朝军队的主力，另外由于外来白银的流入以及物价上涨，军饷也必须用白银来支付。根据统计，即使明朝全国军队维持在84万5000人，那么所有开支就需要超过2000万两白银，军费超过了明朝全国年度总收入的一半，显然是无法解决的。

明 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明（南）军士兵的装备头巾 + 紫花布甲

终于，当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大明已经没有力量去应付这个全新的劲敌。

1619年，名将熊廷弼出任辽东督师，沉痛地发现麾下明军的情况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

所以说，大明帝国整个国防体系的崩坏，与军队战斗力的迅速瓦解，是明代保守僵化的整体“顶层制度设计”的侧面体现与必然结果，一代代忠臣良将的努力，也只能延缓最终结局的到来，而无法彻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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