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梦想，是活着……

哪还有什么勇气临摹“梦想”二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完成每天的任务。活着。

“爸爸妈妈请不要自责……我知道你们很爱我。希望以后没有我了，你们也要好好活下去，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

那是2020年正月初五。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武汉，疫病正蛰伏在我们周遭，偏是这个时候，我的抑郁症复发了。我当着父母的面把遗言录在了手机里。他们沉默地听着，表情痛苦，但一言不发。

第一次确诊中度抑郁症是2017年，我靠着阅读和健身熬了过来。

复发前一个月，我刚结束第二次考研，备考期间一切顺利，自认为快痊愈了。回家前我坦然地记录下过去两年多的患病经历，给几个自媒体投稿，决意向过去彻底告别。我甚至想着这次过年一定要和父母多出门走走，去亲戚家也不要摆一副臭脸。总之，要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活泼一点。

然而，疫情的爆发改变了一切。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像是飓风过境，街上的一切被扫荡得干干净净，无法想象这里曾经人山人海，灯火辉煌。一打开微博，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涌入眼里。

除夕夜，父母试图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氛围，但我的心情仍异常沉重，还有种不祥的预感。

从正月初一开始，我失眠了六天六夜。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头皮发凉，像有双手要把我的魂吸走，耳边飘荡着一句恶狠狠的诅咒：“这次你一定会死。”我当时感受到的恐惧也许是普通人的100倍。

为了寻求心理安慰，我和妈妈去诊所拿了一点药，但并没有什么用。我开始产生轻微的幻觉幻听，想象自己被一群医生护士五花大绑，他们把我当成疯子，逼我吃各种奇怪的药，对我进行电击。父母也把我抛弃了。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抑郁症复发，唯一的选择是去医院。但屋外疫情闹得正凶，医院并不安全。

我变得迷信，强行把所有巧合联系在一起。我想到去世多年的奶奶和病重的爷爷，是不是他们两个老人家在埋怨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回去看看他们？正好那时联系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建议我先去看看生病的爷爷，拜拜老人家。只是车开到一半，我们才知道去往老家的路早就被堵上了。

等到在北京学中医的表弟骑着摩托车来到我家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只能吃一点流食。他给我针灸，效果甚微。父母在家里走来走去，想让自己忙起来，可那慌慌张张、不知所措的样子让我更加难受。那天晚上，身体积蓄的悲伤像洪流般忽然爆发，眼泪一行行往下流。我断断续续挤出几个字：“我爸想让我死”。然后嚎啕大哭。

我爸懵了，脸像核桃似的痛苦地皱在一起。

第六天，我呼吸微弱。120急救车进不来，我爸又给市里的精神治疗中心打电话询问能否住院。所幸这家医院暂时没有接收新冠患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临走前，我拿镜子照了照，发现几天不睡觉，我连黑眼圈都没有，瞳孔周围是一圈红色光晕，那一刻我想到“回光返照”四个字。

从家到市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把头枕在妈妈腿上，嘴里自言自语，听不清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我把自己想象成死神和预言家，对着坐在对面的医生疯言疯语：“疫情永远都好不了，世界末日到了，每个人都要死。”

随后，我被父母拖着去了住院部。进入病房，我迷迷糊糊看到有个50岁左右的妇女。她的脸很粗犷，像个男人，更准确地说像我爸我奶和我姥的结合体。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来到了地狱。在床上躺下后，眼睛完全睁不开了，而脑袋沉得像一口大钟，耳边响起一团乱糟糟的声音。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从卫生间旁边的小小窗口望出去，是一方阴暗的天空。我瘫在床上，像被水打湿的一团泥巴，有劲儿却使不出来。

但我知道自己活过来了。

妈妈睡在我旁边的床上，待她醒后开灯，我才意识到昨晚看到的那个妇人也是一个病人。妈妈扶着我下床洗漱，爸爸从外间走进来，温柔地摸摸我的脸。他们安慰道：“没事了啊，我们到医院就好了，爸爸妈妈都在这里。”

吃完饭后我重新躺回床上，听到电视机里的新闻主持人结巴了，用词不严谨，充满口语化的表达。幻听又来了。我陷入发呆的状态中，无法思考，像一台机器机械地等待着别人的指令。

作者每天要服用的药

刚开始吃药时副作用很大，在走廊上站一会儿就觉得腿像灌了铅，心跳加速，喘不上气，脑袋一阵阵发晕。而且中午一定要休息，这种“困”不在正常人的休息机制内。我一面觉得整个身体像一团被揉皱的纸，一心只想舒展开；一面又觉得有双无形的手使劲地挠着脚心。我甚至怀疑毒瘾发作就是这种感受，唯有睡觉才能让我解脱。但每次睡醒也很难受，睁不开眼，要花上好几分钟才能适应周围的光线。

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慢慢好转，常常在吃完中饭后和妈妈一起在医院里散步，也算是重新认识了“精神病院”这个被外界妖魔化的地方。以我所在的这个医院为例，门诊部在前，住院部在后，住院部有好几栋，我住在悦心楼，这里的病人一般症状较轻，可以自由活动。一间病房住两人，还有多余床位，是免费为陪床家属提供的。附近还有一个羽毛球场，偶尔能看到有人打球。

我住在三楼，时间长了基本上都认识。同住一屋的阿姨白天喜欢去隔壁病房串门或者下楼散步，晚上会和我们坐在外间看电视，然后刷刷手机里的搞笑视频。她过年期间就住在医院，老公和孩子有时会打电话过来。

有一次我和妈妈去食堂打完饭回到悦心楼，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大喊大叫，几个医生和身旁的家属都试着拉他起来。整个下午，他一直在走廊自言自语，时不时砸下椅子，闹出特别大的动静。两天后，他转去了隔离病房。

那是专为病情严重的病人所设。有时散步经过那里，我都能听到他们对着窗户大喊大叫，甚至唱歌。医院的绿植面积比较大，适合养心，医生会在固定时间带着隔离病人出来放风。

住进医院后我不再担忧疫情，只专注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说，医院是我的一处庇护所，在这里我非常安全，我就是一个病人，外面的世界与我无关。我每天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睡觉，还有发呆。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记忆力也远不如前，所有费脑的事情都做不了。

我由中度抑郁症确诊为精神分裂加双向情感障碍。

主治医师李医生隔两天便来问问我的情况，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有一次，他带来一个女助手，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因为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他让我先和助理姐姐沟通。当时我心里非常排斥，因为并不想再把过去的事重复一遍。助理姐姐说了很多老生常谈的道理，但胜在耐心与温柔，我们像朋友那样聊天，住院以来我还从未如此敞开心扉过。

后续和李医生的对话我大部分都忘了，只记得他说：“以后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和父母牵扯在一起，你该工作工作，该恋爱恋爱，也别把这个病太放心上。”他肯定了我对父亲心理不健康的看法，认为父亲是偏执型人格，但随着年岁渐长会慢慢变好。

偶尔，我会想起考研的事情，觉得这次发挥不错，进复试应该没问题。但查到成绩时，还是傻眼了。我强作镇定地告诉坐在一旁看电视的父母，话没说完便哭出声来。他们一直安慰我“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儿”。事实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成绩并没那么重要。我之所以哭，除了伤心外可能还有表演的成分。我必须要表现出这个样子才对，倘若不哭不闹一脸淡定就太反常了。

几天后，爷爷去世。第二天一早，我爸和表弟准备开车回老家，临走前妈妈对表弟说：“记得替你姐磕个头。”我的鼻子一下酸了。当时疫情没有减轻的迹象，各地都加紧了管理，整整一天我都处在“爸爸可能回不来”的忧虑中。

那天我还和妈妈去了医院对面的草莓园。沿路走着走着，情绪就上来了。就是这个普通的傍晚，我心底充满了恨，咒骂着自己像个废人。而妈妈紧紧搂着我，带着哭腔乞求我别再想。

爸爸顺利回来了，还从家里带了些日用品和换洗衣物。我看到他的眼睛红肿着，一脸憔悴，却强打着精神对我宽慰地笑笑。我忽然泛起一阵怜悯，那一刻，他于我而言是一个刚刚失去父亲的人。

医院的管理一天比一天严格，不再容许病人和家属随意走动，护士会在饭点直接把饭送来，需要什么日用品也是去一楼登记，买好后等待电话通知去取。很快，医院开始“赶”人了。这里即将接收新冠患者，我所在的这栋楼除了没有家属陪伴的隔离病房外，其他人都要在三天内出院。

把整理好的行李搬到车上后，我像一个月前离开家那样环顾一圈病房，竟然有些舍不得。回家后我的情绪还是不太稳定，每个月都要去医院验血，做心电图，所幸没什么大碍。

5月，吃药带来的副作用几乎消失，情绪渐趋稳定，睡眠质量也好了起来。我申请了一个自媒体，考出了驾照。9月，我在长沙找了一份比较轻松的编辑工作，薪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2021年元旦，我辞职了。半个月后，我又找了一份主播的兼职。

好朋友曾问我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我一时语塞。毕业一年多一无所成，既没考上研究生也没挣到钱，还要时刻提防着抑郁症的侵扰。我哪还有什么勇气临摹“梦想”二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完成每天的任务。规划五年、十年后的图景，那对我而言一点儿都不现实，不确定性随时随地都会上演。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坚信。

这正是：
心锁樊笼在鹿柴，坊前芳菲久不开；风动清波光入海，门开花彩春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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