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博士《致谢》刷屏，命运还能被教育改变吗……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一篇博士论文的致谢部分在网上引发巨大讨论。作者用朴实的文字回顾了自己从小山坳走出，一路走向本科、博士，最终在腾讯工作的故事，其中展现的难为常人忍受的艰苦和所蕴含的真情实感令人动容。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近半年来，关于“教育内卷”的争辩拉锯战开展得旷日持久，以至于它的硝烟似乎蔓延到了舆论场上的每一个角落：千万元学位房、天价补习班、夫妻一方辞职带娃……

这些问题如同伴随着“教育能改变一生命运”美梦而来的梦魇，困扰着无数父母、孩子及家庭。

“从山区走向大厂”的美好叙事，与并不能称得上美好的现实相对比，我们似乎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必须非常、非常地努力，才能实现一代人“阶级跃升”的梦想，教育带来的“阶级跃升”，代价是否必须遍体鳞伤？甚至于，“教育”这块敲门砖，是否对部分人来说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1.
教育不仅仅是观念，
而是实打实的经济差距

如果要把孩子送进全市最顶尖的小学和初中，需要父母拥有多少资产？

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以深圳为例，根据房产中介网站上的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下半年，深圳市福田区百花片区的房价已经突破20万每平方米的大关。

也就是说，任何一套三房一厅的家庭住房，只要附带周边市直属重点高中和区重点小学的学位，即所谓的“学区房”，总价动辄可达千万以上。

而对比上一年，深圳市统计局官方发布，深圳市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仅为10646元，并且，常识告诉我们，这一数据还囊括了当地腾讯、华为等高收入“大厂”企业的薪酬状况，这一庞大的数字，让那些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面对“优质基础教育”的高山望而却步。

值得一提的是，升学的成本并不仅仅在于学区房支出。就算不购买学位房，而是通过参加尽管被明令禁止，但各大重点中小学仍然乐于组织的“面谈”、“体验营”来获得价值千万的学位，补习经费的支出仍然是一笔完全无法省去的开销。

如今，在省会城市和教育竞争激烈的地区，不参加补习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少。补习教育渐渐在义务教育的外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帝国。根据搜狐财经报道，作为K12教培领军者的好未来（旗下拥有学而思、智康1对1等教育品牌），截至2019年2月28日，已经在全国56个城市的676个教学点中坐拥近1400万学生。

仍然以上文提到的深圳为例，当地的学生及家长们往往偏好在校外提前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科目，每课时（3小时左右）的补习费用普遍达到300元以上。

假设一个普通学生每周只选择语数英三项科目进行课外补习，那么，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每月仅仅是补课费而不包括因此产生的通勤、伙食费用，就已经达到了3600元。而这一数字，是深圳市在岗职工人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种种计算似乎在无情地向我们证明着一个事实：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进入顶尖中小学的概率，几乎为零。

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家境更优渥的父母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孩子送进补习机构。在竞争高度白热化、竞争意识已经占领了整个社会的今天，这已经不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实打实的经济差距。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在过往的时代浪潮中激流勇进或者与其失之交臂的一代人必然将目光投向他们身后千禧一代的教育问题。

《冬冬的假期》

拉夫特瑞提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解释了这一现象：教育规模的不断增大并不能影响人们对教育机会的获取。当人们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超过了社会的总需求时，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并不能减少，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求各种方式，使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最大化有效维持。

而卢卡斯则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不平等理论。当教育数量均等在某个层级实现以后，应该考虑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处于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家庭无论怎么样都会努力确保他们自身或者其子女获得教育的优势，即便某一层级的教育完全普及，他们也会在确保教育数量的基础上，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

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们总是偏向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当地的“名校”、“实验校”。尽管在大部分地区，义务教育已经全面铺开，但这并不能改变学业竞争在小学中，甚至是幼升小阶段就已广泛产生的趋势。

在今天，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已经极为严峻，贫富差距在一片片土地上划出沟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焦于一个沉默的事实：改善下一代的教育已经成为他们维持自身阶级优势或改变现状的最终并且唯一的方法。对于那些意图在社会中获取更多资源的竞争者来说，“内卷”成了他们不得不走的道路。

2.
“给穷孩子一个机会”，
还是渐行渐远？

当“内卷化”这个社会学理论被引入教育界之后，基于教育学立场的批评的意义也在被不断消解，在一个将“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奉为圭臬的社会当中，对过度竞争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指责已经毫无意义。

作为一个全社会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它不仅没有保持维护教育公平的初衷，反而扩大了教育不平等的趋势。教育内卷化，是否也和困住外卖骑手的系统一样，作为东亚教育制度的共同弊病，“浪费了太多生命？”

事实上，教育领域内恶性竞争最岌岌可危的问题在于，置身局外的人们往往将其视作“物竞天择”的正常竞争，认为在学业时期，学生必须承受求学的困扰。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场竞争已经愈发不受控制。陷入这场饥饿游戏的每一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仿佛受困于一个庞大的齿轮之中，难以挣脱。

同时，为了避免基础教育全面应试化，在许多地方，体育课也必须布置作业，要把文化课的作业减下来，体育课作业加上去，这样才能够确保学生掌握运动的技能，并呼吁将体育在中考中占据的分值逐渐提升至与语数英等传统主科相同。

全国各省市随即迅速出台相应的新中考政策，将学生的视力、体重都纳入了考核范围。

“素质教育”这个词语在今日的舆论环境下变得声名狼藉，它似乎已经成了让所有学生和家长闻之色变的一场梦魇——它不仅象征着难以捉摸的评价体系、更沉重的学业负担，还代表着更加高昂的教育支出。

在以往，把手伸进学生家庭钱包的，再不济也不过九门科目的补习费用，而现在，就连视力康复和体重控制，也成了升学的成本。

面对如此现状，许多不甘愿陷入“内卷”的人开始呼吁“应试教育”的回归。在他们眼里，只有真正回归唯分数论的教育理念，才能让普通人的孩子公平地参与竞争。

今天，素质教育几乎沦为了一个让人苦涩的“笑话”。它的神话在“衡水模式”的冲击下似乎已经轰然倒塌。我们真的没有另外一种选择的权利了吗？中国的教育除了衡水模式以外，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吗？

《冬冬的假期》

前文提到，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中国课外教育的吊诡之处在于，参加课外培训的主力军并不是那些在学业上落后的学生，而往往是学有余力，希望在课外学到更多知识以在考试中得到好成绩的上游学生。

然而，人为制造的教育资源差距并不仅仅是由那些处于社会顶层的父母“内卷”造成的。在整个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一种被称为“抽水机式”的基础教育模式业已形成。

借助政策倾斜，上一级的学校往往在招生、师资等方面较下一级学校有更大优势。举个例子，市直属学校在全市范围内的选拔考试中，往往拥有比区重点更高的分数线，这也就意味着，区重点大多只能招收市直属学校“吃剩”的学生，而最基层的区属学校，生源情况当然更加不如人意。

许多以衡中、毛坦厂为代表的“超级中学”，获得了大大超出通常比例的教育资源，这无疑加剧了教育领域内的“马太效应”，即穷的越穷，富的越富。那些寥寥无几的重点中学坐拥着整个市甚至省范围内的教育资源，与之相匹配的师资力量当然也水涨船高。

掌握社会资源的家庭往往在此时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小道消息、人际关系，在教育局明令禁止的“幼升小”、“小升初”选拔中隐秘地提前拿到一张象征着光明未来的入场券，而其余的普通学子则用大量、重复的学习和做题来弥补他们与前者的差距。

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内地城市，有相当一部分家境贫寒的学生群体，在进入名校的机会减少、上升通道并不通畅的现实面前，期待通过“苦读”改变命运。

面对这样尴尬的现状，我们当然不得不承认，尽管剥夺了学生“素质教育”的权利，但确实给他们换来了一个亮眼的高考成绩。

但是，面对着“高考移民”丑闻的不断出现和有钱的外地学生逐渐挤占本就不多的教育的趋势日渐走高，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这些超级中学真的在给当地的贫寒学子带来阶级跃升的可能吗？

还是说，他们已经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考试工厂”，却仍然站在保护阶级流动性的道德制高点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呢？

根据界面新闻《争议中的衡水系“超级中学”：择校大战蔓延至“小升初”》报道，一所超级中学分校的借读学费已高达每年13000元，且不含住宿等其他费用。同年，另所分校的招办则公开称，该校最低分数线入学的学生，学费为每年36000元，远超其他私立高中。

这不仅仅只是个例，即使已经是看似最能“改变命运”的教育模式，已经与当年“给了穷孩子一个机会”的呼声渐行渐远。每年数万元的学费，虽说离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教育开支仍有所差距，但也恐怕离“穷”字越来越远了。

3.
出身不一定决定命运，
但决定了改变命运的难度

到了高校，这一场艰难的厮杀也并未结束。尽管今天，高等教育似乎同基础教育一样在中国全面铺开，高校在一声令下纷纷大张旗鼓地合并、扩招，高考上线比例也年复一年地激增。

但是，大学生难就业的问题仍然充斥着当下的新闻媒体，在就业困难的今天，清北硕博也开始走下“top2”的神坛，几乎成了一线城市顶尖中小学招收教师的“底线”。

就在前段时间，深圳、北京的数所学校发布了完全由国际一流高校和清北硕博组成的新入职教师名单，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在感慨的同时，也令人无奈。

获得学位远非教育的终点，在《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中，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说，“你一生中要做对很多事情……才能在应聘这份工作时有竞争力。如果你来自未得到充分代表的群体（文中指资源很少的穷人），那么需要做对的事情呈指数级增长。”

《出身》中还揭示，人们喜欢仅用个人抱负和能力来解释命运的差异。但研究表明，收入较高且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传给下一代，使他们在获得学业成功和高校入学竞争中领先一步。

学者常把这三种优势看成“资本”（capital），因为每一种都可以兑现为获得符号性或实质性回报的途径，比如获得有声望或高收入的工作。

金钱只是很小一部分原因，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地位和范围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会关系能为孩子提供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途径。例如，处于较高阶层的家长可以通过便利地获取到信息，知道学校里哪些老师最好、哪些项目可以加分，并能够走这些“捷径”。

《平原上的摩西》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个从山区里走出的孩子，能竞争得过从小学习少儿编程的大城学生，进入腾讯AILab一类的大厂工作。“读书改变命运”的箴言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当中逐渐褪去了梦幻的色彩。

随着上升的渠道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狭窄，看似公平的竞争，却实则成为精英自我复制的助推，以及其他群体向上流动的壁垒。

把超级中学捧上神坛的寒门子弟们突然发现，通往“阶级跃升”这块应许之地的大门已经越来越隐秘地开始关闭，那么，谁又一定能成为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呢？

买不到天价学位房的家长仍然在为了一个公立普高的学位四处奔走，“小镇做题家”们的共同悲欢，也为教育神话的胜利带去了一抹灰色的疑窦。

当然可以说，这位国科大博士正是一个佐证“教育改变命运”的例子，确实，和过去一样，还是有少量人流进或流出精英群体。这样的流动呈现出一种形象，仿佛进入精英群体的通道是具有渗透性的，使选拔看起来不带偏见，依据的是个人能力而不是社会出身。

这同时也形成了对不平等的容忍，因为它制造了一种认知，即精英的顶层位置是理所应得的，许多话语常常意识不到背后制造不平等的机制，而将其与个人能力混为一谈。尽管存在这些少数的例外，且流行叙事对此不吝赞美，但在现实中，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登上经济阶梯最顶层的情况愈发少见。

另一边，我们也从这封自述信中，看到这种“阶层流动”奋斗背后的挣扎、不易和伤痕累累，《乡下人的悲歌》作者J.D.万斯也可以说是一名成功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但他却在这本半自传体的书中详细记录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会对穷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他回忆自己的过往时表示，自己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带有许多幸运的成分，“回顾过去，跃入眼帘的是诸多变量如何恰到好处地一环扣一环，为我创造机遇。”

尾声.

在《乡下人的悲歌》结尾，万斯写下了这样的思考：“我们不能单纯指望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你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也许你可以从点滴做起，帮助边缘人群。”

除了呐喊、讨论、发声和推动变革，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教育、奋斗、工作，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切身选择。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不管是“劝人奋斗”，还是“劝人不奋斗”，都可能只是空洞的口号。说到底，并没有一颗能适配所有人的万灵药。

正如《出身》所写，“出身不一定决定命运，但决定了改变命运的难度”，在看似越来越让人绝望的当下环境中，也不等于说，我们就一定要以消极的目光看待生命中无穷无尽的竞争。

而是说，与其被不怀好意的焦虑营销所裹挟而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心平气和地面对明知毫无意义的厮杀；与其为了追求出类拔萃，而撞得头破血流，最终心灰意冷，不如回过头，在不得不经受的教育体系中，去尝试、去寻找，也反复地去回溯、去扪心自问，思考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在看理想主讲人周轶君看来，消除焦虑的办法，就是把未知变成已知。打开视野，多了解之前不知道的，心情自然放松起来。

作为一位家长，周轶君如此思考：“我们或许无法去到所谓最好的学校，又或者无法马上改变身处的社会，但有些方法是可以在家庭中实践的。

我们必须不断了解外界的变化，寻找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方式方法。缓解后，家长可以稍微松松应试教育的缰绳，不要设想自己可以通过深度的参与、计划、管控、安排，从而确保孩子拥有一个高物质生活。家长不必对这件事负全责。”

《一日谈》ep3《教育》

谈教育的这期《一日谈》结束后，主持人李厚辰写下自己对高考和教育的思考。在他看来，即便解除了应试教育和未来工作的忧虑，也并非意味着人生中所有忧虑的结束。

“对应试教育担忧的解除，不是一切担忧的停止，相反，那是一个更宏大的担忧，不仅是对子女的担忧，也是父母师长对自我命运的深切忧虑。说到底，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我们一起，共同克服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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