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麻风病人的相爱……

2010年，在东莞理工读大二的翠屏，偶然来到泗安岛上的麻风病康复村做志愿者，由此结识了岛上的老人们，并为他们写下了一个个故事。
今天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肖东和阿好两位老人，他们从搭伙过日子到真正的相依相守，青春、爱情与衰老的记忆都生发于此。也许读完后，你会触摸到麻风老人在饱受歧视的岁月里，温软且坚韧的内心。

我在梁叶芬家吃饭，肖东打电话让我过去。

肖东和梁叶芬都是住在金菊福利院的麻风康复老人家，也不知道以前两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反正就关系很差。我两边都不敢得罪，只好吃到一半小小声跟梁叶芬说我要走了。幸好梁叶芬大度，他挥一挥手：“你去吧。”

端着半碗米饭，我走进肖东的房间。肖东和他的老婆阿好已经坐好在饭桌前面。肖东有点不高兴的样子，阿好安慰他：“翠屏刚才只是应酬。”

这两家的菜大大不同，刚才那边的菜就像农家餐厅，一大盘一大盘的，实实在在；这边就更亲切些，桌上摆着蒸排骨、白灼虾，还有一碟蒜蓉炒青菜——简简单单的，又花心思搭配过，就像普通的东莞人家庭。肖东和阿好都是东莞本地人，他们一个是麻涌镇的，一个是石龙镇的，因为年轻时候得了麻风病，现在一起住在大朗镇这个麻风康复村。饭桌旁边摆着一个紫砂锅，肖东喊阿好给我盛一碗汤，一看，哟，里面还有高级的海参。

他们生活还挺讲究的呢。

肖东和阿好在房子前乘凉

我是2010年认识肖东和阿好的。金菊福利院最后一排房子叫“夫妻房”，肖东和阿好就住在这排房子的最后一间。第一次走进他们房间，我很吃惊——这真的是快80岁老人家的房间吗？四面墙贴满五颜六色的风景画，热热闹闹的；最显眼位置挂着一个玻璃相框，里面有肖东在旅游景点拍的纪念照片，也有两夫妇抱着小狗的合照；客厅中央甚至摆着一个玻璃柜子，里面琳琅满目塞满各种各样地摊风格的小公仔。有俄罗斯套娃，有毛绒动物，居然还有一只拉黄包车的喜羊羊，一装上电池就拉着美羊羊和懒羊羊一圈一圈唱着歌跑过来跑过去。

这些公仔，是肖东每次出去旅游给阿好带回来的礼物。肖东喜欢旅游，他就自己翻报纸去找旅行社的广告，选好路线了，再打电话过去报名。肖东不像很多麻风村的老人家习惯把自己封闭在村子里，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曾经得过麻风病就需要躲躲藏藏。早年为了生活要劳动没有办法，现在生活好了，趁还走得动，他想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一遍。只是可惜，阿好已经不方便走路了，最多只能拄着拐杖慢慢慢慢走出门口晒晒太阳。肖东知道阿好最喜欢这些新奇有趣的小玩意，于是走到哪里都想办法给她带些回来。

这一柜子的公仔，就是这么来的。

一柜子都是肖东收集给阿好的玩具

可是肖东说，最开始他跟阿好在一起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

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们住进同一个麻风院隔离治病。

入院之前，阿好有过一段婚姻。她有一个儿子，儿子3岁的时候，丈夫病死了；儿子5岁的时候，阿好发了麻风病。担心连累小孩，阿好主动离开家乡，申请到泗安医院隔离治疗。

阿好入院的时候，肖东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年。肖东是自己开电船来的，他16岁那年就发了麻风，眉毛全掉光了，脸上长了一团一团的东西，肿得像猪头一样。那时候他跟养父母住在一起，邻居都害怕他、排斥他，他不愿忍受歧视，就一个人开了条小船在水上生活。他在河上“拿鱼拿虾”，然后托其他渔民拿去卖，平时吃饭睡觉都一个人在船上。后来攒够钱，他换了一条电船。问他为什么入院，他说：“我拿鱼虾的时候偷偷上泗安岛看过，知道这里好。如果住了不好，我还可以偷偷走，我自己有船嘛。”住进麻风院一段时间，他安下心了，电船也不需要了，就卖给附近认识的一位渔民。

年轻的时候肖东跟一个师傅学过做建筑，进到麻风院，他开始担任院里农业队的建筑分队队长。也就是这个时间，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张献在做香蕉分队的队长，刘大见在另一个分队里养鹅呢。建筑队要人做杂工，肖东就组织院里17、18岁的年轻女子来帮忙，让她们赚一点工分日子好过一点。阿好入院没过多久，就编进了肖东的建筑分队。

不过接下来的几年，他们还没有什么交流。

药物治疗起了作用，肖东的脸消了肿，皮肤松弛下来，满脸都是皱褶。泗安的医生帮他做了整容手术，把松松垮垮的皮肤拉到耳朵下面的位置缝起来，肿大的耳垂也做了切除手术。1969年，肖东麻风病完全治好，他可以出院了。同一时间，阿好的麻风病也治好了。

可是阿好不肯回家：“我回去会害儿子一辈子的。”那个年代，只要家里出了一个“麻风人”，其他家庭成员都会牵连受人歧视。那时阿好的儿子只有9岁，她想念他，又不愿意连累他，于是主动选择“无家可归”。

肖东也不想回家，他担心自己一辈子孤苦伶仃。家里有养父母需要赡养，他必须回去；可是以后养父母走了，他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外面的健康女子，怎么可能愿意嫁给一个麻风人呢？“如果不能结婚，找不到一家人，我死都不出院的。”

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

很难说肖东和阿好有多少感情基础，或者他们的结合不过是互相需要，一拍即合。肖东把阿好带回家乡，养父母看了，嫌弃阿好的手指是“爪形手”（一种麻风病的后遗症），嫌她不能帮家里干农活，肖东马上跟他们大吵一架，吵闹着要分家。

他们约定好，阿好在麻风村多留一年，肖东先回家乡，“我先回去打好基础。”

麻风康复者想融回社会，困难重重。肖东回到公社，一群小孩经常来挑衅：“发风佬！发风佬！”肖东忍了一段时间，可是，“这样怎么过日子呢？”他决定要争回尊严。又一天路上遇见这群小孩，他们照样放肆大喊，“发风佬！发风佬！”肖东一下子冲上前拎起一个孩子的领口，一直拎到他家门口：“这是谁家的孩子？！”孩子妈妈匆匆跑出来：“他做什么了？”肖东不再忍耐：“我没有得罪他也没有打他，可是他每天看见我就惹我，我早医好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打击我？如果下次再这样子，我就……”肖东做了个凶狠的表情。这位妈妈吓坏了，一把把孩子按到地上：“你跪下来给阿公道歉！”

不过，小孩子都是从大人那里受来的教育，只是小孩子敢张扬，大人的偏见更隐秘。在公社里，肖东要劳动才能赚到工分。可是，没有人愿意同他同一组，肖东还记得，打禾机那组的排斥最是激烈。

幸好公社队长为他做主：“你会用算盘，你就负责写工分。”这样一来，大家就没办法躲他了。他们每天晚上到肖东的屋子里，逐个逐个登记自己今天的工种和工分，一屋子都是人，也没有谁顾得上害怕了。

这时候，肖东才敢把阿好从麻风院接回来。1970年，肖东带阿好到公社正式登记结婚。走进公社，这个人也看、那个人也看，连办公室的人都走出来看他们。他们的脸上、手上还留着麻风后遗症的痕迹，大家十分惊讶，“麻风人”也来结婚？肖东不理他们，“你们要看就随便看吧。”他知道自己堂堂正正，没做什么亏心事情。

队长给夫妇俩安排了田间管理的工作，肖东负责给耕地排水、放水，阿好看见哪里田埂塌了就用石粉或者泥土补回去。队长让人在农田中间搭了个棚子，他们可以住在这里，远离人群，就可以避开很多不友善的目光。

白天做队里的工作，晚上，两个人另有安排。肖东熟悉附近的水域，他们半夜就到河里找鱼、找虾、找田鸡，趁天没亮，偷偷拿回家去卖。这样辛苦了三年，肖东说，“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开始，两夫妻的家当只有一张棉被，连被单都没有。三年后，他们回家把泥砖房子拆了，用钢筋水泥重新建起来两间房子，自己住一间，养父母住一间。肖东还记得，那时候水泥3块钱一包，一担钢筋30多元。肖东砌房子，阿好就打下手，那时已经分田到户了，他们专门做了天台，方便以后晒稻谷。

房子建好了，还有一些钱剩下来。肖东拿去买了只机艇。那时候公社里几千人，也就只有两三个人买得起机艇的，有人想搭他便船到另一个河岸做工，肖东就说：“你害怕就不要坐我的船。”那人只好客客气气：“不害怕，不害怕。”这时候，再没人再喊他“发风佬”了。

肖东与阿好的合影

1989年，他们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6000元，机艇卖了700元，他们请了个货车，把全部家具搬到金菊福利院。

那时候阿好53岁，肖东52岁。养父母已经过世，他们无儿无女，是时候该为老年考虑了。

金菊一开始叫“金菊老残院”，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麻风病康复者。80年代末，这里改叫“金菊福利院”，由市民政局直接管理，院里的康复者每个月可以领到一笔生活补贴。在当时而言，重新搬进麻风康复村是一场赌博，因为这里的条件没有他们家乡好。而后来证明，他们赌对了。

现在金菊福利院的老人家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不少的生活费，哪里不舒服了，院里就有医生；还时不时有志愿者进来送礼物，甚至有一次一个老板给老人家每人发了一箱子苹果，肖东和阿好一个都咬不动，劝我整箱搬回学校去，分给同学吃。

他们还养了一只叫“啷啷”的长毛宠物狗。肖东在门前的空地种花，还用铁皮给“啷啷”搭了个狗窝，这些小工程对以前做过建筑工的肖东来说简直是小意思。冬天的午后，阿好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出门来，坐在狗窝前面，陪着“啷啷”一起，一个人一个狗舒舒服服地晒太阳。

可是肖东在哪里呢？肖东这个时间在娱乐室呢。几个喜欢打牌的老人家总是聚在娱乐室玩牌，肖东也是其中一个。

除了打牌，肖东最大的乐趣就是旅游。去了北京去西安，去了西安去上海，79岁那年，肖东报名了新马泰的旅行团，他要趁80岁之前出一次国——旅行社说，满80岁就不敢接受他报名了。肖东骄傲地说：“我是不给人生留遗憾的！”

护照办好了，钱交好了。临出发的前一天，阿好摔了跤。

肖东的小花园

我去福利院看他们那天，阿好已经出院了。客厅乱糟糟的，床铺和桌子改了布局，阿好就躺在客厅中间的护理床上。阿好瘦得我认不出来，肖东话里都是抱怨：“我说不要出院你非要出院，回来找谁照顾你？”

福利院太偏僻了，外面的护工不愿意来。虽说有医生护士，可是整日整夜的贴身照护医生护士也没法做到。阿好在医院的几个月时间里，肖东就陪在身边，晚上睡在隔壁的空病床上，医院的护士可怜他，也尽量不安排新病人住进阿好的病房。肖东留意着学习护工怎么照顾人，又学习换床单换尿垫的方法，因为回到福利院这些都要靠他做了。可是回来以后，一次肖东抱阿好下床吃饭，阿好一时没扶稳，两个人一起摔在地上。肖东痛得大声喊救命，喊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来。

这一摔，肖东做过两次手术的腰骨又痛起来。腰侧边的骨头也痛，照了片子，医生说骨头开裂了，没法手术，只能等它慢慢静养恢复。于是，照顾阿好更难了。

我在的时候，肖东要把阿好从轮椅抱回床上去。他不耐烦地对她喊：“脚放下去！收起来！手扶这边！叫你抓稳听到没有！翻过去！翻过去！你聋了是不是！”

阿好被急急催促着，手忙脚乱。她向我求助：“翠屏你来扶我一下啊……”肖东呵斥她：“今天能扶你一次，明天还不是要靠自己？你快点！”

照顾阿好躺好了，肖东告诉我接下来的打算。他的腰骨一天比一天痛，万一他也起不来床，两个老人家怎么办？他想送她回去住院，医院有护工，照顾什么的都方便些。

阿好听见了，小声哀求：“我不去啊。肖东，我不想住医院……”

肖东用命令的语气：“你不去医院怎么办？不去也得去！”

阿好好可怜：“那你去哪里啊？”

“我能去哪里？！我还不是陪你一起住医院！”

后来有一天清晨，我接到肖东的电话。“翠屏啊，裤子不用做了……阿好昨天走了，今天送去火化……我只是告诉你一声，你千万不用来。我没事，她儿子可能来帮忙。”

我那时候在上服装裁剪的课程，答应要给阿好做几条宽松的裤子。卧床的老人家需要很多裤子的，因为他们躺在床上下不来，大小便都不方便，还可能有褥疮。阿好还提出要求：“要几条薄的，要几条厚的，厚的先放柜子里，等冬天穿。”

裤子还没做好，阿好就走了。

肖东搬出了“夫妻房”。福利院给他安排了社工办公室隔壁的房间，他也老了，要是出什么事，住这个房间喊一声就有人听见。从套间换成单间，肖东只好把旧房子的家具扔掉一些，只留下来少数一部分。

我看了下，原本挂在墙上的玻璃相框还在，里面只剩下肖东自己的照片，阿好的一张都没了。

问他，他语气消沉：“人都走了，留来有什么用，不要了。”

又问他：“那些公仔呢？”

他说：“全部扔了，不要了。”

我看了一圈，只有床头挂着的公交乘车卡上还留着阿好的笑容。

阿好的最后一个印记

他也不到娱乐室打牌了，一整天坐在树下发呆，似乎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这几十年来，看似一直是阿好在依赖他，但其实，阿好走了，肖东也失去了可以依赖的人了。

我想起以前阿好悄悄告诉我的话。

我陪阿好在门外聊天，冬天的阳光暖洋洋的，小狗趴在阿好腿边睡觉。我问她：“肖东呢？”

阿好悄悄告诉我：“他在那边打牌呢。他们是赌钱的，不敢让我知道。肖东总是偷偷拿走抽屉里的零钱，我也假装不知道，从来不问。都这么老了，也不知道还有几天了，没关系的。”

这正是：
半路夫妻半路亲，人到暮年无弦琴；或得驻守听残音，举案齐眉相敬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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