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的中国幸存者，终于被拍成了纪录片……

引用
1912年4月14日，23时40分左右，当时最豪华的邮轮，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

1514名乘客葬身于冰冷的大西洋深处，幸存的700多名乘客在海中挣扎了四五个小时，终于等到前来驰援的卡帕西亚号。

这次事故的余波持续多年。1998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用更加个人化的角度重现了这次事件，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

但鲜为人知的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中有六名中国人。

泰塔尼克号启航的1912年，是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战即将爆发，清国统治结束，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当中。

这六名中国人，为何会在英国踏上这艘开往美国的泰坦尼克号，获救后为何无人知晓？

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讲的就是这段被掩埋的历史，新周刊·硬核读书会近日采访了导演、编剧罗飞和主演施万克。

英国人罗飞和美国人施万克还记得1998年的4月《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时的景象。

在上海，罗飞第一次见到中国人对好莱坞电影的热情：排队的年轻人群拥挤在Rose 和 Jack 的巨幅海报下，现场水泄不通，许多中国人是第一次走进影院感受“好莱坞大片”。

那时候，罗飞还没有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片子，施万克也只是来到中国的一个普通的美国小伙。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会和泰坦尼克号有着如此深刻的关联，还会去拍摄一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纪录片，而且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成了他们新片《六人》的监制。

那是罗飞从英国来到中国的第二年。如果按照计划，当时24岁的他应该在英国Northern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学习编剧。但是，在他的理解中，做一名好编剧必须要有足够的视野与经验，而从小到大都在英国乡下的他，生活经验是匮乏的。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过两年就写完了，然后呢？”这是个艰难的问题。当时罗飞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自己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他不会当地语言，也没熟识朋友的国家，于是他来到了中国。

《六人》导演 Arthur Jones，中文名罗飞。

“泰坦尼克号”就像一个咒语

1998年，中国正在进入全球化浪潮，最早感受到中国市场巨大的吸引力的便是好莱坞，更具体地说，是派拉蒙电影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公司——它们制作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收获了3.6亿元人民币。

3.6亿人民币票房在今日中国电影市场里，连一部标准大制作电影的及格线都不到，但在当年，它占到中国总票房的25%。

罗飞想过，《泰坦尼克号》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它在中国掀起的观影热潮，多少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只有单纯的视觉效果和电影奇观，或许并不能让这部电影在中国一票难求。

他的答案是，这部电影同时击中了中国的“新”与“旧”。

新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人们逐渐适应了市场化的社会。对年轻人而言，金钱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似乎突然加重，或者至少变得极其清晰，而泰坦尼克号里的爱情是“反金钱”的、纯粹的爱情故事。

而旧的方面，《泰坦尼克号》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牺牲”的故事。罗飞观察到，自我牺牲是中国传统故事里的不变主题，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带着自我牺牲的爱情，能够在中国观众心中引起巨大共鸣。

罗飞半开完笑地跟我们说：“我觉得男人有两种，一种是喜欢海洋历史、足球运动的，另一种就是像我这样的。我喜欢这部电影，但这不是因为喜欢海洋历史。”

他说的“另一种男人”，就是施万克。

施万克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家乡靠海，所以他对海洋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家乡，他时常能看见沉船的零散部件被冲上海滩。在学会潜水之后，他还见过更多沉船残骸。来到中国内地前，他甚至在中国香港当过两年潜水教练。

2011年，他在一场媒体发布会上第一次见到卡梅隆导演。这是两个“潜水迷”的第一次见面。

施万克 Steven Schwankert，海洋史研究者、记者。

卡梅隆拍摄《泰坦尼克号》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海洋的痴迷。2012年3月，卡梅伦驾着“深海挑战者”号潜水艇，下潜到了马里亚纳大海沟的最深处，并在最深处探索了三个小时——卡梅隆因此成了首位独自抵达海沟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探险者。

对于他们这样的海洋迷来说，“泰坦尼克号”就像一个咒语，散发着永恒的魔力。

在与罗飞导演合作了纪录片《海神号事件》（讲述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海岸沉没的英国潜艇“海神号”及生还者的故事）后，施万克想要继续做关于海洋的研究，也依然想要讲述和中国有关的故事。翻阅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了，泰坦尼克号有六位中国幸存者。

最后一位从海中救上来的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极有可能就是一名中国人。而《泰坦尼克号》电影的最后，Rose求生段落的灵感，就来自于获救中国人的故事。

卡梅隆导演说，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的故事，“被洗刷，被隐藏，被删除”了。

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

1912年4月18日，早上九点半，纽约下起了大雨。

大雨中，近四万人站在54号码头，“卡帕西亚号”缓缓驶来。

在过去的三天里，泰坦尼克号失事的消息传遍了全球。赶到沉船现场救援的卡帕西亚号载着七百多名幸存者回到了纽约港，吸引了无数记者和市民前来见证历史。

纽约港口等待卡帕西亚号的人们。

如果你生活在1912年，当看见长达269米、高达53.3米（有10层甲板，约17层楼高）的泰坦尼克号时，一定会觉得，这艘能够容纳三千名乘客的巨轮，是当之无愧的神迹——工业革命赐予的神迹。

泰坦尼克号有当时最先进的发动机系统。它有三台主发动机，需要29台锅炉产生的蒸汽驱动。这些锅炉，直径4.8米、长6.1米（约三层楼高），可以容纳49.28公吨的水量。为保持蒸汽发动机运行，机房工人每天要将838公吨的煤徒手铲进燃煤炉内。

它是当时最豪华的邮轮：两米深的温水泳池、壁球室、健身房、巴黎风格的咖啡馆、与丽兹酒店风格类似的奢华头等舱……穷极了当时人们对豪华邮轮的想象，开票时一票难求。

大西洋两岸的名流与富豪，把乘坐泰坦尼克号当作一次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他们知道，在这艘豪华巨轮上，他们能够通过各种社交获得更多资源，会有许多记者等在纽约码头，拍摄他们踏上美国土地的样子。

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灯火通明的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的姊妹船——皇家邮轮奥林匹克号上的大楼梯，这个楼梯和泰坦尼克号上的很相似。图/wiki

的确是有很多记者在港口等待，但是迎来的不是“神迹”，而是一出悲剧。

1912年4月10日的午后，泰坦尼克号在一片喧腾中启程，4月14日23时40分左右，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4月15日0时20分，卡帕西亚号收到了泰坦尼克号的求救讯号。

0时30分，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陆续从船上放下，女士和孩子优先登船。

2时18分，泰坦尼克号上的灯光全部熄灭，船继续沉入海中。

2时20分，高耸的船尾完全消失，泰坦尼克号沉没了。

3时30分，卡帕西亚号到达泰坦尼克号失事海域。

4时10分，卡帕西亚号救上第一位幸存者，随后花了几个小时在海域搜寻其他求生者。

也就是说，那些幸存者们，在海洋中挣扎、飘荡了至少四五个小时，才迎来救援。

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港后，泰坦尼克号上的700多名幸存者陆续上岸。政府、公益组织、幸存者亲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援助，铁路公司也为生还者开辟专用的车厢，载他们前往下一站目的地。

但是，六位来自中国的幸存者并没有上岸进入纽约城，他们不得不留在船上。

因为当时的《排华法案》，他们无法和其他乘客一样踏上美国的土地。他们的下一站，是前往南美的一艘香蕉船。

从冰冷的海上捡回性命的他们，不会听也不会说英语，所以也不太可能知道，他们自己会以怎样的方式被述说，被记录。

在卡帕西亚号上的记录显示，这六位中国人的名字是：Ali Lam, Bing Lee, Fang Lang, Hee Ling，Chip Chang, Foo Chiang.

随着幸存者陆续登岸，他们的故事相继见诸报端。但是，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当时的记录时会发现，这六位在报道中“失语”的幸存华人，承受了严重的种族偏见。

在程巍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一书中，提到了当时美国媒体对船上几位华人的描摹。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程巍 著，漓江出版社， 2013-11

4月18日，《纽约时报》是这么报道的：“有些故事也谈到了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的狂乱行为，他们纵身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上了艇里的一些女人。”

4月19日的《丹佛邮报》上，一位幸存者这么说：“看起来，当船撞上冰山后，司炉工立即偷偷跑到甲板上，躲进了救生艇，当救生艇被放下来时，他们就已经在里面了。他们中有一些中国佬和叙利亚人，他们甚至拒绝划桨……”

到了4月20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中国偷渡客》的报道，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描述成“随身都带着女人用的披巾，当他们听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优先入艇’时，他们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的毫无道德的偷渡客。

对于所有的指控，这六位不懂英语的华人自然无法辩解。

4月23日，《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生还的中国人搭船离开》的文章，上面这样写道：“他们（中国人）对自己离开那艘下沉的船时、船上还有妇孺一事反应冷漠”，“当他们乘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后，人们发现他们居然毫发未伤。就生还比例而言，中国人的生还比例是泰坦尼克号上各民族之冠”。

这篇文章依然充满了偏见，但是却提到了一个重要事实：“当泰坦尼克号离开英国南安普顿港时，它上面有八个中国人，此行是为了在纽约港中转，到阿纳特号上当船员。”也就是说，可能有两名中国人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了。

这些报道拼凑成一幅刻板、模糊的华裔移民形象。在“冷漠”“装女人”“躲在甲板底下”“司炉工”“苦力”这些名词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出现在英国，又为什么会登上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沉没一百多年后，施万克和罗飞想要找到答案。

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劳伦斯·贝斯利（Lawrence Beesley）在灾难发生九周后，发表了回忆录《殒命的铁达尼号》（The Loss of the S.S. Titanic）。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幸存者中还有6名中国人。

找到他们

罗飞喜欢拍摄纪录片，更确切地说，他喜欢拍人。他和施万克合作，让施万克成为自己镜头下的主角，是因为施万克对这件事的执着与痴迷。

罗飞说：“看他的脸，他的表情，他真的是很纯粹地喜欢这样的故事。”

施万克想要找到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这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让整个过程像是一个“侦探故事”。

在最开始，他们的线索只有六位幸存者的名单，但这些姓名都是用英文写成的，难以直接推断出中文原名。

施万克从Ali Lam的名字入手，推导出这是一个中国南方人的名字，因为许多南方人名字前都带着“阿”，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英美的拼读习惯，所以Ah，被写成了Ali。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施万克与同事们通过这些微小的线索，大致推断出了六位生还者的身份，并且试着还原他们的生平。

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司炉工，是唐纳德轮船公司的雇员。因为191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造成全球航线劳动力短缺，他们被临时派往南美航线工作——所以，他们并非“偷渡客”，而是三等舱的合法乘客。

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船票。

施万克把他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和电影同名，也叫《六人》（本书将由中信出版社在下月出版）。

书中开头部分，施万克让那位最后被救上来的中国幸存者 Fang Lang，带我们重返泰坦尼克号沉没现场。

施万克尝试描述那个场景：当四周的尖叫渐渐平息，泰坦尼克号彻底沉没，跳入海中Fang Lang如何穿过一片尸体，如何抓住一片木板上，在冰冷的海面上等待救援。

Fang Lang在冬天海难现场感受到的冰冷、绝望，常人很难体会。为此，施万克来到南安普顿大学的“极端环境实验室”，亲身体验四月大西洋的水流与温度。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施万克浸泡在低温海水中，艰难地尝试游泳，只感到异常难受。

这位富有经验的潜水教练，感受到了海洋的另外一面。施万克告诉我们，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被抛入冰冷海水里的人，他们经历的不仅是心理上的恐惧，还有身体上的巨大痛苦。

2004年6月，由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勘探研究所（英语：Mystic Aquarium & Institute for Exploration）和罗德岛大学团队合作拍摄的泰坦尼克号船首残骸。

承受着巨大的恐惧和痛苦才活下来的Fang Lang，中文名叫方荣山，也是这部纪录片最重要的角色。

找到方荣山并不容易。

在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论坛上，施万克一次又一次地搜寻有关中国幸存者的帖子，以及帖子下的各种留言。

他偶然发现一个人似乎对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有所了解，但这个账号似乎已经弃用多时。于是，施万克用这个人的网名ID，套上各种电子邮件的尾缀，大海捞针似的群发邮件。

他等到了回复，这个人便是Fang Lang的儿子Tom Fang，如今生活在密歇根州。作为二代移民，他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采访了Tom Fang之后，幸存者Fang Lang 的故事逐渐完整了起来。Fang Lang最后在美国定居 ，一生中用了很多个假名，如方荣山、方浪、丙星等。他还结过几次婚，儿子Tom Fang 是他和第二任妻子生的。

和Tom Fang生来就是美国公民不同，方荣山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才成为了正式公民。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以灰色身份居住在美国。

对于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方荣山只字未提。直到他去世后，儿子Tom Fang才从堂哥那里得知自己的父亲是泰坦尼克号上的生还者。

部分泰坦尼克号罹难者的墓碑，位于加拿大的锦绣公墓（英语：Fairview Cemetery, Halifax, Nova Scotia）。

随后，施万克和Tom Fang 一起，从美国到英国，再到中国，一路追寻方荣山的足迹，尝试去揭开他身上的秘密。

方荣山的故事里，有一个最触动人的细节。作为一个底层务工移民，他总是穿得非常体面，就算不是出席特别重要的场合，只是见见孩子与亲戚，他也爱穿西服。

后来人们才知道，在登上泰坦尼克号之前，方荣山就已经和船上同乡一起决定，要一同前去新大陆做生意，去开拓新生活。

这是那一代华人移民的共同愿景，如果没有船难，他们可能已经实现梦想，通过在餐馆、洗衣店打工，养大一家几口，让子女读完医学院、法学院，跨入中产阶层。

只是在1912年4月14日的夜晚，方荣山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那身西服，是他和过去“梦想”仅剩的一丝联系。

“泰坦尼克号”就像一个咒语

罗飞和施万克在这个项目启动的初期就知道，这部电影一定会提到《排华法案》。

1868年，加州“淘金热”开启了华人移民潮，华人成为美国劳工的最重要来源。他们是美国西部大开发最大的贡献者之一，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就是华人参与建设的。今天在加州，依然有着庞大的华人聚居区。

随着欧洲移民越来越多，美国西部的移民问题愈发严重。华人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又勤奋拼命，被当地白人和其他移民认为扰乱了劳动市场；而华人与众不同的发型、服饰和饮食文化，也被污名化为丑陋、落后的象征。

1886年，美国出台了恶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将中国劳工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几乎全部切断。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项法案才被新的移民劳工法取代。这一个半世纪，对在美华人来说是艰难而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也让华人赴美数量远远落后于其他族群，极大地削弱了在美华人的影响力。

卡通画建造“排华墙”。/维基百科

1912年，也就是泰坦尼克号诞生的那一年，正是欧美劳工运动的小高潮。2月底，英国煤矿工人开始罢工，持续了37天。直到泰坦尼克号启程前几天，罢工才结束。正是因为这次罢工造成各路航线上劳动力短缺，八位中国司炉工被英国公司临时调往南美，踏上了泰塔尼克号。

这八位中国人为何会出现在英国？1912年，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体系，清政府的统治全方位失败，各地革命和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战争越来越频繁，许多人为了求生不得不出国打工。

罗飞和施万克的这部《六人》，就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大时代的最好注脚。

然而，除了历史，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在很多人的记忆和认知中，泰坦尼克号或许只是一部好看的灾难片。

罗飞和施万克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在采访时对我们表示，泰坦尼克号其实是每一代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古老的、永远都在自我更新的隐喻。每个时代，都有着它的回音。

卡柏菲亚号甲板上的泰坦尼克号生还者。/维基百科

当卡帕西亚号载着惊恐、无望、愤怒、不安的受难者归来时，等待在纽约第54号码头的人们追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泰坦尼克会忽视前行船只发出的冰山警告？为什么穿上的救生艇这么少？为什么它会全速撞到冰山？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公共调查开始时，人们想要知道的是，船只的设计出现了什么问题？泰坦尼克号的所有者——白星航运公司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艘船上有多少富豪逃过一劫，有多少平民葬身海底？

之后，围绕着泰坦尼克号产生了一些新的叙述。泰坦尼克号代表着一种悲壮的骑士精神与精英主义，“女士优先”是它的具体体现，尽管这只是故事的小小一部分。

同时，泰坦尼克号也被视为美国精神对欧洲价值的一次胜利，收获露西真心的杰克，代表着新大陆尽管有些粗鄙却平易近人、锐意向上的文化。

再然后，“泰坦尼克”成了一张悲剧的名片，人们总是用它来形容巨大的失败。

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是一段建立在真实灾难之上的虚构故事，几乎重塑人们对泰坦尼克的印象，它的浪漫性与悲剧性被同时放大，同时也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了制作者对阶级的反思。但最终的成片里，没有中国移民的影子。

距离《泰坦尼克号》上映23年后，施万克和罗飞用一部纪录片《六人》，将这群被遗忘的中国人带到了我们面前。他们制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年亚裔运动会变成美国最大声量的运动之一，更没有想到自己的纪录片能够在中国上映。

或许，他们根本不需要“用力”地去抓住什么，这部片子就是对当下这个多元却分裂的世界的回应，它寻求达成一种融合、统一的价值和人性。

泰坦尼克号事件是镀金年代的见证之一，那群华人的经历，就像是人们在大时代的怒海中拼命求生的故事。菲茨杰拉德为镀金时代写下的伟大注脚——《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尾处，他是这么说的：

“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六人》就是这样一种提醒。当人类驾驶新的船只奋力往前行驶时，不要忘记那些被淹没的人。毕竟，我们还是会遇到前人曾经遇见的问题。谁能保证，我们不会再次驶入同一片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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