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西陵:亲情与权位的纠缠…… – 交易者社区

清西陵:亲情与权位的纠缠……

河北易县永宁山下,清朝最后一处帝王陵墓群——清西陵,静穆而立。那里是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及后妃的安息之所。其地,乾坤聚秀,藏风纳气;其陵,或宏大或精巧,彰显王者气象。走进清西陵,每一处,都诉说着生存与死亡的关联,亲情与权位的纠缠。清西陵,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地。

雍正帝究竟为何舍弃清东陵而另选陵址?

清西陵建造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

让我们一起走近,清西陵那些尘封的往事!

01

祖陵的神秘传说

水有源,树有根。讨论清朝的皇陵风水,不能不从它的 “祖陵”说起。

清王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基而始,他的远祖孟特穆被 追封为“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等也各自享有封号,四人合称 “肇、兴、景、显四祖”。祖先们的葬地——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清永陵,自然升格为大清皇室的祖陵。

永陵 四祖碑楼

“四祖辈分”不同,但碑楼的建筑样式和规模大小全都相同,宛如“四世同堂”。这种不讲究等级辈分的布陵方式,在大清入关后建造的陵寝中,不再出现。

传说,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在长白山被其他部落打败,努尔哈赤的祖父便背着父亲的骨灰匣,重新为自己的部落寻找落脚之地。

一天,夜宿苏子河畔时,将骨灰匣放在一棵树的分杈上,次日早晨匣子却被树身包裹,无法取出。风水师告诉他:“这儿是块风水宝地,前有呼兰哈达(烟囱山)相照,后有龙岗山相依,龙岗山有12个山包,你家也会出12代皇帝。”努尔哈赤的祖父便以树为宝顶,葬好了骨灰匣,并在离此不远的赫图阿拉住了下来。

后来,又在这里为肇祖建起了衣冠冢。数十年后,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在一次叛乱中被明朝误杀,也被葬于神树旁。努尔哈赤则以父祖被害为由,起兵犯明,是一代新王朝开启的起点,而大清也果真出了12代真龙天子。

沈阳清昭陵内的宝顶上,种有一株大榆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宝顶古榆树枯死后,替代栽种的,它被称 为“神榆”。相传,爱新觉罗氏的先祖福满的骨灰,占据了一株龙脉神榆,大清才夺得江山,因此昭陵宝顶也仿效种植,以求祥瑞。

02

雍正“搬家”之谜

清朝初年,曾发生了两次迁陵风波。

1621年,努尔哈赤决定将都城迁往辽阳,是为“东京”。三年后,新都落成,努尔哈赤又将祖、父二人及众多族亲的祖茔,从永陵迁至东京,称东京陵。

顺治还二祖遗骸于永陵,也就形成了“关外三陵”的格局:除了祖陵永陵以外,努尔哈赤归葬的福陵,皇太极归葬的昭陵,都在定都盛京(今沈阳)时营造。

图为泰陵的驰道和明楼。明楼是泰陵最高的建筑,内有朱砂碑一座,碑面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刻写“世宗宪皇帝之陵”。

众所周知,雍正最后葬在了距清东陵近300多公里的易县西陵内,在未迁都的情况下,没有追随康熙帝陵而葬,打破了“子随父葬”的祖制,一度引发了今人的种种猜疑。

一种说法说他“改诏篡位”“谋父逼母”,所以心怀不轨,不敢近依父母;另一种说法说他 “好大喜功”,另辟陵区以突出自己;也有人说因为易县近依紫荆关,作为京城的西南门户,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建陵,提高行政规格,增派重兵把守,所以他另辟陵区是为了国家政治军事的稳定……

然而众多的史料记载,还是将我们引向追求“风水”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简单而又复杂。

西陵风水多“玄妙”?

从泰陵的案山——蜘蛛山北望,威武的永宁山,在泰陵背后张起屏障,弯曲的金城水将陵寝抱入怀中,神道整齐的松树形成仪仗。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东西环绕的群山不远不近,形成宽阔的“堂局”,水道与松林,又能帮助藏风纳气,这就是上吉之象。

西陵的山态势完美,如果从现代科学来讲,这样的地形能阻挡西北的风沙寒流,又能充分地迎纳东南而来的阳光和雨水,是很理想的空间。但这还不够。

风水还需要考察“水”,西陵的水可以用重重汇聚、婉转有情来形容。在这个水的家族中,主干之水为永定河和滹沱河,干水宛如护墙一般,那是中易水河和拒马河,带来生气之水位于地下,其余水流则有北易水河及若干条支流。

水的形状也很重要,风水中特别讲究水要屈曲环抱,最忌直去无收。清西陵的诸多水流,左右环抱,均符合环抱有情的要求。泰陵大红门前,有一条风水中所谓的“金城水”,也就是圆形如围城般的水;而陵区内,还有一道道的“玉带水”,宛如细长的腰带般缠 绕、围护着一座座陵区建筑。

03

怡亲王——超规格的园寝

距清西陵约30公里的河北涞水县娄村满族乡,有一座 规模最大的清代宗室园寝——怡亲王园寝。占地600 亩,建筑30多座,超规格,超豪华。祭祀主殿隆恩殿,就面阔七间,比雍正泰陵还多了两间。死后能配享如此旷世荣恩的亲王,整个大清朝,独此一人。

这座刊刻有“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的驮龙碑,是如今怡亲王园寝遗存的第一座建筑。高大的汉白玉碑立于赑屃之上,气势雄伟,其身后是火焰牌坊,碑与牌坊,显示了墓主人的尊贵(摄影/王梓丞)。

怡亲王为何能享受如此的恩荣?

雍正继位初期,政局动荡。雍正说,幸好有允祥辅政:“辅政之初,阿其那(指允禩) 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才没有让奸党得逞。”

允祥是怎样辅政的?他几乎参与了雍正朝初年的所有国家大事。甚至雍正帝陵的选址,都交由他负责。职务繁多,日理万机,却井井有条,卓有成效。雍正特赞誉道:“为国柱石,为世楷模。”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病故,雍正大恸。亲临祭奠,几番悼念。在雍正的悼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王实能佐朕治天下,朕实赖王翼升平。”

为了表达思念之情,雍正甚至不顾避讳之制,谕令恢复允祥原名胤祥。

泰陵陵址选定后,雍正在自己的万年吉地附近,选了一块“中吉之地”赐予允祥,允祥一听,惊恐不已,坚辞不受。随后在涞水境内,为自己找了块“平善之地”。万般无奈,雍正只好遂了他的心愿。但是,却给了允祥身后一份独有的荣耀——特命大学士们为他制定了一座超越清代亲王园寝规制数倍的墓地,以期永垂不朽。

04

慕陵——矛盾的道光帝

在清朝的皇帝中,道光帝称得上是一位“节俭标兵”。即位之初,他就昭告天下:“任何人不许崇尚浮华之风,以辜负朕务本求实之意。”将节俭上升为治国的基本方针。

不过,如果你参观过慕陵,就会发现不对劲——看似寒酸的慕陵隆恩殿,恰恰是清朝所有帝陵享殿中最壮丽奢侈的。有多奢侈?整座大殿,及其东西配殿,全部是用金丝楠木建而成。

慕陵的享殿——隆恩殿

金丝楠木,什么概念?它产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深山之中,因其生长慢,产量少,运输难,早在明代就已经是稀有物资。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紫禁城三大殿在一场火灾中被焚毁,却因为缺少木材而迟迟无法重修。直到将近三十年后,有人在天津至海岸沿途的芦苇中发现了前朝剩下的一千余根楠木,紫禁城才得以部分修复。直到今天,故宫中仍没有一座完整的楠木殿。

图为隆恩殿内景,金丝楠木金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实际上,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在营建自己的昌陵时,也曾试图拆取东直门门楼的楠木,却因拆掉整座东直门仍不够用,最后不得不改用黄松。

而道光帝的慕陵三大殿,据粗略估计,共使用金丝楠木约1500立方米,着实令人惊叹。

05

圣德碑缘何不再被立?

圣德碑是什么?

按照清朝制度,皇帝驾崩下葬后,要在帝陵的神道上建一座大碑楼,嗣皇帝将先帝的丰功伟绩、德言懿行汇集成一篇碑文,镌刻于高大的圣德神功碑上。常言道“盖棺定论”,这通圣德碑就是对一个皇帝一生的最高总结。

为何自道光帝起,便再无圣德碑树立?

道光帝自然也期望,自己的圣德碑能写上几笔辉煌的功业,永垂后世。

然而,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道光帝注定在史书里被贴上了一个标签:清朝第一个向“西夷” 割地赔款的皇帝。

此次受辱,成了道光帝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理包袱。据清末民初笔记《春冰室野乘》记载,在签订和议的当天,道光帝不吃不喝,“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自是忽忽不乐,以至弃天下”。

为了自赎,道光帝做出了一个沉痛的自我贬损之举:慕陵不建大碑楼,也不树圣德神功碑。

圣旨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各陵五孔桥南,均有圣德碑亭……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昭兹来许。在朕则曷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说白了,就是愧对祖宗,没脸立圣德碑。

道光帝还言辞激烈地下旨禁止子孙给自己补建: 若不能仰体朕怀,不遵朕谕,是陷朕于不德,一世之忧勤惕励,尽成虚矣。盖谓之孝乎?盖大不孝也!

此后的历任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再也没能挽回清朝这座大厦 的倾颓之势。慕陵之后的定陵(咸丰帝)、惠陵(同治帝)、崇陵(光绪帝),也都不再树立圣德神功碑。

06

没有封号的阿哥园寝

在清西陵北侧偏东,有一处不起眼的园寝,这是清朝唯一的阿哥园寝,墓主人是雍正帝的皇三子弘时。让人不解的是,其他园寝名称都冠以墓主人的封号,唯独弘时园寝只称阿哥园寝。都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不然。比如弘时。

阿哥园寝

后院月台上的宝顶就是弘时之墓。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弘时墓前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墓位,墓冢仅仅是微微隆起的土堆,这二位墓主人分别是弘时之子永珅和雍正的第九子福沛。

雍正帝共有十位皇子,早夭六个,余下年纪最大的就属弘时。如果说乾隆得到了康熙、雍正的双重宠爱的话,弘时恰好相反,雍正不爱,康熙也不宠。

据中国社科院杨珍研究员考证,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秘密建储时,对着满朝文武说了一番颇令人玩味的话:“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当时四位皇子中,弘时十九岁,弘历与弘昼十三岁,福惠三岁。弘时已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可雍正却说“诸子尚幼”。这恰恰表明他在最初考虑储君人选时,已经将弘时排除在外。

雍正即位初期,对弘时还是有爱的。父子关系真正转恶,大概是因为这样一件事: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景陵举行了隆重的祭典,雍正没有亲去,而是派四子弘历代为前往。杨珍认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对于雍正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康熙帝“再期忌辰”,弘历再次被派遣祭陵。弘时之前的疑虑被证实了,他对承继大统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对派允禩一方。”

之后,雍正开始清算廉亲王允禩集团,允禩等人被革除一切职务,并开除玉牒。弘时也在不久后被开除出宗室, 交给允祹“约束养赡”。至此,弘时的政治生涯算是走到了尽头,年纪轻轻的他一年后便抑郁而终,年仅二十四岁。清初规定,早殇皇子一律祔葬在清东陵附近的黄花山园寝,弘时死后初葬于清东陵,泰陵建成后,弘时又跟随迁葬到清西陵,葬入阿哥园寝。

父子反目,而兄弟尚有情。雍正十三年(1735年)年末,承继大统的乾隆帝下谕,重新将弘时入籍,并在清西陵地界内营建陵寝。

07

西陵铁路——谒陵专线

谒陵之路多艰难?

图为清西陵泰陵前的谒陵仪式表演。

自京城至清东、西陵,均为125公里的距离,在以车马舆轿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单程最少需要4天,往返则长达9天。

为了方便帝后的生活起居和办公需要,每次谒陵时,除了必备的仪仗銮驾、 日用物品,还要有各部院衙门、内务府各司、军机大臣等众多的官员跟随,仅车辆最少要五六百辆。此外,沿途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卫兵保护。

时间长,道路也难走。清代帝后谒陵的御路由地方官临时修理,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但遇上雨天,就会泥泞难行。车辆一多,颠簸在所难免。甚至还因为道路不平,车辆翻覆,人员受伤。

除了颠簸辛劳,谒陵的帝后们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形形色色的叩阍(hūn,叩阍即喊冤陈述)者。光绪十三年这十天的谒陵旅途,叩阍事件发生了38起,平均每天要遇上四个人拦路喊冤!

谒陵专线,中国制造

慈禧太后是个保守派,曾百般阻挠在中国建造铁路。哪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她竟主动谕令袁世凯:为了明年春天谒西陵交通便利,由新城县之高碑店接造铁路,直达易州(今河北易县)之梁格庄,限六个月内完工。慈禧太后对铁路的态度,为何来了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与庚子之变有关: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紫禁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弃城逃往西安。待第二年从西安回京,此时比利时人修建的京汉铁路已经通车。大臣提议由正定乘火车回京。慈禧受尽了长途跋涉的辛苦,尽管心里对火车仍有抵触,还是同意了。没想到原来乘舆行走许多天的路程,乘火车只用几个小时就到了。回京途中,慈禧曾宣称:“此次劫难,多亏列祖列宗神佑,回銮后一定要祭祖。子孙不孝,使大清遭此涂炭,自当去请罪。”

1902年, 慈禧和光绪遵守承诺,前往东陵谒陵。这次乘與谒陵和坐火车从正定回京对比,令慈禧太后真切地感受到了火车的便捷和舒适。她于是动了乘火车谒西陵的念头。

一道懿旨传下,以后谒陵“须轻舆简从,不至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慈禧太后的意思不言而喻,谒陵专线铁路的建设提上日程。

而工程师的选择,堪称当务之急。袁世凯本属意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设计兴建,不料此事引起法国公使不满。铁路成了各国的博弈工具,相持不下。袁世凯干脆放弃了外国工程师,决定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

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任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虽然修筑这条铁路仅是为了清朝皇室祭陵,但是中国人为中国修铁路,这还是首次。因此,詹天佑非常高兴:“这是中国自修铁路的开端,不管有任何困难,都要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清代宫史丛谈》中《新易铁路与清宫交通工具》一篇写道:“按当时国外修筑铁路的规范,路基建成以后,需要风干一年后才能铺轨。”但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限詹天佑四个月内修筑完工:若赶不上谒陵日期,就是犯了欺君之罪。经过周密的考察、勘测、分析、计算,詹天佑边筑路基边铺钢轨,还使用了关内外铁路局借来的旧轨及枕木,终于在1903年2月提前完工。

谒陵专列只承载过一次大清主人来谒陵。随着清帝退位,谒陵专线失去了作用。后来,专线几经破坏,路基桥墩,都已淹没在漫漫春草和葱葱松苗之间。作为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竟因谒陵而生,可谓悲喜交加。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小常识

You may also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