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的年，绕不开医院……

我的中年生活，与医院携手并进。

手握着这份血糖值显示“12”的化验单，我和丈夫咽下疑惑与不甘，最终选择了接受。眼前这位南京的医生和苏北县城的医生宣告了同一个事实——年仅4岁的儿子得了I型糖尿病。致病原因无解，建议是回家调整血糖。

前段时间儿子变得特别能吃，总嚷着要喝水，肚子鼓得青筋毕现，人却一个劲瘦下去。那时阵不知道这是I型糖尿病的症状，以为只是小孩贪长。毕竟两边家庭都没有病史，也从未听过小孩子会得糖尿病。

我和丈夫回到苏北的县城医院给儿子办理住院，轮换着请假照顾他。那是2012年10月，我30岁，考入一所新学校刚满一年，又连续在几项教学比赛中斩获佳绩。我原以为，拼事业是打破单调的教师生活最好的选择，而命运却给了我另一条路径。

因睡眠较浅，陪床的夜晚我总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有时睁开眼，听着病房里细细的呼吸声，又意识微弱地闭上。轮到丈夫陪床，我便能回家睡上一个安稳觉，只不过得早起去医院送饭，再骑长长一段路程到单位上班。苏北县城的秋天，阳光会直透透地射向地面，沿街路人面含笑意，分明是暖意洋洋的时刻，委屈与恨意却倾巢而出，只想拦住一个人问问：为什么是我们？

儿子入院以来需要频繁扎手指测量血糖，三餐注射胰岛素进行调整。他不能吃零食，只能尝尝西红柿、黄瓜这类低热量食物，有时出现严重低血糖，还会全身发抖。但只要他血糖平稳，我便会牵着他到医院外散散步。有一次路过一家蛋糕房，他在橱窗前停下脚步，把鼻子紧紧抵在玻璃上，专注地望着蛋糕模型，然后张大嘴巴“啊呜”了一口。

同病房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位50岁的伯伯，独他一个四岁的小娃娃。许是打发时间，他常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故而和一个略大一些的男孩成了朋友。那孩子身患白血病，已经多次入院，护士们聊起那孩子时，总会惋惜地摇摇头。我曾碰见过他俩头挨着头玩护士手机上的小游戏，倘若没有生病，我一定会以对眼睛不好为由上前阻止。而在那一刻，作为母亲，我只有一个想法：玩吧，生命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苦了。

他4岁生日时，我们没有再专程去饭店为他庆生，只准备了小小的一块无糖蛋糕，柚子和圣女果，和几盘低油低盐的小菜。他跟着我们一起唱生日歌，橙色的烛光顺着气流舞动，他的眼神灵动地好像从未经受疾病的侵扰。

那年12月底，我们带着儿子去北京就医。在亲戚的帮助下，很快分配到了床位，但医院不允许父母陪床，只能中途探望。医院下班后，大厅的角落是披着被子蜷缩成团的外乡人，这样将就一夜能省点钱，第二天继续排队挂号。听亲戚说，等夏天到了还有人会在医院门口打地铺。我与丈夫互相望望，只愿疾病不会掏空我们对尊严的保留。

2013年，在北京儿童医院住院

病房空间有限，挨挨挤挤的小床状似无盖的笼子。儿子见到我们后兴奋地指东指西，捧着我们带来的小车玩得很开心。等到探视时间结束，他突然嚎哭起来：“我也要走，要和你们一起走。”我忍住眼泪，骗他说出去买东西很快回来。2013年的元旦刚刚过去，他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那些好玩的、好看的通通被挡在了医院大门外。他长大以后不大记得出院后我们带他看天安门和博物馆，却牢牢记住了那段分离的时光。每次谈起，他都说那时好怕好怕。

从那以后，每年我们都要在医院盘桓几次。在生活这座大堤上，中年况味就像流动着的丝丝水线，慢慢渗透身体与心灵，白发、皱纹以及体能下滑，还不足以让人确定中年的到来。真正摧毁年轻错觉的，是被生活中的琐碎拖住脚步，是再没有蓬勃的劲头以及自以为无所不能的骄傲感。
少去医院，平平安安地度日，成了我对生活最基本的期待。可是中年人的生活哪里绕得开医院？我们一边厌憎它，一边又依赖着它。

2020年5月，公公在长期便血后确诊直肠癌，丈夫放弃县城学校的选聘考试，带他到南京就医。那时疫情仍较为严重，医院只允许丈夫一人陪护。本来是由丈夫送我们母子上下学，如此一来，我只能骑着电动车载儿子早出晚归。等儿子睡下，我们便互通情况，他问及儿子的血糖，我只报平安。其实血糖起起伏伏，让人揪心。

哪怕公公出院，他的重心也仍然放在父母那边，有时晚上十二点才能到家。他性格内向，本因儿子的身体几多忧思，如今面对父亲的重病，压力更重一层。他更加不爱说话，但发脾气的次数明显增多。而独自扛起家务和辅导儿子课业任务的我，也不免心生抱怨。我们努力着彼此体谅，把日子起起伏伏地过下去。

身在老家的母亲也是浑身疼痛，好在精神头十足，乐于学习交流，总跟着一帮朋友运动养生。哪里要按摩，如何拉筋，她自有一套方法。她常用布条捆住两条变形垮塌的腿，想借此战一战衰老。有时，我们聊起生死之事，她会故作轻松道：“哪天查出该死的毛病，我就跟你爸买瓶药喝下去了事，省得让你们操心。”我立马嗔怪，让母亲不要瞎说。心中瞬然聚拢的恐惧一半来自必然的离别，一半来自离别前那段漫长的折磨。

年龄越是往上走，在面对姗姗而来的“年”时，我越会生出错觉，以为一切都是好的、新的，仿佛这个世界是逆向生长的。

正月初一的凌晨三点，丈夫被一个电话叫醒。小姑子突然昏迷，要立刻送去医院。对新年的期许，被一场未知的病痛粗暴地扼住。当天晚上，我和儿子去医院探望，只见沿路的行道树被裹得透亮，红灯笼、中国结高高挂起，整个小城明亮喧哗。进入医院后，气氛却清冷许多。

小姑子蜷着身子睡在病房中间的床铺，手背上打着点滴。床头柜上有一只连着她身体的小仪器正在匀速闪烁。看到我们进来，守在床边的小姑父欠身点点头，婆婆回头苦涩一笑。她本就驼背，而现在弓得更厉害。我拉着儿子在一旁的凳子上安静落座。

睡在靠门那张床的老太太被两个中年女子架着从卫生间出来，坐在墙边的老爷子问：“大下来了吗？”其中一个说：“没有，累了半天，一身汗。”从卫生间门口到病床，老太太的每一步都走得颤颤巍巍，普通人两三步便可以跨到的地方，于她，像是河流的另一岸。待她在床上坐定，两个女儿慢慢扶她躺下，用浸润过热水的浴巾给她细细擦洗。我无意一瞥，老太太被下身体赤裸，安静得像个婴儿。

小姑子在初四下午顺利出院，排除了肿瘤的隐忧，只说多休息。我们扶她上车，她冲大家摆摆手，说：“都放松些，我这不是没事了吗？大家好好过年。”我记得，和她哥哥谈恋爱的时候，她还是个上高中的小女生，如今，也已人到中年。

大年初五，我回到小镇走娘家。和母亲挨个说了家中各人的情况后，不免抱怨起来，那些前后逻辑并不连贯的句子可以笼统成一个字——累。我没敢告诉她，许多琐碎的事情使我与丈夫的争吵日益频繁、升级。

母亲一边切菜，一边静静听着。末了，她说：“我跟你爸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两千，算上房租，一年有三万块。我们不用你操心，反倒是你自己不要太累。人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最享福的就是在爹妈跟前。”

我环视一圈厨房，最后把视线定在砧板上蓬松的菜叶。“最享福的就是在爹妈跟前”，是啊，从小到大，只要在家，母亲从不让我沾手锅台。

每次回老家，都会去淮河边走走

父亲出门转悠一圈回来，说起母亲的一位玩友突发脑瘤，在医院挺了10多天，还是过世了。母亲听罢，摆摆手，扶住凳子慢慢坐下来，说：“让我缓一缓，那么爱玩爱闹的一个人，不知道有没有到50岁……”

那天饭桌上，我们选择暂时忘记与疾病有关的一切，举杯欢庆。母亲仰头喝下一盅白酒，抹抹嘴道：“再难的事也不能往心里放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吃饭间隙，丈夫告诉我，婆婆输液三天，烧依然没退，查了一下是肺气肿，需要住院。

我偷偷叹了一口气。新年才刚刚开始，事情已接踵而至。

当真怀念小时候的春节，我们家和两个姨妈家十几口人，被五个舅舅依次带到家里过年。大人们喝酒说笑，小孩们在一旁冲来跑去。如今，大舅夫妇俩、四舅妈和小舅妈皆已去世，其他长辈也步入了人生的后半段。

他们老去，我们被迫迎向中年，一代顺接着一代。真正的成长，可能就是从一次次出入医院开始的吧。你必须在生活中独当一面，而躺在病床上的人全身心地依赖着你。过年的喜气无法阻挡病痛，即便在除夕夜许下“平安”的心愿，也自知该来的还是会来。

换身份证的时候，我仔细比较了两张相差十年的证件照。除了面部轮廓，最明显的是神情的改变。20多岁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畏惧，而39岁的目光中只剩下疲惫与焦虑。不只是老人和孩子的身体让人担忧，我的身体也在逐渐崩垮。越来越糟的记忆，越来越差的睡眠，乳腺结节，各种炎症、积液。也许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还没有大毛病。

是的，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还会去到比医院更可怕的送别之处。它是行至中年随时要提防的隐忧，而且我们知道，谁都逃不过。

这正是：
四十不惑天不怜，福兮祸兮并蒂莲；双肩发力一人担，扛过岁月待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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