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只管拉人头的“期货业务员”……

我当时在心里长叹了口气——怎么这家公司有这么多的破规矩，一会儿让我们不要透露公司真名，一会儿又让我们不要使用自己真名实姓。我只是个业务员而已，怎么搞得如此小心翼翼，像当特工一样？

2017年3月中旬，我接到初中同学王振的电话，说开了一家期货公司，正在招募业务员，想邀请我去“帮忙”。

当时我是无业状态。前一年，我从一所三本院校毕业，一直没找到称心的工作，在家歇着。

他说得委婉，但我并不想去。听出我的迟疑，王振补充道：“这也是阿姨的意思，她找到我妈说了下你的情况。”

我心里暗暗责怪我妈不跟我商量，但也清楚，要是不去，我妈肯定会大发脾气，唠叨个没完。

“期货这行赚钱，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在上海买房买车了。” 王振在电话里说得诚恳。我说自己不太熟悉这行，他说这份工作主要靠勤奋。他这样一讲，我也有些心动——既然还没合适的工作，先去看看也无妨。

4月初，我便坐高铁到了上海。

从高铁下来，我在闸口外看到了来接我的王振。中考后，他家举家搬到省城，后来他考入武汉大学金融系。算起来，我和他已经七八年没见面了。眼前的王振，穿着一身烫得笔挺有型的灰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整个人看上去意气风发，跟广告里的那些成功的年轻企业家一样，已全然找不到曾经“书呆子”的影子了。

出站后，我上了王振的宝马跑车，既羡慕又有些嫉妒：“你的生意做得不错嘛，都开上宝马了。”

王振哈哈大笑道：“没什么啦，生意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占了一部分股。我那几个大学同学才是公司的大股东。”

王振告诉我，公司他只有15%的股份，但其他几个大股东还有别的事业，实在抽不出时间，便把公司交给他管理。所以，王振就成了这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

当时，我听了王振的解释，心里更觉惊讶——作为最小的股东，他才干了短短一年，就开上了宝马，还在上海买了房，那另外几个大股东，他们的财富岂不是比王振还要多几倍甚至十几倍？

想到这里，我的心跳速度骤然加快，感觉心脏像是要飞出胸膛了似的。同时，我也有种想哭的冲动：同样是90后，同样是从小县城里出来的青年，我和王振之间的差距，为什么就如此大呢？一想到这样的差距，我心情异常沉重，以至于对车窗外繁华的上海街景毫无兴趣。

第二天上午，我坐着王振的宝马到了公司。公司位于陆家嘴一幢大厦的22层，可以看到几百米外的黄浦江和耸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的东方明珠塔。

进了办公室，100多平的大开间，几十个人都拿着电话在忙碌。王振把公司的一个刘姓小组长叫了过来，说这是我以后的直属领导，并将我介绍给对方。

王振对我说道：“刘组长在这行已经干了几年了，经验比你们丰富。你以后要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他请教。”

刘组长穿着讲究，衬衣、西裤看着都价值不菲。听到王振这么说，他笑道：“我哪有什么丰富经验啊，也只是比他们早入行两年。”

接着，王振又跟刘组长说了几句，便拎着包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刘组长随后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说道：“第一个月是试用期，底薪是4000。开了两单便算正式录用，底薪是5000。当然，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光靠底薪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你就要拿到开单提成。你每开一单，公司就会发给你开单奖金。如果客户在你这里投了1万元本金，那你就能拿到8%的提成。客户投的越多，你拿到的也就越多。”

说完，刘组长便给我找了空位，让我和旁边的老员工多交流。

我和座位两边的同事都打了招呼。左边是位漂亮女生，叫曾丽娜，上周才到公司，此前在小城里当护士，因为工作辛苦，便跟亲戚来了上海；坐在我右边的刘杰，此前在昆山一家台资电子厂干了两年，嫌工资低，就辞职干金融销售了，到这里也就比曾丽娜早几天。

刘杰告诉我，他有个老乡，在上海一家期货投资公司干了两三年，现在已经升为经理了。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到你老乡的公司去呢？”

刘杰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那老乡带着几个亲戚，已经够烦的了，就把他介绍到这里来了。他又问我：“你是个大学生，学历比我们高，怎么也来干销售了？”

对这个问题，我面露苦笑，没有作答。

作为业务员，在正式工作前，需要把公司发的一册营销话术背熟，有十几页，里面详细列出了各种对话模板，教你如何应对客户的质疑。

比如，当客户质问：你说能带我赚到钱，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亏了怎么办？

按话术得这么回答：我既然敢说能带你赚钱，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实力。我虽然不敢说每次操作都能盈利，但迄今为止，我的成功率都在90%以上。而且，就算客户亏损了也不要紧，我可以在下次操作中帮客户连本带利赚回来，不要手续费。

当然，也有客户听了这个回答仍不放心，继续质问道：你既然那么厉害，那就自己去操作啊？

营销话术继续教你从容应答：按照证监会的规定，期货从业人员是不能参与期货投资的，只能为客户提供咨询和管理服务，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酬劳。你想想看，我们从业人员掌握着知识和信息获取能力，比作为普通人的投资者更为专业。如果再亲身参与进来，那对其他的投资者岂不是很不公平？

刘杰说，这两条话术案例，能在起初快速击穿客户的心理防线，让客户在短时间内无言以对。

对我来说，背营销话术并不是什么难事。不到1个小时，我就全背下来了。随后，我便打开电脑桌面上的Excel表格，找到表格里的客户手机号码，准备打电话。

起初，我信心满满，认为背熟营销话术后，拉到客户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等我真拿起电话与客户交流时，才发现事情远没我想得那么容易。整整一上午，我打了几十通电话，竟然无一例外，全部碰了钉子——话术背得再溜，也抵不过人家挂断电话。

我有些泄气，不由地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干好这份工作。

中午吃饭时，刘杰看我愁眉苦脸，安慰道：“销售这种工作，就是这样的。有可能你连续打100个电话都不会有人理你。但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客户的。”接着，他就开始拿他自己举例，说他是如何从新人过来的——只不过，他到目前为止都没开单，所以他的话也没啥说服力。

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因此只能强打精神，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干好，不能让王振看扁了。

吃过午饭，回到公司。我稍微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后，便开始了下午的工作。但直到下班，我也没有拉到一个客户。

这时，刘组长走到我面前，问我今天的成果如何。我如实回答。刘组长让我不要太死脑筋，吊死在一棵树上，打电话不行，还可以试试其他方法。

于是，在之后几天里，我开始电话、网络“双管齐下”。

我们上班朝九晚六，每天早上9点半，要开例行晨会。会上，全公司50多名业务员都要向王振汇报前一天的成绩——通话时长和是否拉来客户。

随后，便是公司的“奖惩时段”：前一天成功拉到客户的业务员，便会在大家艳羡的眼光中，接过奖金；未完成既定小目标的业务员则要收到“惩罚”——一边当众做俯卧撑、深蹲等运动，一边要高喊“努力”、“奋斗”、“赚大钱”等励志口号。

当然，对于3个星期完全没开单的新人，惩罚就是直接走人。

第一次参加晨会，我就被王振要求立下军令状——承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实现“零的突破”。

看着大家期盼的眼神，我的脸热得发烫，不知道该说什么。结果，王振便替我许下了承诺——如果我两周之内不能开单，就要请全公司的人吃饭。

他刚一说完，众人立刻鼓掌叫好。我也只好应承下来，暗暗发狠，要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全力以赴。

上班第三天，休息间隙，我听到旁边的刘杰在给客户吹嘘了一番“稳赚不赔”后，有些动心的客户便询问公司的名字，刘杰不假思索，把公司名字报给了客户。

刘杰的话正巧被路过的刘组长听到了，等刘杰挂断电话后，刘组长马上质问他：“为什么把公司的真名告诉客户？”

我当时一听就纳闷了：难道公司还有假名字吗？

趁着刘组长训斥刘杰，我偷偷问曾丽娜。曾丽娜说，公司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对外公开的，另一个只在公司内部使用——她这一说，我才想起，人事给我的入职书上的公司名就和公司玻璃大门上的名字不一样。当时我有点疑问，但看人事姑娘太忙，也就没好意思多问。

事后我问王振，他的解释是因为担心交易亏损的客户向警方报案举报我们，所以不敢把真名告诉客户。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王振显然不愿多聊，我也没追问下去，只是心想：不是说公司有期货交易资质吗？如果正规公司从事正当的期货交易，盈亏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怕客户报案？

我将疑问讲给曾丽娜，她告诉我，她听老员工说过，公司其实并没有期货交易资质，只是挂靠在一家有证监会牌照的大公司下面，“其实不只是我们公司，别的公司也是这样做的”。

知道这点后，我心中惴惴不安，不禁打起了退堂鼓——我是来这里赚钱的，别到最后，非但没赚到钱，反而进了监狱，那就太不值了。

可是一想到回家后，我又将恢复无业游民的身份，就忍不住暗自叹气。

思来想去，我只好安慰自己：如果以后真出了什么事，被我们挂靠的正规公司也会受到连累。他们总不至于这么傻吧？算了，我还是先担心下如何实现业绩零突破吧。

在我上班的第六天上午，转机出现了——有个男人在听我快速介绍了一遍期货投资的“钱景”后，表现出了兴趣，愿意与我详谈。

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意愿客户，我欣喜若狂，但还是竭力保持冷静，先是问了对方的基本情况：他在广告公司上班，一直炒股，只是炒股亏了，看网上许多人投资原油、贵金属等期货赚钱了，有些心动，然而没这方面经验，就一直不敢加入进来。

我心中暗喜：这家伙什么都不懂，应该很容易搞定了。

我告诉他，我们公司就是做贵金属交易的，在这方面有丰富的交易经验，可以保证他稳赚不赔。我又跟他说了自己的姓名和公司名字，以博得他的信任——当然，我报的是那家挂靠的正规期货投资公司的名字。

他相信了我说的话，当然，光是这些还不够，我又按照话术循循善诱道：“你看，我在电话里也没法给你详细说太多，要不你加入我们的客户QQ群，免费学习些期货知识吧！”

我说完后，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他需要时间考虑。我判断他对我的话将信将疑，很紧张，担心他会突然变卦，又跟他说：“QQ群是免费的，你先进去看看，如果不满意，退出也不迟。”

这样一来，他再没有推辞的余地，便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立刻大声呼唤正在指导一名新人的刘组长。他闻声过来后，我便将刚才的通话报告给他。刘组长听了，迅速向办公室里的小组成员下达命令，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在QQ群里做好准备，“演场戏”给这个人看。

所谓演戏，听刘杰说，就是让业务员们假装客户在QQ群里聊天，故意吹嘘公司的实力有多强大，让他们赚了多少钱。为了增加真实性，有的业务员还制作账户截图，显示自己的盈利数字。人都是有贪欲的，当客户进到群里，看到的都是别人通过炒期货赚了钱的信息，他们怎么可能不动心？

因为我刚来，什么都不懂，所以刘组长没有让我加入进来。

觉得开单在即，我的心情极度愉悦。可还没高兴几分钟，刘组长就走过来了，神情严肃地说：“你刚才为什么要告诉客户你的真名？”

他这一问，让我摸不着头脑：“说真名怎么了？”

“我们是不能向客户透露我们的真实信息的！我们公司对外使用的是其他公司的名号，那些公司的员工都有期货从业资质，在网上也查得到。而你们没有，所以公司安排你们使用他人的名字，不能用自己的真名。”

我当时在心里长叹了口气：怎么这家公司有这么多的破规矩？一会儿让我们不要透露公司真名，一会儿又让我们不要使用自己真名实姓——我只是个业务员而已，怎么搞得如此小心翼翼，像当特工一样？

刘组长说道：“等会儿我找一份个人信息给你，以后你就用这个身份。客户要再问你，你就把那个人的信息报给他。”

3天后的星期一早上，我刚到公司，刘组长便告诉我，上星期那个客户已经搞定了，还拍拍我的肩说“干得好！”

这天上午，这名男子便在我的远程指导下，开了账户，下载了期货交易系统，投入了第一笔资金：1万元——这是公司规定的最低交易额。

次日晨会上，王振当众给我发了奖金，考虑到我是同期入职的人中首个开单的，所以，他和刘组长经过商量后，决定把奖金提高到1000元。这等于是我拿了10%的提成。

在热烈的掌声中，我从王振手里接过了装钱的黄色信封。虽然信封不厚，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两个星期以前我还是个身无分文的待业青年，今天我竟然拿到了提成奖金，并以优秀员工的身份享受着众人的掌声。这种感觉很奇妙，让我有些飘飘然：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也能在上海买房买车了吧？

但随后，曾丽娜就因为入职3周没有开张，与其他几个新人一起被公司裁了。果真应了王振的话，“公司不养开不了单的人”。

我只能告诫自己得更加努力。我已渐渐没有最初的局促和不知所措，两周后，我开了第二单。这次的客户是个家庭主妇，是我在一个微博大V开设的收费QQ群里寻觅到的——这种网上找客户的经验，是刘杰告诉我的。

在我开第二单前几天，刘杰也开了一单——这已经是他本月的第二单了，而且这单数额很大，客户往账户里投了50万。就凭这一单，他就提前通过了试用，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了。

相比之下，我的客户都只投了1万元，数额实在太小。

因为鲜少有新人能拿到这么大数额的单子，晨会上，刘杰收到王振给的大红包时，笑得合不拢嘴——估计比按规则提成的4万要多。我心中暗自揣度：如果月入四五万，买房买车真不是梦。

艳羡之余，我们都向刘杰讨教秘诀。刘杰也不藏着掖着，直接抛出了干货：先去微博上找到财经大V开设的炒股和炒期货的QQ群或微信群。这些群，一般都是收费的，加入其中的人一般都是有投资意愿。

“当然，我们得从其中筛选目标客户，老油条不行，最好找的有3类人：一类是‘小白’，什么都不懂，听话；二类是炒股失败的年轻人，想用期货翻身；最后，我们要找的便是掌管家庭财政大权的女人，她们手里有钱，而且胆子也大，说买就买了。当然，提醒大家的是，千万不能在中年男人身上浪费时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重，生怕手上的钱被骗走了，我们就不要跟这群人多费口舌了。”

我们底下的业务员，像是在听武林秘籍一样，甚至还有人回座位拿来纸和笔，一字不落地记下来。我也把刘杰的经验牢牢记在了脑海里，并依葫芦画瓢去做了。

不得不说，刘杰这招果然管用。很快，我就在一个花了199元加入的财经大V的QQ群里，找到了一个“目标客户”——一位家庭主妇。她平日靠丈夫养活，但手里也有点闲钱，想寻找一种可靠而又回报率高的投资方式，以免往后事事向丈夫伸手要钱。

摸清了客户的心理后，我依照第二单的经验，稍作游说，她便同意加入我们QQ群。待她一进QQ群，群里伪装成客户的业务员们瞬间活跃起来，好戏再次上演。

过了几天，这位主妇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在我们公司开户。我问她准备投多少钱，她说自己也没有多少闲钱，所以最多只能拿出两三万。

我一听，就知道她还是不放心，想先拿点钱试试水。我先跟刘组长说了下她的情况，刘组长告诉我，对付这样小心谨慎的客户，得让她先尝点甜头，她才肯加大投资。

我不明白刘组长是什么意思。刘组长跟我解释：就是先让她赚点钱，让她相信炒期货很容易赚到钱，等她头脑发热后，她才会加大投入。

我大吃一惊：公司还能确保客户一定能赚钱？

“我们公司的交易系统会自动生成K线图，客户在上面看到的行情，也是系统根据美国那边的行情‘模拟’出来的。客户盈利还是亏损，全看我们的意思。”说完，刘组长神秘地一笑，“而且，这些客户也是抱着稳赚不赔的心态来的，哪有这样好的事儿？”

听了他的解释，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公司是通过虚假交易来操纵客户的账户盈亏的，这不就是诈骗吗？

不过，看这些人的样子，他们明知道是在诈骗，也根本不在乎。就如曾丽娜此前说的，在上海，“这样玩的公司太多了”。刘杰也告诉我，很多公司和我们公司一样，都没有期货交易资质，只是通过挂靠的方式进入了期货行业。他们雇佣业务员，用各种手法，千方百计地吸引客户将钱投进来，再通过虚假交易造成客户亏损。如果客户生疑，他们就诱骗客户继续补仓，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多次操作。

我的心里充满了担忧——那些被我引进来的客户，在发现自己的钱亏损一空后，会不会愤而报警？如果报警了，我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会不会坐牢？

一想到这些，我就想马上辞职，离开这家公司。

但，转念一想，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这么做，而且有的人都做了几年了，还过得很滋润，那不就说明这事虽然违法，但只要不闹大，就不会被追究责任嘛？况且，如果真有人要为此坐牢，那也不一定轮到我，不是还有王振这个总经理和他的几个同学以及两个小组长顶在前面吗？

更重要的是，面对高额的奖金诱惑，我舍不得离开。与其回去“家里蹲”，还不如留下来继续赚大钱。

于是，我便照着刘组长的吩咐，给这位主妇开了户。次日的晨会，我从王振手里领来奖金。在大家的赞叹声中，此前的担忧也被我抛诸脑后了。

往后几个月，我的业务越来越顺，一般每月都能有两三单，好的时候四五单，平均下来，月薪也能上万。此前在我这里投钱的那些客户，也都在稳步继续投钱进公司——那位主妇前前后后已然投了30多万进来。

我心里更加笃定这是份大事业了。

到了9月份，王振开始不怎么出现在晨会了，听说是在筹备新公司。我早已经从他家里搬出来和两个同事合租了，私下也见不着他了。

王振不在的这些时日，他的左膀右臂，刘组长和另一个孙组长，权力得到极大提升，渐渐不把我们业务员们放在眼里。

不过，想是因为一来是我业绩稳定，二来我又是王振的老同学，所以刘组长对我非但不像对其他业务员那样动辄斥骂，反而格外照顾，有时候下了班，还会叫上我跟孙组长及一帮骨干员工出去聚餐唱歌。

一开始他来叫我时，我还不好意思让他请客，总是推辞不去，去过之后，发现他们去的地方都是高档酒店和KTV，一晚上下来，花费巨大。

见我别扭，刘组长悄悄告诉我，吃饭唱歌的钱并不是他掏的，而是“王总”的。我问刘组长，为什么王总要请我们吃饭唱歌？刘组长回答：“王总时刻想着大家，觉得大家表现得不错，犒劳一下嘛。”

我看了一眼全身名牌的刘组长，此前就听说他的妻女在家乡过得相当不错，看来王振的确没有亏了底下人。他这样说，我自然是相信的。

只是，直到1个月后，我们这些人才知道王振这么做的真正目的。

一天，刚过早上9点，我打开电脑正在看“双十一”购买的手机有没有发货时，一群警察鱼贯而入，把我们这些在办公室里的人吓得目瞪口呆。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一个30多岁的白胖警察走了进来，在办公室里环视了一圈，吼道：“都给我把手举到头顶！不许接触桌上的任何东西！”

我吓得身体抖了两下，无暇多想，赶紧把双手举过头顶，扣在后脑勺上，动也不敢动。眼看着警察逐个检查我们的电脑，把电脑存储的客户信息的文件夹全复制到U盘里。与此同时，几个警察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在里面翻箱倒柜地搜查。没过多久，几个警察就怀抱着一大摞材料出来了。

这时，胖警察发问了，问我们的“领导”在哪儿。

刘组长连忙告诉他，“王总最近一直在分公司，没有到这边来”。

警察把我们的电脑检查完了之后，胖警察要求我们站起来，按顺序依次离开办公室，下到一楼大厅。大厅里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有的女同事羞愧不已，忙用长发掩住了脸，也有的男生用外套罩住了自己的头。我没有像他们那样做，只是低着头——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根本顾不上所谓的脸面了。

我只是在想：王振这家伙现在在哪儿？他是对我们发号施令的领导者，也是制定公司规章制度的人。如果我们被抓了，那他也逃不掉，或者他还在想办法把我们捞出去。

出了大厅，我看到门口的台阶下停着一排警车，像极了电视剧里抓捕黑社会分子的情节。我们走到警车前，警察拉开车门，把我们像行李一样往里塞。到了警局，我们被按着性别分成两拨，十几个女同事被女警领走了，我们三十多个男生则被带去办理交接手续。

刚进看守所，我还不怎么担心，想着毕竟我只是个普通业务员，上面还有一干领导。即便天塌下来，还有他们顶着，能有我什么事？或许要不了几天，王振就会把我们捞出去了。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这些员工仍没有出去。

我开始担心父母了。我每周都会与他们视频通话几次，现在我没有手机，无法与他们联系，他们肯定非常着急。特别是我妈，上次我的手机欠费，她联系不上我，急得不行，最后竟然打给了王振。

又过了几天，我和被关在一起的同事们心里更急了，同监室的其他犯人安慰我们，说我们这样的金融案件不算大案子，“最多待上1个月，就能出去了”。但我听了却非常恐慌，1个月可有30天啊！

一天中午，刚吃过饭，我问站在一边等着收饭盒的管教民警，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管教民警说道：“你们没什么事。只要抓到你们老板，证明你们无罪，你们就可以走了。”

又过了一周，管教民警跟我说有人来找我。我一听，还以为是王振，于是跟着去了会客室。结果到那一看，是个陌生人。

那人自我介绍，说是上海某律所的律师，姓朱。朱律师告诉我，他是我父母花钱雇来的。因为看守所禁止亲人探访，所以律师们便代替亲人进入看守所会见犯人，每次收费500块钱。他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看守所大门外斜对面，我父母现在就在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等待回音。

我问朱律师：“我爸妈怎么知道我在看守所？”

朱律师说：“拘留通知寄到你老家去了，你父母怎么不知道？”

我的脑袋立刻嗡地炸开了——这件事情这么快就传到老家去了？！

接着，朱律师告诉我，我父母帮我在看守所存了500元钱，还给我买了件睡衣，让我换掉身上的脏衣服：“你父母让我转告你，叫你好好在里面改造，不要惹事。等你出来了，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会来接你。他们暂时不会离开上海，就等着接你回家。”

我听完这些，眼睛里立刻涌出了热泪。

在看守所熬满30天，早上我吃过饭，正在通铺上看电视时，监室的铁门打开了，管教民警进来通知我，让我马上跟他走。

我不明白管教民警来找我干什么，心里有些紧张。出去之后，他才告诉我，说我可以离开了。我听了之后，欣喜若狂，连走路的步伐也轻快了许多。拿回自己的私人物品后，我立刻想打电话通知父母，但我的手机早就没电了，最后还是在理发店里充上了电。

一打开手机，我就看到几十个未接电话，大部分是我妈的，少数是我爸的。我拨了我妈的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的位置。

父母见到我时，心情非常激动，差点哭了。一看到我满脸蜡黄、双眼无神的样子，他们就知道我在里面受了苦。

我虽然出来了，但心里还“惦念”着王振，提起了句：“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没想到我一提起这个名字，父母满脸愤懑。

原来，他们一接到拘留通知，就慌慌张张地坐高铁来了上海。但到了上海头脑冷静下来后，他们才发现根本不知道我所在的看守所在哪里。情急之下，我父母想到了王振，便打电话给他，想通过他了解一下情况，但王振根本不接电话，一直躲着他们。我父母实在没办法，只好找他妈出面，他才主动打电话给我父母。

王振自称在为我们的事四处疏通关系，花了不少钱，还向我父母保证，说我很快就能出来了。但过了两个星期，也没见到我的影子，我父母就认为王振在撒谎。

我激动地说：“他竟然还在外面逍遥？这岂止是骗你们，他还骗了我们！我们里面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花钱找关系，很快就会把我们救出去。”

知晓实情后，我在寒风中大声咆哮。我爸让我不要吵了，让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以后远离这个人就是。我妈则要王振对我进行赔偿，并向我们道歉，否则她绝不会放过他。

这次为了我，父母请假来上海，前后花了万把块钱不说，还担惊受怕了一个月。而我在里面过的苦日子，难道就这么算了？王振坑了我们所有人，我也很想立刻去跟他当面对质。但父母生怕我惹出事来，让我先回家再说。

在我回家后不久，已经安静了1个月的员工微信群，也逐渐有人说话了，大家在群里相互告知了自己的情况。

原来我们之所以被放出来，纯粹是警方根据我们的业绩、入职时间长短和职务等级，设定了拘留时间。我和少数几个人算幸运的，只被关了30天就放了出来，但刘杰和大多数业务员，却在看守所里待了37天——37天是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

现在，看守所里面就剩刘组长和孙组长了。

有人就此提到了王振，问他怎么样了。我把王振的情况说了出来，大家听说王振一直逍遥法外，根本没有想办法救我们，全都破口大骂。

我们工作用的QQ号、微信现在也不敢用了，只要一打开，就能看到无数条客户骂人的信息，骂得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大家在群里商讨，我们不但要向王振讨回被抓前那个月的工资，还得跟他索要拘留期间的赔偿和精神损失费。

然而，激愤了几天，刷着那些客户的留言，甚至听闻有客户为此寻了短见，我的心慢慢冷静下来。

王振纵然可恨，客户也不像自己声称的那样无辜，但若我发现公司的非法运作手段后，不被自己的贪欲所裹挟，及早收手，甚至主动向警方举报，那我也不至于给自己的人生添上这样一笔不光彩的经历了。

那以后，我便在群里也鲜少发言了。

两个月后，刘组长和孙组长也从看守所里出来了。

他们一出来就在群里抱怨，说他俩出来时，没一个人来接，还说“要不是我俩替你们揽下了所有罪名，你们能提前出来吗？”

虽然不知他们这话的真假，但群里很快便有人提出大家请他们吃顿饭，慰劳一下，顺便商量一下讨要工资和补偿的事。思前想后，2018年春节刚过，我也重返上海，参加了饭局。

见了面，寒暄后，我们问起刘孙二人在看守所的情况。两个人不愿多谈，只说警察经常提审他们，让他们承认罪行。他们一开始抱有幻想，觉得王振很快就会想办法捞他们出去，因此死也不承认。但时间久了，王振迟迟不现身，两人不免心灰意冷，于是就把自己的情况跟警察说了，然后就被关了3个月。出来后，他们打电话、发微信，也都联系不上王振。

有人问道：“王总是我们的领导，他怎么没被抓进去？”

“警察说了，王总虽然是领导，但他并不具体参与公司的运营，一切工作都是我们两个小组长做的。而且他说当时在筹备分公司，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毫不知情——你们听听，他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根本不承认所有事情都是他让我们做的！”刘组长愤恨道，“听期货圈子里的人说，他那几个同学跑加拿大、澳大利亚去了。他本来想躲到外地，结果在火车站取票时被警察拦了下来。他这次虽然躲过一劫，但也大出血了，花了不少钱，才把事情摆平。”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挂靠公司的事。刘组长说，挂靠在那家公司名下的皮包公司数不胜数，其中几家被抓了，根本影响不了他们。

至于事实是不是真像刘组长说的这样，我们都无从知晓。毕竟，自那以后我们谁也没再见过王振——后来，刘组长牵头，让劳动局来解决我们和公司之间的劳资纠纷。调解过程中，王振也始终没有露面，也不肯答应我们提出的赔偿条件。直到一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群里谈论讨要工资的话题，但我们谁都清楚，这钱是肯定要不回来了。

对于作为期货公司业务员这段经历，我更怨恨的是自己心中的贪欲。曾丽娜虽然提早离开了，但听我讲起后来的事情，也是心有余悸：“我当时离开后，就没有再做这样的工作。我现在在咖啡店上班，虽然辛苦些，但好歹是正当职业，不用每天说些虚话空话去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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