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们在春节隐身…… – 交易者社区

妈妈们在春节隐身……

春节讲究好吃好喝,讲究迎来送往,这些是年味的一部分,却也意味着密集繁复的劳动。在传统家庭,妈妈们正是春节各种服务的提供者,她们在洗碗池边、在茶水间,忙得筋疲力尽。

50岁的淑荣第一次喊痛,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4点。

把客厅的茶几和沙发擦净,台面上的东西规置整齐后,正蹲下擦电视柜时,淑荣感觉足根发胀,跟腱处传来一阵针扎般的疼痛感。淑荣嘀咕了一声,“脚后跟怎么这么疼。”客厅里,是吵闹的电视机和麻将声。

用脚掌承力,忍着疼痛擦完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隔断置物架,淑荣开始准备年夜饭。年夜饭,姊妹两家人也要来,“清蒸鱼,红烧肉是必须要有的。嫁到南方的侄女喜欢喝玉米排骨汤,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得给她煲个汤喝。侄子不吃香菜,上菜前得挑掉。儿子一辈爱吃重油重辣的菜,孙辈小孩要吃软烂的辅食,还要给男人们拌几个清爽点的下酒菜。”淑荣在脑中回忆了一遍菜单,拟定炒菜的顺序,开始切菜备菜,渐渐忘了脚下的疼痛。

第二次没有忍住说出痛,是吃过年夜饭后的晚上8点半。

春节联欢晚会开场的歌舞表演正热闹,淑荣洗完碗后小心翼翼地避开家人看电视的视线,拿着拖把拖地。右手腕一拉一推,配合着的左手向下用力。俯身时,她觉得自己脊椎僵硬发麻,稍稍弯曲,疼痛就顺着骨头一直蔓延到耳朵,电视机里的歌声听起来有一些耳鸣。蔓延到眼球,眼前白色的地砖上浅金色的细纹开始盘绕起来。淑荣挺直腰背,头晕目眩。

“我腰疼得不行。”淑荣说。孩子们关切地问:“姨怎么啦?”淑荣弯腰,一边用纸巾把拖出的头发和脏尘包好,一边说,“没事儿,等下休息一下就行。”

淑荣当然知道原因。除夕凌晨5点半,她起床开始剁饺子馅。牛肉是前一天解冻好的,用料理机绞肉馅肉汁和营养会流失,是年夜饭要吃的饺子,她决定亲自用刀剁肉末。去筋膜,腌制,调馅儿。7点半,淑荣开始包饺子。包了大概150个饺子后,把孩子们叫起来吃早饭。洗碗收拾干净,又要准备午饭。下午亲戚们就来了,必须把家再打扫一遍,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这一天,淑荣几乎没有坐下休息一刻。电视里,晚会第一个相声表演刚结束,她扶着腰回屋躺下。2021年的春晚,淑荣没有看什么节目。12点,难忘今宵的歌声如约响起,一朵朵烟花绽放在晋南汾河河谷上空,绽放在淑荣漆黑梦境的窗外。半梦半醒中,后腰背的痛感依旧没有消失,这种熟悉的疼痛提醒着她:新年已然到来。

淑荣为家人准备的年夜饭

与北方的淑荣一样,需要为全家人准备饭菜的,还有49岁的如芬。

潮汕地区,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自1995年嫁人后,26年来,初二这天,如芬没有一次回过自己的娘家。身为长子的媳妇,如芬需要呆在夫家迎接返亲的小姑子们。她在厨房和天井间来回忙碌的声响,是夫家四个姐妹闲谈声和笑声的背景音。

从在自家不用干什么活的小女儿,到作为大儿媳为24口人准备饭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年初一,如芬需要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用到的所有食材。初二早上8点前,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如芬一个人会先赶到揭阳市丈夫老家所在的农村。

潮汕人对食材要求高,摆在如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处理公公专门为过年养的活鸭。

帮忙杀鸭,是家中男人们会帮如芬做的事。先用冷水浸湿鸭毛,再烧一大锅热水,烧到水面起鱼星子后把鸭浸在滚烫的热水里。然后开始拔鸭毛,鸭毛不易拔脱,如芬蹲在铁锅旁,一拔就是一个小时。

洗菜准备饭菜的间隙,小姑子们会带着家人陆陆续续地到来。马蹄糖、束砂、瓜丁这些茶点如芬早就提前摆好,每来一家人,如芬要拿出洗净的茶杯,为亲戚们倒上煮好的茶。

小姑子们边喝茶边吹水,聊着村里的八卦,谁家又发了财,谁家的女人换了丈夫给买的新车,时不时爆发出笑声。孩子们拿着糕点,玩着“鱼虾蟹”游戏,骰子声和大呼小叫声此起彼伏。如芬的辛劳,是所有人能愉快享受新年的理由。但这种劳动,隐匿在节日火红祥和的光景中,被同样的笑闹声轻易遮蔽。

当丈夫们流连在一场又一场的饭桌酒席,儿女们辗转于与不同亲友的聚会,如芬和淑荣,还有更多的母亲,正被堆积如山的节日家务所包围。在“快乐新年”的祝福声后,是妈妈们并不轻松的节日,她们承担着繁重的节日后勤工作,甚至因此遭受身体疼痛。她们是一个家庭的节日生活的“导演”,是隐藏在每一份快乐幕后的英雄。

大年初二是款待出嫁女儿们的节日。小姑子们顶着新烫的发型,穿着黑色过膝长靴,光鲜亮丽地回娘家。相比之下,如芬显得朴素,但见亲戚们总不能太寒酸,如芬也会稍微打扮,涂个口红,穿上平时不穿的小短靴。

蹬着小短靴干活更加不便,如芬从厕所提一大桶水,歪斜着身子哗啦啦地把水倒在天井角落的大铝盆子里。烧热水麻烦,被别人看见了还要说矫情。在冰水里,如芬蹲着洗完所有的菜,再起身垫着脚尖避开水渍,把菜端去厨房。这顿饭,如芬要准备至少4个小时。饭后洗碗,又要收拾两个小时。

如芬唯一一次在春节落泪,是在2019年。母亲去世,如芬的父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年初二,他都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女儿们回家。2019年春节,日头升起又西斜,邻居们的后辈们吵闹着来了又离开,父亲始终像他脚下的影子一样沉默。那天,父亲没有等回任何一个女儿。

2021年的春节,淑荣大家庭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都回到了山西。姐妹们相约着逛街,买新衣服、烫头发、做美甲,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男孩则饭局不断,通常带着一身酒气在凌晨才回到家。在学校工作的丈夫假期开始得更早,放假后,他和朋友一起去东北自驾游,直到年根才回来。

小年扫尘日一到,淑荣的“忙年”便正式开始了。当家人们在农村乡下聚会,户外烤肉放烟火时,淑芬在院子里支起灶台,炸麻花、炸油糕、炸馓子、炸丸子。山西传统炸物满满当当堆了一盆,因为长久站在油锅边,淑荣的腰痛也随之被唤醒。家务劳动是如此单调乏味、支离破碎,一遍遍重复相同动作的快节奏中,淑荣不可避免地感到厌倦,沮丧。

即便家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注定是不可见的,被贬低的。就像没有人理解淑荣身体的疼痛一样,初二的聚会,没有一个人会对如芬说一句辛苦。

今年春节相较往年温暖,小姑子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茶聊天。如芬就在一旁的角落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厕所、天井,厨房之间。如同一个被隐身的人。太阳的阴影分开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干燥暖烘,笑声不断;一边湿水横流,安静阴冷。大姑子想去帮忙,被小姑子劝住,“嫂子一个人做就好啦,我们继续聊。”

丈夫有时也会想帮忙,但当着亲戚的面,一个大男人帮老婆干活面子上总有些挂不住。他支使着女儿帮如芬洗菜,婆婆又把她拉回来,“你要陪弟弟妹妹们玩游戏呀!”

亲戚们上桌吃饭,如芬站在一旁负责上菜。上完最后一道菜,饭局已到尾声,鱼虾海鲜已被一扫而空。亲戚们招呼着如芬挤一挤坐下。如芬找来蒙尘的塑料凳子,擦拭干净后坐在人群外围,在离自己最近的菜里夹一大筷子,扒拉着米饭。白切鸭有一点绒毛没有煺净,如芬听到公公嫌弃地高声说,“连个鸭毛都弄不干净。”

见如芬只吃一道菜,孩子们问,“舅妈怎么不吃?”如芬通常会回答,“没事儿没事儿,我等下吃。”婆婆也会迎合着,“她胃口不好,不爱吃东西啦。”“她不吃,是因为她不想吃。”大人们心知肚明但自我欺骗,孩子们信以为真。同一种心安理得中,如芬始终离饭菜很远,潦草地吃着手上的这碗白饭。

正月初二,如芬做的午饭

“就是个家庭主妇,活儿都干不好。”这是每年如芬都会听到的话。贬低家务劳动,使之碎屑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观念在不经意间以某种形式灌输给所有人。

春节期间,贾玲出演的小品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在小品中,贾玲饰演一位担忧自己患病的母亲。合唱队的老友问她,“你仔细想想,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贾玲情绪崩溃地回复,“我一看见没洗的碗筷呀,我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儿啊!”男性老友确定地说,“懒的,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

这样的“宽慰”依然默认女性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刷碗是女性的职责,不能愉快地享受家务反而因刷碗头疼,则会被讽刺为“会享福”。同样地,在歌曲《亲戚》中,“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炒鸡蛋香椿芽”,女性在春节时的劳动,被刻画为家庭团聚中温情的注脚。

诸如“小伙带女神回农村老家过年,女友不干活遭差评”这样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这种“家务劳动是女性领域”的信念,出现在不同的创作文本中,又经大众媒体的传播被广泛地接纳。

晋南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在山西临汾,淑荣的家人每年都会去尧庙或洪洞大槐树参加庙会。这本是属于所有家庭成员的春节活动,可淑荣通常是那个缺席者。无论是看高台花鼓、威风锣鼓等民俗活动,还是放风筝、抓鱼,这些与大自然亲近的游玩,淑荣不是不想参与,但活动一般都在下午,准备了一上午饭菜,又把残羹剩菜收好,碗筷和茶杯洗好后,她已经疲惫不堪。淑荣最需要的,是赶在家人回来吃晚饭前躺一会儿,哪怕是短暂打个盹儿。

正月初七,潮汕男性参加的民俗祭祀文化活动“火把节”,晚上男人们举着火把,在锣鼓的引导下有节奏地跳动,呐喊,沿着村庄的要道行进,形成黑夜中一条火的河流。跳火墙,跨火堆,“取吉祥去晦气”,这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春节祝福方式。如芬的女儿会好奇又羡慕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游火巷,在村里的广场上烧火龙,这样热闹壮观的景象,多年以来,如芬只在家里遥遥地看过。

但另一方面,家务劳动也总会被冠以“神圣”之名以得到救赎。淑荣提到爱,提到孩子们的理解和丈夫偶尔流露出的赞扬和感激。“我爱我的孩子们呀,他们学习和工作已经很累了,春节时好不容易能休息。那些活我干就好。”淑荣说。

不可避免地,如芬把“家务劳动执掌者”这个角色内化了。“要老公和孩子们干点活,他们也收拾不干净,干不麻利,还是得我自己来。”如芬补充道,“而且都是一家人。”有时叫丈夫洗碗,他就只是洗碗,碗池旁和桌上的污渍,摆在餐桌上的剩菜,厨房里有味道的厨余垃圾,仍原封不动地摆着。多数情况下,如芬把丈夫刷过一遍的碗又重新刷一遍。想着,算了算了,心甘情愿地重复着以爱为名的家务劳动。

除了烹饪、清洁,购物这一类的身体劳动,每年春节,如芬和淑荣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维系家庭情感,被认为是春节最重要的功用。

从亲戚们进门的那一刻起,淑荣就需要保持情绪高涨的状态。给大孩子们送祝福,给小孩子们发红包,招呼着大家坐下喝茶吃水果,讲些逗乐的笑话。渲染春节必不可少的欢乐氛围,同样是淑荣的责任。有时,小孩因为玩具争执,尖叫哭闹声不止。为了不影响打麻将的侄女侄子,淑荣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哄着更小的孙辈们,调节他们的矛盾,安慰着哭泣的孩子们安静下来。

初二以后,丈夫在家一波一波地招待朋友,如芬则缩在厨房,准备随时为男人们的需求服务。打完牌后男人们要喝酒,丈夫走到厨房大声唤如芬,“快收拾下准备下酒菜啊!”如芬心里憋气,但还是带着笑容,收好桌上的棋牌,把瓜子皮和烟灰缸清理干净。等丈夫们的朋友酒足饭饱离开后,如芬才敢发泄自己的情绪,把铝盘扔在地上摔得叮咣响。

事后,如芬还是要帮喝醉的丈夫清理,把他抬上床。即使发火时留心着避开瓷碗,那些摔在地上的碗筷,终究还是要自己捡起收好。

这种情感劳动相比于实际的付出,也更难以被看见。美国社会学家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著作《被管理的心脏》中提出“情感劳动”一词,其定义是在工作中为了迎合别人而抑制自我情感的一种劳动形式。亚莉说,“情感劳动是需要支付报酬的工作,诸如为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假期女性要面对的压力,处理琐事的焦虑,就是一种情感劳动。”

国外女性要面临的圣诞节焦虑,在中国,变成妈妈们的春节焦虑。每年年末,小年一过,淑荣心里开始积团着说不出的紧张和恐慌。“怎么能不害怕过年呢,一到那会儿,女人的家务活永远也做不完。”淑荣说。

委屈、愤怒、焦躁,无论压力有多大,这些情绪在春节时都不被允许。淑荣一遍一遍回想着春节时的那些快乐记忆,“孩子们都回来了,大家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谁都乐呵,谁都没有烦恼。”这些快乐回忆鼓舞着淑荣,鼓舞着如芬,鼓舞着所有的母亲,把自己的需求坚定地放在一旁。春节时的家务工作是女性与自己订立的秘密合同,隐蔽在每一扇屋门之后。她们必须为所有人期待中的美好新年负责,哪怕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全家出门去公园放风筝,淑荣没有参与

或许庆幸或许悲哀,陪伴着母亲一起进入家务链条中的,是她们的女儿。

今年春节,淑荣25岁的女儿一扬回到山西老家。在家里,一扬积极地承担着家务。初三亲戚们来家里,淑荣做饭,一扬负责善后洗碗。16个盘子,21个碗,洗碗碗后按形状大小摞好放进碗柜。用清洁球沾洗洁精擦一遍抽油烟机和灶台,再用干净的湿抹布擦两遍,最后是擦桌子,把厨房的地拖一遍。一套流程下来,一扬花了将近一小时。

吃晚餐时,淑荣又是最后一个上桌。桌上杯盘狼藉,看大伙吃得不错菜都快光盘了,她又起身炒了一个菜。上完最后一个菜,淑荣疲惫地缩在角落,恹恹地喝着米汤,却还提起语调问亲戚们,“够吃吗?不够咱们再切块牛肉吧!”

看着母亲和推杯换盏的哥哥们,一扬心里堵气,口无遮拦地问,“怎么都是妈妈做饭,怎么都是妈妈们最后一个上桌?”这样的情绪明显不适宜节日氛围。一位哥哥端着酒杯,“这你就不懂了吧,做饭的人闻着香味就饱啦。”大家哄堂而笑,淑荣面色尴尬地朝女儿使眼色,暗示她不要多说。

16个盘子,21个碗,一扬数着,边洗边忍住眼里泛起的蒙蒙泪水。厨房就这么小的一点地方,母亲在这儿付出了、又将要付出多少时间呢。如果她不做,这一个小时内,母亲的腰痛和脚痛该怎么办呢。

每年过年回到山西洪洞老家农村,蕊蕊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和哥哥的不同。当自己踩着凳子在灶台前有模有样地做菜时,哥哥已经会学着父亲说,“厨房是女生的地方,我可不能进去。”记得有一年春节,蕊蕊和母亲一起做饭时,要求哥哥去小卖部买块抹布,多买几双筷子。奶奶拦住她,“叔伯都在呢,让你哥和大人聊天。你去吧。”

那句话带来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蕊蕊从此抗拒厨房。即使看着母亲辛苦,她也只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擦拭整理的工作,再也不会踏入厨房半步。她害怕像母亲一样,主动进入厨房,在节日里忙进忙出,然后成为家庭中那个隐没的付出者。

2021年的春节,一扬发现,这种家务观念的形成远早于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春节里,家里面要给子侄辈的孩子们准备礼物,大家给男孩子们准备玩具枪,给女孩子们的礼物,则多是芭比娃娃,或者是家用玩具:迷你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的组合。

看着小侄女头戴着公主皇冠,认真地把迷你汉堡和迷你蛋糕摆放在玩具锅盘内时,一扬疑惑:长大后,她会从真实的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那里获得快乐吗?

这正是:

但瞧人间炊烟起,直言母上弯腰低;缘何女性厨灶里,皆因男尊世风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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