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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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鸿飞曾调侃这里超标的梦想浓度：“前一年在北京高碑店的草地上浇点水，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堆导演。

很多导演没能等到春天。那条彼此供养的毛细血管，被寒冬和疫情剪开一条细微的口子。

毛细血管断了

没有一个路痴能顺利走出高碑店。

排水线、铁路线、灌渠线在这里相互纠缠，路况变得复杂。这个距离天安门12公里、朝阳大悦城3.7公里、三里屯10公里的地方，被当作城市的边缘和郊区的开始。在久经不衰的段子里，高碑店水果摊阿姨因为不想异地恋，拒绝和清华西门的保安谈恋爱。保安大叔也无法来高碑店看望阿姨，因为会迷路。

拥有5年驾龄的出租车师傅，谨慎地调动词库，试图回答如何开到乘客指定位置的问题——他接连用了“一般情况下”、“我差不多能找到”两个不确定的短语。他好心建议，在高碑店，要是不想迟到，最好提前五分钟打车。

去年上线的真人秀节目《我和我的经纪人》里，一份来自国贸的沙拉，在外卖小哥的黑色保温箱里颠簸了两个小时，才到达高碑店，送到壹心娱乐CEO杨天真女士的桌上。

把影视宣传公司开在高碑店的张旸，6年间和无数新人一起经历着高碑店的迷失时刻。因为找不到路，放弃来他公司面试的人的数字，比公司利润增长还要稳定。为此，他专门在导航软件上建了公司坐标，亲自设计了手绘地图，拍成照片，发给前来求职的人。

2020年，让人迷路的高碑店，正在经历着另一重迷失。疫情覆盖下，聚集在这里的影视文化公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少。在高碑店东区，社区工作人员给出的数字是，从2月到4月，958栋房屋里，搬走的就有100多家。对快递员熊洋来说，疫情带走了超过20%的订单，按照一单赚1.2元计算，它意味着，每天会减少三四十块钱的收入，甚至更多。

如果给这个叫高碑店的地方著书立说，2016年是绕不开的年份。那是在地产中介口中，“政府在政策上给予入驻当地文创园扶持”的起点。文创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无论出现在新闻里还是汇报材料里，都是一个好故事。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从建外SOHO、国贸——每天每平米八九块房租的地方，挪到高碑店，这意味着租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影视公司来了，剪辑、租赁、后期、培训公司也来了，周围的餐饮、快递被带动运转起来，它们共同依附在这个被称为“高莱坞”的生态圈链条上，像毛细血管一样相互连接，又相互供养。

光景好时，一排排灰色砖瓦房里，到处都是来面试的、问路的、谈项目的，根本找不到停车位。臧鸿飞曾调侃这里超标的梦想浓度：“前一年在北京高碑店的草地上浇点水，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堆导演。”

很多导演没能等到春天。那条彼此供养的毛细血管，被寒冬和疫情剪开一条细微的口子。

在花园里文创园工作两年多的保安说，这里的人比过去少了一半。这个聚集95家影视文化公司的园区，房租很快从每天每平米3.8元，降到3元左右。有中介告诉《贵圈》，这里的租金和去年同期相比，每平米下降了至少“3毛到5毛以上”。

在花园里，一间225平米的办公室，从疫情后就不断接待访客，却始终没有租出去。原来的主人搬到比这里小一半的地方，只留下空荡荡的房间和黑板上讨论剧情的文字。附着在上面的灰尘随着时间推移，堆积了一层又一层。

高碑店梦

一个箱子接着另一个箱子，一台电脑挨着另一台打印机，慢慢填满4.2米长、1.8米高的货车。新的一天开始，又一家影视公司从高碑店搬走了。

货拉拉师傅感受到了疫情期间人们撤离时的窘迫。以这个正在搬家的影视后期公司为例，下单的女生在好几个搬家公司之间比过价，几张快掉皮的老板椅，她舍不得扔，说大环境不好，能搬走尽量都搬走。她抱怨公司的宣传没少做，但像一颗颗石子，落在河里，激不起任何水花。她上嘴唇下嘴唇不停地碰撞，说了一堆听不懂的词——货拉拉师傅只听懂了一句，说公司去新地方过渡一下，11月份如果有机会回来，还找他搬。

圆通快递站点经理用“人去楼空”形容疫情后的高碑店，这个月还在的公司，下个月打电话过去，可能就已经联系不到了。快递小哥熊洋的桌上，也因此多了很多他用不到的东西。比如一只笔筒或者6包9块9的纸巾，都是搬走的人不要了送给他的。

影视公司给粉丝发签名照的快递也变少了。2016、2017年类似的东西一发就是成千上万，如今“基本上都没有了”。十年前，高碑店还是背井离乡者投奔的好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快递单井喷，很多从外地来投身物流行业的人，快速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

蓬勃的不仅是快递行业。低廉的房租、巨大的人流，高碑店对人们的吸引总是简单又直接。

君屹影视CEO张旸亲眼见证高碑店这个地区，从伸手不见五指变得灯火辉煌。2014年3月，他注册了现在的公司，来高碑店是听朋友介绍，说这里便宜。刚开始只有五六个人，手里做了三四个艺人的宣传项目，每月赚一两万。办公室本来只想租一层，房东不租，张旸和合伙人一商量，两层也行，多招点儿人吧，“你说我俩是不是特随便？”

到2015年年末，公司已经两个月没项目了，卡里的钱越来越少，下个月的员工工资还没有着落，张旸做好了关门的打算。

不过，高碑店从不缺少转危为安的故事。这个地方本身的故事就足够励志。1983年后，越来越多看起来重要的规划——京沈铁路、京通快速路、污水处理厂，占用了村里的耕地。村委书记在几家零散的古典家具企业里，看到了“文化兴村”的可能性，努力让一个个家具商在这里落脚。从此，“古典家具一条街”成为高碑店的重要标签，并且为这里拿下“北京最美乡村”的称号，赢得资本的青睐。

张旸公司的转折点是：一个瘆人的笑。

2015年，张子枫参演的电影《唐人街探案》上映前，张旸接下项目宣传。他很紧张，不知道电影有没有市场。朋友劝他去潭柘寺拜拜，他就拉着张子枫去了，在拥有1700年历史的古寺里，许下微弱的愿望。

提前看片的时候，他被张子枫那个笑和里面包含的千万种内涵震慑，决定把这个点拎出来，做成动图和表情包。唐人街探案上映后，张子枫的笑成功吓到了八亿甚至更多的人。张旸的公司从这个笑中收获了可观的利益，不到一周，就有4个艺人项目和他们签约。

从“坟地”到“宝地”

最忙的2017、2018年，张旸拒绝掉的项目，流水总额就有1500万。原因是做不过来——光是百万级年框项目就签了四五个。

钱来得快，大手大脚也不心疼，张旸花50万买了辆车，公司从几个人，一路壮大到75人，年终奖20万20万地发。

钱源源不断地进来，驱使着高碑店变成一片不知疲惫的地方。张旸隔壁的后期公司，每天凌晨三四点还灯火通明。那是一个“大家都有钱”的年代，对应着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勃兴。2017年，国内电影总票房同比增长22%，现象级电影《战狼2》排在全球票房榜第六名。

在高碑店东区烤串店当服务员的阿福，记得那样的年份。到处都是一线明星加盟、顶级班底制作、与龙头团队合作、上亿投资的电影。人们热衷于拿着几页纸，对渴望成名的人，说起一夜暴富的故事。

一个扎长辫子、像艺术家一样的人让阿福印象深刻。辫子男和对面的人说，现在不会作词作曲的人都是傻X。阿福想反问，你爸会不会作词作曲，忍了忍憋回去了，在心里怼他：“等你火了再说这句话还行。但你要是真火了，就不来这种地方吃饭了。”

人们浮躁地追求金钱，然后浮躁地迷失。

那种气息，有时和扎根在高碑店乡土之上的朴素气质格格不入。古老的伦理纲常仍在不远处的高碑店村稳定地运转。熊洋在村里给一个70岁的老奶奶送快递时，每次都会收到她递过来的一瓶水。年龄差了快50岁的他们，至少在一件事上信奉着相似的价值观：快递是一件一件送的，钱是一分一分赚的。

村里的老人，在熊洋送快递时，还会拉着他唠几句家常。村子对面，隔着通惠河，是另一个北京，熊洋口中“灯火阑珊的、很亮的”繁华都市。那个“繁华都市”里的人，不会和他说多余的话，人和人之间永远隔着看不见的距离。

古老的高碑店正在消失，混合在这片灰色和红色房子之上的，是一个新的高碑店。

那个消失的高碑店，偶尔会在阿福口中“复活”。阿福剃着精神的板寸，常常操着含混不清的江苏口音，一遍遍讲起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坟地的故事。“坟地”两个字他咬得很重，看到女顾客脸上掠过的惊奇和惶恐，阿福总是十分得意。

从“坟地”到“宝地”的那几年，是房产中介李东眼中的好光景。那会儿找到可租的房子绝非易事，符合片区税收减免和房租减免条件的传媒公司、科技公司，一拨拨带来订单，园区再一拨拨把他们的材料递上去。

它们是影视传媒汇集的代表，在这里扎根发芽。

为了享受更优惠的免税政策，人们把公司注册在霍尔果斯，把真正的皮包公司开在高碑店。道德判断不关李东的事，他的愿望是：所有人都蓬勃发展。

这显然比世界和平还难实现。李东的愿望很快破灭了。

2018年，以崔永元事件为导火索，查税风暴席卷影视行业。“直接毁掉一批人。”李东以一种行业KOL的口气估计，“毁掉了40%吧。”

李东大学毕业4年了，他把自己也归结在“被波及”的那批人里。查税那段时间，“高碑店的房子，常常一间都租不出去。”

大公司也在勒紧裤腰带。2019年初，壹心娱乐退租了团结湖的办公室，全员搬到高碑店乡方家村，新年的第一次例会，主题就是成本控制。

上游的金融机构感受到资本市场的疲惫，开始撤离。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影视融资从2018年的1015起，骤降到2019年的449起。新剧开机率也在减，横店影视城剧组数量少了90%。

戏少，角色就少，税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公司倒闭和补交几十万税之间，很多人选择放弃公司。

那些硬扛着把税补完的公司，也开始减少艺人的宣传需求。产业链一层一层传导，2019年下半年，张旸感受到了冲击，“业务下滑将近一半”。一个艺人一年800万的宣发投入已成过往，张旸开始搞促销，降价到六折，签了5个艺人。另外5个在签约的路上艺人，因为疫情，黄了。

痛苦正在过去，遗忘还没来得及发生

张旸说，听到一个公司开业，你会替它开心，听到一个公司倒闭，觉得挺难过的。今年3月他从吉林回来，看到高碑店东区十多家影视公司都消失了。

这是笼罩在这15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共同命运。

一个心理咨询师察觉，深夜涌进来的电话，在疫情后的14天激增；做AI心理健康交互的公司发现，流量增速一下跳到平时的150%——人类的现代文明，在2020年春天遭遇了挫折。

张旸在这场挫折中倒退成十几年前的样子。

大学时，他在广告公司实习，拍广告。在片场，他怯场了。事后老师说他，“作为导演，你得表达你的观点，指挥现场。啥都不指挥，怎么拍。”

吉林的冬天很冷，从公司回学校的路上，张旸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在马路边哭了两小时。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有想法但不敢张嘴。哭到疲惫时，他好像突然就想明白一个事：脸面这玩意，真的那么重要吗？

第二天，进机房、剪片子、找后期、提要求，面对的都是比他大十多岁的人，张旸逼着自己不要逃。后来，靠着这股劲儿他开始创业，拓展的明星客户越来越多，杨紫、任嘉伦、陈赫、古力娜扎……在那个又光鲜又浮华的圈子里，他留下越来越多的痕迹。

疫情3个月，张旸感到自己一直在收缩。那段时间，他赔了100多万。没收回的欠款，被拖得更厉害了。他不想说话，恐惧和人社交。朋友发现他不对劲儿，找了算命的给他看了看，算命的劝他，向前狂奔的时候，也要学会往后看。

张旸试着把自己从深不见底的社交障碍里拽上来。他形容那个场景是，知道自己快饿死了，前面有一碗饭，需要你迈过去，迈不迈？那段时间，张旸厚脸皮去催账，第一次和别人开口：最近活有点少，能不能帮帮忙。

这种破碎之后的重建时刻，蜂火影联CEO楼晓庆并不陌生。

疫情后，公司传统的宣发业务少了三分之二。楼晓庆搞了个新业务，电影商城，把线下的影院用品、日用品搬到线上。

效果差强人意。投了100多万进去，银行贷款总也下不来，“要不要继续”这样的问题老是跑出来。他也试着找过工作，但投完简历就后悔写错了，CEO之类的头衔放上去，谁也不敢要。

盘了盘手里的钱，没有多余的钱发工资了。他和大家商量，银行的贷款下来再发，大家愿不愿意一起扛过去。

12个员工，8个不愿意。6月25日，楼晓庆把人叫在一起，说撤吧，钱给你们结算到7月1日。他又找了房东，说交不起房租了，退了吧。

三年前的冬天，楼晓庆刚搬到高碑店，专门开辟出一层看片室，又敞亮又有排面。出品方看完片就可以在这里直接谈宣发。楼晓庆野心勃勃地规划，经过前期投入和铺垫，2020年是能挣钱的年份。

7月下旬，影院陆续开始复工，《八佰》归来了，20多亿的票房，代表着回暖和世俗意义的成功，楼晓庆开始捡起一些业务，比如把4月就签好的宣发合同重新做了梳理，也酝酿着重新招人。

楼晓庆用“脆弱”形容他印象里的高碑店，在这片以创业公司为主的地区，不是人人都能跟上时代一个又一个的潮头。勃兴和衰败的故事亦是平常。

2020年6月1日，壹心娱乐在公开信中宣布，将在传统的艺人经纪业务之外试水直播。这家公司第一季度的收入只有去年同比的10%。一年内，陈数、张雨绮、张艺兴、乔欣、欧阳娜娜相继离开，影视自制能力弱、业务单一、资源匮乏的问题被反复提及。公司合伙人陆垚在看到今年财务报表时，感到某种“生死一线”正在逼近。

号称“手握800营销号”、可以为了工作牺牲身体的杨天真女士，开始了和新身份的艰难相处，交出开场50分钟100万人观看的成绩。从直播间人数和音浪打赏等数据看，杨老板排在300多名。

这已经不是她熟悉的时代，艺人经纪时代的荣光，正变得越来越微弱。技术平台变革，传播方式变化，传统影视行业正在没落，直播和短视频成为新的风口。越来越多的网红公司，正在占领高碑店东区传统影视公司的腹地。张旸每次从这些网红公司经过，都能听到有人扯着嗓门在电话里聊客户。传统影视公司讨论剧本的画面，像是上一个时空发生的故事。

快递员们开始用社交软件上“附近的人”功能，搜罗周围有谁在直播，打听他们发货仓在哪儿——和一个新的B端客户建立合作连接，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提成。

新的造梦和造富逻辑，开始占领这片土地。新的产业链条被建构起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和新的迷茫。一个做了6年影视宣发的从业者，忿忿地对《贵圈》说起，饭局上某网红经纪公司老板说，你们公司明星能不能给我带个货，然后塞来一堆“三无”产品，又煞有介事地讲起如何挣快钱。

痛苦正在过去，遗忘还没来得及发生。

但无论如何，高碑店正慢慢从阴沉中走出。缠绕着它的通惠河，从清代开始，就一直倒映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它还是那么平静，是快递小哥熊洋口中“经过天安门的河”，稳定地在每个夜晚，带来不同于白天的清凉。而当新的一天到来时，它又携带着人们不断燃起的希望，重新涌进波涛汹涌的世界。

*文中李东、阿福为化名

这正是：五月江南见蔷薇，商车卖卒紧扎堆；抬头似闻平地雷，疾风骤雨如水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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