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

一个天生聪慧但出身贫穷的孩子，在这世上可能遭遇什么？

一个天生聪慧但出身贫穷的孩子，在这世上可能遭遇什么？十年前，北京有过一个叫「青云学子计划」的教育实验，从全市六十万打工子弟中挑选出最聪明的一批孩子，所谓的「超常儿童」、「少年天才」，试图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因材施教」的教育，让他们不浪费天分，不从体制教育中滑落，最终能摆脱父辈的命运。

这个项目此前鲜有媒体报道，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它，并意识到，这是一个集合了复杂命题的时代样本。它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我们可以在十年的过程里观察——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现实状况、阶层固化与冲破它的难度、大城市里小人物的漂流史。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群孩子从十岁长到二十一二岁，具体的生命历程。

这不是童话般的完美故事，过程坎坷动荡，理想和复杂现实兼而有之。一年又一年，孩子们与升学制度、原生家庭及各种不确定作斗争，又经历着内心世界的困惑和探索，最终长成现在的模样——一群不像当初设想得那么成功，但向上、善良的人。漫长时间里，他们是彼此的陪伴和见证。

我们也不能把他们视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命运共同体，你会看到不同出身的人，命运如何在不同阶段走向分野。他们的人生中有哪些东西被改变了，哪些东西又没有。想把一个人从本来的土壤上连根拔起，到底有多难。这个故事与它的理想化、阻碍与毛刺，正是成人世界的真实折射。

从城中村到芳草地

他们是超常儿童，也是装修工人、餐馆服务员、废品回收者、临时工的孩子

十岁那年的秋天，北京城里，小学生徐博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用他的话说，是在两个世界里穿梭。

周末两天，他在城中村的餐馆做帮工。前台点单、后厨刷碗，他个头小小的，却很精神、皮实，是个十足的劳动力。这是他叔叔在北京东五环外东坝乡皮村开的一个餐馆，他们一家都来自河南信阳农村，徐博的父亲也在餐馆上班，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一旦父母忙到这种程度，你就很难再要求别的——长大后的徐博说：「我们这种家庭，很难讲父母爱不爱孩子，孩子爱不爱父母，父母要不要陪孩子。这些是从来就不会被提起的。」

到了周日下午，他收好书包，坐上公交车去上学。公交车穿越城市，从东六环到北四环，终点是芳草地小学的万和城校区。著名的芳草地小学，曾经是外交部子弟小学，后来又成为了全国第一所公办国际学校。那时万和城校区刚刚建成，崭新的教学楼，一共就两个班上课。徐博班上24个孩子，用一整层楼。老师在课上给他们介绍世界名校；全班人坐火车到山东爬泰山；中科院的院士们经常过来，告诉他们科研是什么，南极科考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多么广大、多么有意思。

徐博喜欢这种集体生活，不愿回家，理由非常简单——终于不用在餐馆干活了。开往家与学校之间的公交，像一台穿梭时空的机器，把这个十岁的孩子从辛劳与疲惫里拎出来，短暂地放到一个轻盈的、与现实隔绝的世界。

徐博是「青云学子计划」的第一届学生。2009年，这个项目在北京招生的第一年，徐博其实已经小学毕业，他从小就聪明，四岁就上了小学。后来到了北京，就读于东坝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六年级毕业时才十岁。因为年纪小，同心的校长记得他，一次聚餐校长遇见他叔叔，问了一句：「这孩子学习挺好吧？那你有空来参加一个考试。」

那就是青云计划的初试。笔试，几百道题目，考的不是常规的语数英，不靠知识积累，而是看应试者天生的逻辑，题目类似于想象一个骰子拆开又拼好的样子。第二轮考试还是做题。到了第三轮，一群孩子就被带到中科院，上了几天课，讲初高中的物理，有老师在旁边观察记录，看他们的吸收和理解能力。

组织考试的是中科院心理所的工作人员。中科院心理所的这一套题目，同样用于北京一些名校的优生选拔，比如北京八中的少儿班。当时中科院心理所的教授、院长助理、后来青云学校的校长刘正奎告诉《人物》，那一年，他们开着车跑了无数个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学校，见了好几十位学校校长。有的学校直接发卷子给所有孩子做，有的孩子通过校长推荐，在地毯式搜索后，从八九百位应试者中招到了24个学生。当时的选拔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智商超常，一个是家庭贫困。

那一年秋天，这个小班级开学了。这是一个民间发起的项目，没有体制背景，没有校舍、校服和学籍。芳草地小学暂时为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一张模糊的照片记录了当年简陋的开学典礼：8个女生，16个男生，4位老师，面前是一张放了一束花、搭了红布的桌子，背后是崭新的教学楼。大家都在笑。孩子们穿着芳草地小学的校服，戴着红领巾。他们是超常儿童，也是装修工人、餐馆服务员、废品回收者、临时工的孩子。

这些父母送孩子来上学的理由其实相当朴素——为了让跳过级的小孩子晚一些读初中，免得在学校被欺负；为了免去给孩子四处找学校的颠沛；或者因为这个项目是寄宿制，家里不用管；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个项目不收钱。

父母们对教育的无意识，也注定了这个选拔并不是十分严格。第一届青云班的班长李小溪记得，当时他们学校一共有两个女孩通过了初试，但另一个女孩复试没去，她想：「家长可能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甚至连一点尝试都没有，也许很多父母也不是很在乎。」

与之相对的是，这个项目的设计者们怀着无比远大的理想。他们把它当做改变人命运的上帝之手。跟踪了这个项目十年的老师成吉思说，他们当时计划每年招一个班，「像滚雪球那样，把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供出来，让他们进入全国前十、全世界前三十的大学，让他们发光发热。」他们不仅希望能把孩子们从越来越严密残酷的教育筛选中豁免出来，让他们逾越阶层、跨越界限，进入另一个世界，还希望培养他们精神的富足，成吉思说起当年：「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农村孩子见识大多了。这是我们的初衷，他们成绩可以不好，但见识不可以不多。」

2009年，第一届青云班在芳草地小学万和城校区的开学典礼。

一群人

关于怎么教育这些早慧的孩子，让他们有好的成绩、健全的人格、强健的身体，他有三十年的经验

这个项目的缘起，要从一顿饭讲起。

2007年，中科院心理所的教授刘正奎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三辰集团的董事长孙文华。三辰集团是一家湖南的企业，做动画起家，《蓝猫淘气三千问》是他们的作品，也算跟教育沾点关系。在这次饭局上孙文华提起，自己想办个公益学校。同桌的刘正奎听了，建议他：如果真想做，就关注那些跟着父母在外打工、但又有天赋的孩子——所谓的流动儿童，他们急需帮助。

这个建议来自刘正奎多年的研究，也跟他的个人经历相关。刘正奎出生在安徽农村，1997年大学毕业后到了安徽一个贫困县挂职，在乡政府教育办做副主任，底下有4所初中、11所小学。贫困县外出打工的人多，父母把孩子扔在家里，就成了留守儿童。他慢慢发现，孩子基本是饿不着的，吃不了特别饱也没事，但是父母长期不管不顾，对他们的心理伤害很大，而且会影响一生。

后来他到了中科院，2004年开始关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创伤问题。他发现这些孩子常常面对的是很糟糕的家庭、父母不稳定的婚姻关系，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他试着做过一套心理健康课程，教他们怎么对待友谊、怎么对待学业负担、怎么对待校园霸凌，拿着这套课程到各地去培训心理教师。但他发现，一是心理教师太缺乏，二是孩子们现实生活里面临的问题，太沉重了——心理课程根本无力回天。他甚至试过和中国移动公司合作，编辑一些教父母如何与子女沟通的短信，定位在工地附近，用基站发给附近的人。可以想见，这种方法也收效甚微。

一些孩子会在流动的状态中走向极端。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学者沈纪在论文里写到，她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实习时发现，她接触的青少年犯罪案例里，超过八成都来自非京籍的流动少年。但刘正奎也记得，他在调研时还会遇到一些个例——那些孩子在逆境中不仅没有出问题，反而成长得更好，他们聪明、有天分，有自己看待和处理困境的方式，他们更坚强，更懂疾苦，也有韧性。

当时的北京，打工子弟有六十万，最棘手的就是入学问题：要么没地方就学，要么质量非常差。几乎是同一时间，2010年，北大教授宋映泉开始做一个研究，跟踪了北京1866名正在上初二的打工子弟学生，想看看他们初中毕业后将流向何方。五年后，这些孩子里只有不到6%上了大学，只有3%左右的孩子考上了一本或二本。宋映泉在他的报告里评价这个数字：「在统计学中，在5%的水平上发生的事件基本上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群体上大学的比例实在是非常之低。」

刘正奎当时想，从概率上来说，人群中有3%-5%的超常儿童，不分地域与出身，打工子弟中这些有天赋的孩子，如果没有得到好的受教育机会，非常可惜。

讨论了一年多，项目开始调研，车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城中村里开来开去。打工子弟学校最主要的问题是师资，有些校长本身就是体力工作者，或者是菜贩子，支个菜摊儿，顺便收点钱带带孩子，开着开着就成了学校，也没有资质，孩子就这么散养着。

青云计划第一届的学生李小溪，跟着父母在北京「流浪」过好几年。她是江苏连云港人，两岁就到了北京，在丰台区读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就是一间普通的居民平房，学生多，人挤人，中午排队吃大锅饭。读了一学期，学校就拆掉了。后来又去朝阳区金盏乡上过学，校车是废旧的面包车，每天拉满满一车学生。每次路过十字路口，司机就喊站着的学生全部蹲下，怕被执勤的交警看见。家长老师都知道有隐患，但也没办法。

2007年到2009年，在漫长的讨论中，孙文华、刘正奎与其他参与者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关于他们到底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一个不大但要有影响力的学校。也关于招什么样的学生：贫穷又有天赋的打工子弟。孙文华找到宋庆龄基金会，在2009年4月捐资1000万元，设立了「超常教育专项基金」，用于青云班的运作。

这时另一个关键的人出现了。一位真正懂教育的老师——赵大恒，北京八中少儿班的负责人、任职时间最长的班主任。赵大恒长得高大，戴一副厚厚的方框眼镜，在北京教育界很有名声。他带的八中少儿班，大多数北京家长都听说过。这个班级从1985年开始招生，从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中择优录取，让孩子在4年间学完普通孩子8年的课程，14岁左右报考大学。八中少儿班的高考平均分常年在620分以上，毕业生里有几位已成为美国顶尖高校的教授。赵大恒的学生尹希，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正教授，晋升教授时31岁。

青云计划开始那年，赵大恒刚好从八中退休，他拒绝了学校的返聘邀请，加入青云。关于怎么教育这些早慧的孩子，让他们有好的成绩、健全的人格、强健的身体，他有三十年的经验。后来在一次青云学校的家长会上，他讲过这个项目的培养目标，他要让孩子们获得高程度的发展，生活得更幸福：「孩子要和集体融合，善于与人合作，成为社会人；要能包容接纳不同的意见，善取其中最佳和最优，并在这个基础上勇于创新；要有爱国情怀，有国际视野；既能脚踏实地做事，也有远大的抱负与情怀。」

这个实验就是这样开始的。匆匆忙忙，不够宏大庄重。但有一支「梦之队」，大家积极、乐观、蓬勃。

青云班的学生们在泰山。右一为赵大恒。第三排左一为班主任张艳杰。

理想世界

在这样一种理解、尊重和公平、开放的教学环境里，人是会改变的

虽然已过去十年，但每当被问到最初那几年最深刻的回忆，每个学生最先提到的都是体育课。

每周有一个完整的下午，体育老师张艳杰会带着孩子们离开学校，到自然里去。他们见过一年四季的奥森，去过春天刚刚冒出花苞的地坛公园，柳条儿抽出嫩芽的后海，在朝阳公园散过步，在国子监端着画板画过画，还坐着火车去爬了泰山。在自然里，张艳杰教他们认识植物，培养他们的观察和感受能力——比如，让他们闭着眼睛感受一棵树——它的表皮和纹路，它的气味，它的温度和声音，它是否像人类一样，身体里有血液在流动。他让他们趴在树的表皮上听，最后拓下它的叶子。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自然中间。只要出门，他们基本不坐车，都是靠走路。有时候走上十几公里去鸟巢，再走回来，孩子们叫苦不迭，但又兴致勃勃。

青云班的课程体系与传统公立学校不同，分四个学科群来教学：自然学科群、语言与文史哲学科群、身心健康学科群、艺术与生态学科群。其中体育是最基础的学科。自然体育课的概念，也是从八中少年班而来。

八中少儿班的毕业生、哈佛大学博士张湛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我们的体育老师杜家良那时六十岁上下，在体育课的队列前给我们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着意锻炼我们。我们去公园从来不走好路，哪难走走哪。我们从香山下来好像从来没有走过水泥路。有时我们会坐地铁去八宝山，一下午走10公里回到复兴门，中间不许喝水……整个四年下来，大家不仅身体好，而且养成了对体育和运动的兴趣和习惯。」后来张湛的同学里，有人跑马拉松，有人完成铁人三项，还有人登雪山。「现在回想一下，这真是一笔极为丰厚的精神遗产。」

青云班的体育老师张艳杰，当时刚从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毕业，他给八中少儿班上过课，认可这种理念，就跟着赵大恒到了青云班。那时候他年轻，又当班主任，有用不完的热情，在八中少儿班自然体育课的基础上，他还想给学生们更多——比如精神层面的东西，开放、公平、尊重、信任、包容和同情。

在课上他们做一些团队协作的项目，张艳杰会把体力强和体力弱的分在一组，把性格开朗和沉默的分在一组。他设置的任务，往往都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优势才能完成。「慢慢他们会意识到，我们大家都不同，我的体育好就每次都能赢吗？我比别人知道得多我就一定行吗？不一定，环境和任务不同，只有我们组合起来，一起解决问题，才能变成超人。」

孩子的心很敏感，那时的感受他们能记得很久。徐博喜欢体育，也喜欢表达自己，性子又拗，最开始常常和张艳杰吵架。他说自己在体育课上学到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学会倾听。一个班24个人，大家都想说，一到讨论环节就是一团糟，每次张艳杰就会说：OK，我们停下来。只要有两个人同时讲话，他就会让大家停下来。「每次都这样纠正我们，最后让我们学会了：当有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其他人就要倾听。」

小学时期的徐博，在自然体育课上。

孩子们大多从动荡的家庭里来，有的没有父亲，有的没有母亲，有的是重组、多次重组的家庭。所谓的贫穷，有时最影响的是孩子的安全感。但心理学出身的刘正奎，并没有给他们安排心理健康课。他认为创造一个宽松、安全、平等的环境，让他们能放松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当时班级里有个孩子叫小闯，来自单亲家庭，常常想家，夜里总做噩梦，梦醒了就哭。有个生活老师晚上管他们睡觉，一听到小闯的哭声，她就跑过去抱住他。那位生活老师找过刘正奎，问他：「你是学心理的，我要怎么用心理学的知识（安慰他）？」刘正奎告诉她：「再好的心理学，也没有你的拥抱重要。」慢慢地，小闯不再做噩梦了。

还有一次，两个学生闹着玩儿，一个学生脱了另一个的裤子，还拍了照。刘正奎听说了，觉得相当严重，专门安排了三节课。他不仅仅是讲这个行为给人带来的伤害，还告诉大家什么是暴力，什么是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什么是性暴力和网络暴力，网络发言的边界在哪里，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他说：「大家觉得嘻嘻哈哈笑笑，很好玩，但不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李小溪至今仍记得那节课，「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批评会，可能最开始大家觉得大家都这样，没关系啊。上完课你就知道，这怎么可能是玩笑，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这件事非常严重。」这是他们最初关于性别与尊重的启蒙，也在很早就在他们心里埋下一些观念，「特别特别塑造三观」。

老师们的另一个共识是，见识高于知识。教育不在于让孩子掌握多少知识点，而是让他们看见世界。宋庆龄基金会参与了这个项目，工作人员安排孩子们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老师们带他们去博物馆看展；刘正奎有中科院的背景，请过十多位院士到青云班，包括中国第一个到南极考察的院士。徐博印象最深的，是张艳杰会在课上放一些短片，告诉大家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样的学校是如何建校的。他还会在课上用英文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什么是托福、SAT考试。

青云班的学生们被宋庆龄基金会带进了人民大会堂。

这样一个教育实验里，课业当然也是重要的。张艳杰出身农村，从传统教育里被培养出来，他最初认为孩子智商多少，总会和成绩相关联，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他们的灵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对图像敏感，有的人动手能力强，有的人运动能力强，但不一定所有人学科成绩都会好。」他最初困惑、生气，但赵大恒最理解孩子们，最把他们当做平等的人。他常常安抚老师们，让他们慢慢来。他曾经在一次家长会里讲过，他们所谓的智育，「学习成绩是暂时性的、外显性的标志，虽然重要但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是孩子学习的内驱力。TA想不想学？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探究、动手的愿望和能力？」

现在回头看，芳草地这个小小的班级，对这群孩子以及他们的老师来说，都像一个理想得不太真实的世界。

今年冬天，我在北京北郊的一所大学见到了李小溪。她穿短款羽绒服，有两颗虎牙，笑起来很可爱，她讲起进入青云班前后的差别——那之前，因为家境不好且性格早熟，她从小就默认自己是不能有零花钱的，家里给什么，她就吃什么。直到进入青云班，受到资助，不太花家里钱了，她才第一次自由地买东西，建立自己的喜好。那时她已经十岁。每次坐上公交离开家，把父母的争吵、经济的困窘抛在身后，驶向快乐自由之地。那种穿越之感，她和她的同学徐博是共享的。

当时年轻的体育老师张艳杰，现在已经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了。今年11月，我们在北体大附近一家咖啡馆见面，他穿着抓绒运动上衣，身材清瘦，他讲起十年前，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两种分野。他在工作日给孩子们造梦，给他们创造一个温暖安全的世界，展示爱和稳定的价值，教他们那些大多数人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人生功课。但实际上他当时月薪不到五千块，没有公积金，为了生存，他周末还要出去打工挣钱，在外面代一节课挣三五百块，维持自己的生活。

小学时期的一个下雪天，张艳杰带着青云班的同学出门玩雪。

第一次分离

在小升初的过程里，已经有少数学生放弃继续参与实验——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2009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美好的三年结束，第一届青云班小学毕业了。接下来的初中三年，这个项目与这批学生，第一次经历现实的严酷和筛选。

眼前最大的困难，首先是他们的初中入学问题。在项目开始之初，设计者们就知道，打工子弟在北京的升学可能会成为考验，但他们怀着乐观的想象。刘正奎说，他当时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北京的入学政策是会放开的。这种乐观态度的背景是，当时关于教育，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政策性话语，叫「同在一片蓝天下」。

但现实比想象严峻。初一开学在即，他们想的第一个办法是自办学校，申请一个名为「中科青云实验学校」的民办学校，让孩子们在这所学校从小学读到高三，其后出国，避开高考。后来这所学校确实在昌平区办成了，但在孩子们入学的那个暑假，申请还未获批。家长老师们焦虑如热锅之蚁，直到最后关头转机出现——正巧东北师大附中在朝阳区建了一所分校，接受了青云班的孩子。这里面有机缘巧合，有刘正奎和这所学校校长的私交，学生们也通过入学考试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最终惊险入学。

但实际上，在小升初的过程里，已经有少数学生放弃继续参与实验——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由于当时并不那么严格的筛选，24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有北京户口且家庭条件不差的。他们小学毕业后便离开这个项目，一个在本科时就去了美国，另一个考入北京八中，并最终考上了北大。另一些孩子则被父母送回了原籍。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们在北京无法报考高中，只能报考职校，一些家长为长远计，让孩子们回到原籍——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李小溪也离开了这个项目。这是她父亲的决定，原因是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在朝阳区金盏乡，离他们当时租在海淀的家太远。之后李小溪辗转北京、河北、江苏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年：先是在海淀一所初中破格上了初二，那所学校后来被清华附中并校，但她因为高中无法入学，只能转学到河北保定；在保定读完初中，考入河北另一所高中；读完一学期后，又转学到江苏连云港老家。

她是个敏感又早慧的女孩，见过什么是好的，那种教育方式的对比尖锐地刺痛着她——江苏那所高中，一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考上一本。老师们对学生的要求也低，所有时间都在讲语数英，副科只要求学生们听听，一样的题老师能来回讲两三遍。漫长的时间无法打发，她就透过班上一扇大窗户，盯着窗外的云和蓝天发呆。

而那些留在了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的学生们，被分入不同的班级，继续了三年安稳顺利的生活，徐博意识到，「青云计划」小学三年的课程，为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底子。他们学的英语是新概念，比普通小学要更难，数学和物理也超前学了初中的内容。那种不以书本为基础、前瞻性的教育，让他们在初中过得很轻松。更重要的是那种见识给人的自信。他们初中的校长评价过青云班的孩子：「就没有见过刚上初中就眼界这么开阔的孩子。学校来个院士、来个博士，他们就好像不为所动。」

但等他们初中毕业，高中入学又成了问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回原籍读高中，二次留守；要么只能留在北京考职业学校。青云计划项目方联系了俞敏洪，让孩子们直接去新东方国际学校就读，刘正奎回忆当时的心情：「我们当时想既然国内大学不能考，那就考国际的吧，直接送到国外去吧，瞄准全球的一些大学。」国际学校学费高，一人一年十几万，俞敏洪给他们打了折。这钱还是由项目方来出。

徐博是第一个得到重聚通知的人。项目的秘书问他：「如果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的事情，会有人想回来吗？」

跳级一年、刚刚读完高一的李小溪，也收到了邀请。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像是一只适时出现的大手，把她从迷茫里拉了出来。她父亲强烈反对她回去，他认为未来没有办法参加高考，这非常不靠谱，因为留学不是她这个阶级该想的事情。但她少见地违逆了父亲——

从十岁进入这个计划开始，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也许有更广大的可能性，她不能假装这一切没发生过。她明明知道去美国读本科是不可能、基本会完蛋的事情，但是还是想去试一次。「当我待在家里刷题的时候，我觉得不行，我真的待不下去了，太难受了。现在也没有很好的环境，不如我就出去看一看，我就出来几年，我不知道以后会什么样，但我就是要出来看一看。」

所以在16岁的夏天，当年24个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

临近小学毕业时，老师们带着孩子们去爬了泰山。

小径分叉

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国念大学。但到高中最后一年来临前，少年们的命运再次出现分野

进入一所国际学校、准备留学，给这群学生带来的生命体验是复杂的。他们看到比以前更大的世界、更开放平等的教育方式，但也感受到来自金钱和出身最直接的刺激。

在新东方国际学校的第一学期，刚开学，就有家长给学校提意见：「咱也算一个小贵族学校，价格也挺高，怎么搞了一帮农民工的孩子进来了？」刘正奎听了，要求在家长会上发言。在讲台上他说，上一代的努力已经造成第二代的不平等，有的孩子可以享受红利，有的则不能，但家长们不能让这种不公变成孩子们之间的冲突。

但对青云班的孩子们来说，刘正奎的发言帮助不大，因为那种对比是细微的、无处不在的。高海浪是青云计划从安徽肥东县选拔的一个学生，从高一起加入青云计划。最初他懵懵懂懂，入学后还不知道新东方的学费是多少。在学校大家穿校服，吃食堂，看似都差不多。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他会窥见同学们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开家长会的时候，校园里都是跑车。到了周末可以出校门的时候，看看其他人的朋友圈，就知道他们在校外的生活多么丰富。而他的父亲早早去世，母亲在老家打工支撑家庭。青云计划解决了学费和住宿费，每个月再给孩子们打一千块伙食费，他唯一可支配的钱就是母亲给的每月五百块零花钱。

徐博当时的感觉是——特别不希望青云班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这个学校，他希望他们能分开。「那时候觉得我们班所有人都很穷，大家都很穷。把我们放到一起，就显得这个班都很穷，这个班的人思想都很老套，就只知道学习。我当时就不希望被归为这么一类人里，特别希望把我们这个班打散，把我们放到别的班级里面去。」

但同样是在这里，他们也一点点地融入国际学校的生活。徐博加入了校橄榄球队和帆船队——这都被视为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才会参与的运动。李小溪在这里接受了一些关于文学和是非观的、之后她常常怀念的课程。她记得有一门美国文学的课，是新东方和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合作的一个网课。她磕磕巴巴地读原版英文小说，其中有一本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教授在课上表达对女主角Lucy这个人物的不喜欢，但课上是完全开放的，有关心女性议题的同学发言，表达对Lucy的理解和支持，她认为Lucy等了盖茨比那么多年，她并不欠他什么，她也没有多大的错。老师只是听，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那个课上李小溪知道了，「我们可以站到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经典，可以去批判，也可以跟教授的观点不一样。」还知道了，「家里特别富裕的孩子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国念大学。他们从高一就开始同步学美国高中的课程，高二开始考托福（由青云计划报销考试费用），同时也跟着升学规划老师一起准备去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挑选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随后也在新东方选修一些AP课程，通过考试的AP课程，可以抵扣美国大学的学分，缩短学时、节省学费。

但到高中最后一年来临前，变动一个个出现。少年们的命运再次出现分野。

首先是他们得到通知，全部中止对美国大学的申请，大家一起去西澳大学读书。西澳大学也是全球top100的大学，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城市帕斯。对于不再去美国而转向澳洲大学的原因，师生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综合来看，首先是西澳大学的校长当时去了北京，对青云班学生们的成绩满意，愿意给全班学生奖学金。另外也有花费的考量，美国大学的学费几乎是澳洲大学学费的两倍。另外，为了能够让全班学生都能出国，项目方认为集体去西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么剩下的关键问题就是钱。如果学生们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学将给他们提供能够抵扣学费的全额奖学金，青云计划给他们提供的贷款足够他们支付房租。但学生们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费需要家庭支付，或是学生们自己打工挣钱。按照估算，这笔钱每年大概在人民币五万元左右。

就送到了这里。从小学到大学，这是青云计划能为他们做的所有事了。

而这每年五万块的生活费，难倒了一半的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学，都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去澳洲。有人回到老家上了专科，有的上了技校，有的直接工作，还有人从高一重读，考了一次或两次高考，上了大学。同学们提起来都会惋惜的是一个温州的女孩，因为家里的原因，放弃了澳洲，回到温州读了大专，但她是相当有天赋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两个学生家境尚可，父母支持他们放弃西澳大学，到了美国和迪拜的大学读书。

李小溪也是放弃澳洲、参加高考的学生之一。她是这个班级的班长，从小就是全班最聪明、最被老师看好的那一批孩子。但大家也都知道，她的家庭长期处于困窘和颠沛之中。她的父母不是那种典型的农村父母，都是大专毕业生，在那个年代已属难得，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完成完全的社会化。她父亲有些偏执，虽然学了机械，后来又赶上互联网潮流，硬件软件都懂，但个性不太稳定，一直换工作。母亲则内向一些，十几年来除了带孩子，其他时间就是做临时工贴补家里。一家四口，多年一直在北京四处漂泊。

在决定要不要去西澳的那个时刻，李小溪家里不是能不能拿出一年五万块生活费的问题，而是连一张去澳洲的机票都承担不起。她顺从地接受了命运，并安慰自己，既然不能去美国读计算机，去西澳大学也是一种委曲求全。当时青云计划项目的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可惜，帮她联系过一个资助方，一年给她提供两万人民币的资助，但思来想去，李小溪还是放弃了，她说，「如果我去，让我家承受很大的负担，同时自己也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就感觉没有那么值得了，就算了吧。」

她就这样离开，回了江苏老家，复读了两年。她最后考上了北京一所211大学，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回轨道。

小学时，全班一起庆祝徐博的生日。面对镜头的就是徐博和李小溪。

向上的、正直的人

他们被教育成了一群相似的人，他们的心性、喜好，人格的养成和对世界的判断标准，都是共享的

从世俗层面来说，第一届青云班最终的成绩就是这样了：有北京户口的孩子顺利地上了北大或出了国，剩下的一部分去了西澳大学，还有几位磕磕绊绊，最终在国内上了本科或专科，极少的人只读到高中或没了下落。之后几年，青云计划也继续招生，也办过一所学校，最终因为政策、户籍等原因，孩子们一般只读到初二就回原籍。大概两三年前，项目创办的中科青云学校也整体转向，不再招收非京籍学生。

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物》多次约访后，一位十年来一直服务青云班孩子的工作人员仍然拒绝了采访。她来自出资方三辰集团，在电话里为结果叹息：他们当时是怀着改造孩子们人生的心理，希望他们能考上顶级大学，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所谓「品行高尚、具有国际视野、富有人文与创新精神的精英人才」。但在漫长的过程里，因为就学政策、环境与原生家庭等原因，这个曾经被视为贫民版八中少儿班的天才班级，没有完成预期的目标。十年里，孩子们像放在漏斗里，被一点点筛掉，只有少部分人幸存。

这个项目最大的出资方，三辰集团的董事长孙文华拒绝了《人物》的访问请求，理由与上述工作人员一致。十年来，孙文华为整个青云计划项目出资大概在五千万左右。在徐博印象里，他是一个低调谦虚的人，「从来不想表现出自己是出钱的那个人的样子」。在他们小学阶段的一次新年联欢晚会上，有人非要介绍说他是三辰的老总，他当时就狠狠踢了那人一脚。徐博觉得那说明他细腻敏感，照顾孩子们的心情。

直到他们高中毕业后，孙文华与几位第一届青云班的同学吃饭，喝了一些酒，才讲出了平时他不该说的话。他说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不再像最开始那样希望他们出人头地，对社会做很大贡献，他的要求在逐渐降低，希望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积极的人，然后还能过得幸福快乐，就足够了——项目逐渐往前走，他发现教育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花钱、耗时间，而且也许并不会有一个让别人很满意的结果。徐博听了这话觉得伤心，他想，大概是他们让大家失望了。

2020年11月，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李小溪终于同意和我见面。因为复读过两年，21岁的她刚刚在北京的一所211大学开始大学生活。在她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聊起关于公平的话题，免不了要与别人的命运对照，李小溪的成绩在当时是最被看好的，她的求学却要曲折得多。但她并不怀着自怨自艾的心情，反而认为自己享受了另一种「特权」——虽然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但她有一对上过大学的父母，她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一些读书的天分。

很小她就有过那种感受：就算跟着父母四处漂泊，不被关注，但学习对她来说没那么难，把一张卷子做到全对，不是难事。有的孩子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照下成长，才能勉强考上一个本科，而她在四处迁徙中还是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从这个角度来想，她不认为命运对她是绝对的不公。

如果把青云班当做实验组，与同时期北京打工子弟的整体状况相比，他们的未来已经比绝大多数打工子弟要好。在北大宋映泉教授从2010年开始跟踪的这1866名打工子弟里，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孩子上了大学。而同期全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是百分之四十。这1866名学生里，接近九成的学生希望自己可以读到高中及以上，超过一半的学生有大学梦。但五年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北京，拿着三千到四千的月工资（2015年的调查数据）。

孩子们高中毕业时，刘正奎告诉了他们故事的另一个真相——当年选拔他们时的智商测试并不严格，是「矮子里拔高个儿」。青云班孩子们的智商大概在120左右，比普通人稍高，但与北京八中少儿班人均130的智商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哪里有那么多超常的孩子？」但他接着说，让人欣慰的是，当被告知有天分时，孩子们就真的可以做到很不错的程度。而学生们听了这话，并不真正感到失望，而是开起了玩笑：「校长你忽悠我们！」

实际上，他们早已在漫长过程里修正了对自我的认识。他们确实度过过一个「被选中」的阶段，觉得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伟大的、和别人都不一样的人。但后来慢慢发现，大家本来都是不一样的，伟大和成功也没有确切标准，而且——外部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

当年的班主任张艳杰，在他们小学毕业后离开了这个项目，回到北京体育大学读博，再后来留校任教。但他始终没有中断与青云班的联系。一年多前，赵大恒老师去世了，他是张艳杰最敬重、对之影响最深的人。张艳杰拿出手机给我看，这一年多来，他还会时不时给赵大恒发微信，表达他的想念，告诉他，自己又取得了什么进步。

张艳杰也断断续续听到孩子们的消息：小时候喜欢画画的孩子，依然在Facebook更新关于动漫和电影的状态；从小就喜欢体育的孩子，通过体育特长生考上了广西师大；还有一个孩子，上学的时候最顽皮，最让人操心，他就喜欢火车、喜欢地铁，现在考到一个铁道学院，也许会成为一位火车驾驶员。他们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完成年少时的志愿。这让他觉得欣慰。

从孩子长到成年，青云班的学生们与其他同龄人最不同的生命体验是，几乎在漫长时间里与同一群人相伴。李小溪的QQ空间里有个相册，叫做《因为，还记得》，里面是上百张青云班小学时的照片，她一张张翻出来给我看，一个个小小的人儿，在北京度过了梦幻般的四季。她认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但被教育成了一群相似的人，他们的心性、喜好、人格的养成和对世界的判断标准，都是共享的。这是教育在精神层面对原生家庭的另一种对抗。比如小学时刘正奎上的那堂课，让他们永远警惕校园暴力。

李小溪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一篇报道，里面写到：流动儿童到了父母打工的城市，就只能被锁在家里，读到那一段时她觉得看到了自己，这就是她幼年生活的常态。但有了青云班之后，她变得不太一样，有了一群发小，一群关系特别好的、让自己不再孤独的人。

现在在澳洲的徐博，一次和外国朋友吃饭，对方说自己还没有任何一个超过十年的朋友，徐博一笑，说自己身边全是超过十年的朋友。他们不仅是朋友，还是亲人，之间有绝对的信任。

他们当下的生活仍然与过去不可分割。在澳洲，孩子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穷，还是舍不得花钱」，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或者送外卖，或者在餐厅。他们不再志存高远、想着成为科学大牛，但都是踏实努力的人。徐博花两年半时间拿到了本科学历，语气里有一种骄傲。他的室友高海浪正计划着换个更好的学校，再读一个研究生学位。他们会为了未来焦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存疑，也抱怨国外的教学，大多数人都想再读一个研究生学位。这也意味着，他们要打更多的工，送更多的外卖。

而在北京，大一的课堂里，李小溪是最快完成编程作业的那批学生，老师会好奇地走过去问她：「你以前是不是学过？」虽然读了一个与计算机不太相关的专业，但她依然在继续学编程。生活里有一部分知足、一部分不甘心，还有一些少年人的希望。当然还是有一地鸡毛的部分，比如她的父母不太支持她学计算机，觉得这个专业似乎不太适合女孩子。虽然她才大一，他们也会开始催她找对象。

在与徐博的越洋电话里，我们聊到青云计划远大的目标，和后来逐渐残酷的现实，以及目前生活里的一些困境，谈话渐渐黯淡下来。准备挂电话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其实我还有一句话想说，」他有些哽咽：「从外界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投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教育案例。但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向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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