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死也要当偶像的年轻人……

穷死也要当偶像的年轻人…….

在日本，每年约有一万名少女自称为偶像，而大多即便是出道了，也没有任何名气，她们散布于日本首都圈和阪神都市圈等地区，默默无闻，但始终对偶像这个角色充满执着。在韩国，几千人的练习生，每年出道就几个，竞争激烈堪称一场“饥饿游戏”，这股风潮也在国内越刮越猛。

那么，这些生活在镜头外的练习生们，他们究竟过的怎么样？

所谓“地下偶像”，是指在媒体上没有宣传，只在剧场等进行live活动为中心的偶像的总称。

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被称为日本偶像产业的全盛期，唱歌对于一名歌手来讲，基本不是一件必要的能力。那时曾有这样的说法， 日本的偶像贩卖的不是产品，而是可能性。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唱歌不走调就ok，但一定要你引起你的幻想，要有那种未成熟的感觉。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偶像产业进入“偶像之冬”，演唱会减少，随之出现了在地下的live house进行演出的偶像，“地下偶像”一词随之诞生。“地下偶像”的反义词是“地上偶像”或“主流偶像”可以指大多数人熟知的AKB48、早安少女、杰尼斯系等隶属于大公司的偶像。

一位前“地下偶像”成员“姫乃”曾在一次活动中描述了这些地下偶像团体里女生的生存状态。

根据她的讲述，在这里经过简单训练的女生就可以直接出道，在演出中训练和成长是日本地下偶像们的生存之道，但这个过程的艰辛和痛苦，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在刚开始出道的两个月内，她们的现场演出在10到20场，因为刚刚出道，缺乏宣传，很多情况下都是 台上10个人，台下5个观众，这种“两个偶像vs一个观众”的情况非常多见，有时甚至有团体在台上表演，下面只有一位死忠粉丝摇旗呐喊的情况出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下偶像就是赔本生意，从地上偶像，到地下偶像，再到没有自己的原创歌曲，全部山寨其他偶像的“地底偶像”，那些看上去完全没有粉丝和人气的女孩子们，依然有支持她们的粉丝存在。

18岁的浅井是东京一所高中的高三学生，长相一般的她梦想是成为一名偶像团体的成员。她说自己从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有了做偶像的打算，当时自己就了解过，即便是做一名练习生，每个月除去训练费用，自己也能得到1万日元（约人民币600元左右），对她来说是一笔很高的零花钱了。

从高一开始，她趁暑假在好几个艺人事务所之间奔波，除了参加现场演出外，她还会参与各种泳装和私服的摄影会，成为私服模特，3个小时的拍摄，可以得到2万日元左右，几个月下来，虽然作为地下偶像她的人气没有增加，却结识了不少喜欢她这种长相的粉丝，每个月收入能在60-70万日元左右，对一些人品不错的粉丝，甚至可以提供上门服务，为他们在家表演节目。

地下偶像新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私活”，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但浅井的例子只是地下偶像中的个例，因为粉丝少，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低薪、过劳、性骚扰等是也是心怀梦想并贩卖梦想的地下偶像们要面对的问题。

2016年，在东京作为地下偶像活动的富田真由被粉丝岩崎友宏刺成重伤的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讨论。据日本媒体报道，岩崎友宏在推特上持续给富田真由发骚扰信息，起初是由于对富田真由的喜欢而发私信，但一直得不到本人的回信后心理逐渐扭曲，私信内容从“请跟我结婚”等逐渐变为“我之后会去死的你放心吧”的过激言论。

富田真由在遇害前曾报警过，但警察以“没有感受到本人的恐惧”为理由将其当作一般案件，没有联系负责跟踪狂案件的专门部门进行处理，但早在2013年，岩崎友宏就曾在另一地下少女偶像的博客中发表过威胁性言论被警察传唤。后期，岩崎友宏的骚扰愈演愈烈，最终在2016年5月21日，在富田真由即将登上舞台表演的前三个小时，被从京都赶到东京并埋伏在路上的岩崎友宏砍伤20多刀，并留下了后遗症。

富田真由和伤害她的男粉丝岩崎友宏

在法庭上，被害人在陈述中说到“不能原谅这样的人”时，岩崎友宏大声喊“那你杀了我啊！”，据旁听者，岩崎友宏在开庭全程时不时冷笑并小声自言自语。虽然被社会舆论批判量刑过少，岩崎友宏最终获刑14年6个月。

地下偶像的职业道路不一定是一路朝上的。一些比较“资深”的地下偶像的收入可能出现没有增长，甚至降低的问题。据日本媒体调查，不少的地下偶像都没有来自事务所的交通费报销，甚至无薪工作的少女偶像也不在少数。

一些偶像收入一月只有不到六百人民币、一旦迟到则被罚款数以千计。 更有地下男子偶像透露自己的照片被售卖，从公司分得的钱也不到1日元/张（换算成人民币为6分钱）。

日本爱媛县为据点活动的农业地下偶像组合“爱之叶Girls”前成员大本萌景在家中上吊自杀，她的家人日前在东京进行了记者招待会。家人称，她自杀的原因是所属公司引发的职场性骚扰、过劳所引发的精神负担，向经纪公司提出了9200万日元的赔偿请求。

据报道，作为每月工作20天以上、常需要工作10小时的地下偶像组合成员，大本萌景的报酬并不高昂，在预备成员时期没有薪水，成为正式成员后平均月薪也只有3万5千日元（2100人民币），换算一下时薪还不到12块人民币（以东京为例，打工最低时薪为900日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偿还1亿日元恐怕是天方夜谭。

虽然地下偶像很难出头，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走出地下”，现在成为日本偶像代表形象的AKB48和“千年美少女”桥本环奈即是地下偶像转型成为主流偶像的例子。虽然成为万人瞩目和镜头青睐的偶像，是很多少年少女的梦想。

桥本环奈“奇迹的一枚”

但经常在各大媒体上出现的千挑万选的偶像背后，是更多落选的少年少女。地下偶像组合“假面女子”的成员就主要来自这些从AKB系、早安少女系等主流偶像面试中落选的人，她们戴上统一的假面，即“去除个人特点成为一体”进行演出活动。与AKB系等主流偶像不同的是，假面女子偶像并不会禁止成员恋爱，但除了公演以外都不会摘下其面具，只有人气成员才有资格在公演时取下面具。

虽然乍看假面女子的这种活动方式十分猎奇，但其借此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下女子偶像组合，其歌曲曾登上日本公信榜第一名，并在日本红白歌会（相当于春晚）登台表演，达到了绝大多数地下偶像难以企及的高度；打开日本Abema TV的主页，在地下偶像势力排名榜中假面女子的成员包揽了前五名，可以说十分大势了。

地下偶像组合假面女子

如果说日本对偶像的要求是“未成熟”的话，那么韩国对偶像要求的就是“完美”。

韩国的娱乐产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通过好几波的“韩流”，逐渐成为亚洲造星工厂，各种比赛性质的选拔活动更是将韩国的偶像选拔制度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一名日本记者曾描述过自己和韩国朋友聊天时的发现，在首尔的咖啡厅中，他偶然看到杂志封面上的“少女时代”，他发现和日本的偶像团体特别不一样的是，韩国偶像团体貌似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完美。

他问韩国的朋友，你们最喜欢日本的哪位艺人，朋友停顿了一下，说自己喜欢上户彩，但他又补充了一句，上户彩虽然长相很好看，“但是上户彩个子太矮，估计韩国人不太喜欢这种个子矮的女生。”

在韩国娱乐圈看来， “完美度”和“完成度”是偶像出道前的衡量标准，这位日本记者发现在日本，比起少女时代，在韩国人眼里“完成度”更低、看起来比较稚嫩、更近似日本少女组合的偶像团体“KARA”反而人气更高。

完成度高，无限接近完美的韩国偶像练习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应征，也被当做韩国阶级跃升的工具之一。和日本一样，韩国国内每个月光是等待出道的团体组合就有将近100多个，能够在社交网络和娱乐界哪怕曝光一下名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在出道前的练习生阶段更是悲惨到极点， 一位经纪人的话道出了其中的实质：因为“练习生”见不得人，只有“偶像”才具有被人看到的资格。

练习生的训练时间平均约为3-4年，也有一些人在出道前可能已经有超过5年的练习生经历。

首先，练习生的课程时间一般从早上9点到深夜2-3点，但大多数人得7点起床进行锻炼，休息大致上只有2小时，舞蹈、唱歌、表演，不过只是训练的一部分，还要学习各种话术、礼仪，还有英语中文日语等外语课程。

网传BTS所属公司斥资打造的豪华练习生公寓

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可能不到5个小时，极端情况下可能只有2小时。而在如此大的运动量下，吃饭是一件需要小心的事情。韩国媒体报道一位19岁的练习生每天的进食都要精确到1000卡路里以内，等于吃两顿小碗拉面，剩下如果饿的话就只能喝水。

练习生还要接受来自经纪人的PUA：“要进首尔大学，高中生只睡4个小时，要当歌手，就睡2个小时就够了”，此外，各种体罚和批评连绵不绝，因为在练习生的世界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网传韩国练习生的课程表

王子文曾在做客某节目时透露，在练习生里没有男女之分，每天要跑2000米，一天下来大腿内侧全部都是青的，蹲都蹲不下去，只要一犯错误，就挨打、体罚，做两个小时的仰卧起坐是家常便饭，而且还命令你必须用韩语大声喊： 我会做得更好，等到他们说可以了才可以停下。

如此严苛的练习生生活背后，究其原因其实是各个公司期待的高回报。据媒体的曝光，公司会在每一名练习生身上投入平均约30万人民币的费用，但只要成团出道后，获得收益可以是这个培养费用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在这种诱惑下，韩国每一年有将近30万人参加各个娱乐公司举办的海选和练习生选拔，而内中的细节迄今为止也大多非公开，但大多数人的下场都可想而知，无法出名，只能做回普通人。

日韩的偶像团体和练习生制度，在这几年也逐渐被借鉴进入国内的娱乐产业中。

从2005年的《超级女声》到后来的《中国好声音》，国内的偶像选拔貌似一直走颇为注重专业素质的路线，素人选手自己报名，经过层层选拔，由评委或观众决定去留，最终排出冠亚季军。

第一届《超级女声》

而练习生制度被引入国内后，偶像这个词也慢慢成为“爱豆”，艺人也不用专注于过往的某一个身份标签，如“演员”“歌手”等专业方向，粉丝们对他们的要求则宽容很多，可以唱歌、跳舞、演戏，但被看做最核心竞争力的是其个人魅力。

但和日韩不同，国内刚刚出现的练习生产业链里的参与者，貌似少了十几年前的草根气息，经济实力貌似是决定能否踏入练习生大门的第一个门槛。

尽管大型的娱乐公司会提供一些培训课程，但大多数的练习生会在进入练习生阶段前，就进行相关的艺术训练，其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根据国内媒体统计的数据，有国内有将近三分之一以上的练习生来自经济发达的北上广及新一线城市。

来自网易数读的统计

毕竟像杨超越这种“我是我们村里的希望”的太少，多数人有实力更有背景，随着国内娱乐市场的壮大，前往韩国经历“练习生”磨练的艺人也是凤毛菱角，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最近一大公司总裁千金，在公开的出道单曲的歌词中，她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所谓的教条，由我来打破”，誓言要“打破自己公主的传说”。

在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国内的练习生也要为生计担忧，甚至有过为了维持自己生活而进行诈骗的练习生。去年2月， 曾经参加过《以团之名》的艺人黄智博，因涉嫌借口罩交易实施诈骗而被捕。疫情期间，他以“卖口罩”为名诈骗28万元，1998年出生的黄智博，曾在《以团之名》中拿到了第九名的成绩，但最终也未出道，因为诈骗案件最终被公司解约，获刑三年三个月。

黄智博之前经受的是公司借鉴韩国练习生模式的训练，基本没有收入，因为参加节目他已经花掉了五六万，而诈骗得来的钱，主要是用花在买衣服、吃喝玩乐、还有还一万元的网贷上。

在这种流水线式的造星模式，以及各种商业化运作获利丰厚的诱惑下，国内的练习生早已不堪忍受训练时期的枯燥和艰辛。一些公司在一些具有潜力的练习生上投入上百万上千万的资金，但心中又有隐忧： “万一红了，他跑了怎么办？”乐华娱乐CEO杜华此前在接受娱乐资本论采访时再三强调：“大家都可以做。但如果只是想赚快钱，想投入三个月、八个月以后就回收的话，很难，起码要做好做5年、6年的准备。”

即便如此，国内练习生产业链里的浮躁风依然刮的猛烈，它产生的副产品可能就是大批的地下偶像： 很多努力了很长时间的练习生出道基本没有红，微博粉丝不超过几千，日常没有通告可以接，落得了“在家蹲女团，把自己都蹲胖”，连“腰部艺人”的头衔都努力不到的悲惨下场。

不过，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娱乐产业的共同现象。一个明星诞生的瞬间，就有无数个“地下偶像”和被淘汰的练习生出现，毕竟娱乐圈从不相信眼泪和汗水，红不红，真的要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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