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以“中国正统”自居,称宋朝为“汴寇”,其底气来自哪儿?…… – 交易者社区

辽朝以“中国正统”自居,称宋朝为“汴寇”,其底气来自哪儿?……

公元916年,辽朝(契丹国)正式建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认为自己当皇帝,乃“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是上天指定的,既然上天指定了自己为天子,那就得祭祀老天爷,这是再正当不过的事了。辽太祖一直崇拜中原文化,也想学中原的皇帝,对贤德之人进行祭祀,就再问大臣:“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有大功德的人,朕也打算祭祀他,那谁为先呢?大臣“皆以佛对”,但是,辽太祖却说佛教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就不同意,要找一个中国自己的。

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对中原文化比较熟悉,就对太祖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辽太祖一听,觉得有道理,当即下诏开建孔子庙,并仿照中原的办学方式,建立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学校向读书人灌输的是儒家思想。

辽国建立之初,就推崇儒家文化,说明契丹人对中国是有一种归属感,认为自己也属于中国,这点从辽太祖对佛教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在此之后,大量起用汉人制定典章制度,并且招徕汉人移居辽国境内。当然,辽国重视汉族文化,但也重视维护契丹人原来的风俗,采取的是“两元制度”,以契丹人的制度来管理契丹人,以汉人的政治制度来统治汉人,即“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自古而然。”也就是说,辽国也并没有全盘汉化,而是把汉族制度和契丹原有的仪制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

辽国之所以要采取两元制度,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矛盾的反应,辽太祖曾对臣僚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下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担心士兵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变得怯弱失去战斗力。辽太祖一方面大量俘虏汉人,要他们为自己效力;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原文化对契丹人产生大的影响,削弱战斗力,不利于统治。出于这种考虑,辽朝就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契丹人有违反,就会“鞭之二百”,以杜绝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这只是辽朝建国初期的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契丹人喜爱中原文化成为了一种主流,甚至到了辽朝末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就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登天庆五年进士弟”,考中了天庆五年的进士。

公元947年,当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长驱直入,进军中原,灭掉了五代第三个王朝后晋时,刚进入汴梁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中原文化,“有司请以法驾奉迎”,中原汉族官僚以各种礼仪迎接他,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并说:“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仪,不暇顾也”,觉得是依靠武力灭掉了后晋,礼仪方面的,都无足轻重,不要也罢。耶律德光之所以不要汉人的礼仪,主要还是没有感受到礼仪的重要性,但是,当他正式在中原称帝,“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穿上中原皇帝的龙袍,接受百官的朝拜后,他深深地被这么宏大的场面给震撼了,并感叹对左右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以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也就是说,耶律德光在契丹风俗和中原礼制之间徘徊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接受了中原礼制仪仗,并认为只有接受了中原的礼制文化才是真天子。

因此,当耶律德光被迫离开中原,返回辽国时,将“晋(朝)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把后晋各司的官员,妃子、宦官以及各种文物典籍都带回了辽朝都城上京。虽然耶律德光在回辽国的途中病逝,但是他成功进入中原并当上皇帝的这一事实,给后来的辽朝带来了很大影响。在辽朝的典礼仪制方面,皇帝与汉族官员穿汉服,太后与契丹臣僚继续保留传统服饰,虽然契丹人保留了很多固有的制度,但是也采用了很多的汉族制度。

辽朝在初期,曾一度向中原王朝后梁进宫,后梁灭亡之后,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等的,中原宋朝建立后,两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还是沿袭五代时的平等外交关系。到了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两国正式进入对峙状态,但关系还是友好的,辽国皇帝在写给宋朝的国书自称“大契丹皇帝”,称宋朝皇帝为“大宋皇帝”,而宋朝也承认辽国皇帝是“大契丹皇帝”,等于就是承认了天上有两个太阳,天下有两个天子,辽朝的合法地位正式得到了承认。这个意义非凡,要知道,在此之前,辽朝一直是被中原当作蛮夷,是没资格继承大统的。而现在辽朝的正统地位,获得了认可,其意义将对辽朝非常有利,意味着辽朝也是中国正统。“金吾、黄麾六军之仗, 辽受之晋,晋受之后唐,后唐受之梁唐,其来也有自”,负责皇帝大臣安全的仪仗礼仪,辽是继承了中国正统的。

后来,宋夏爆发了战争,辽朝作为西夏的大哥,就站在西夏一边,觉得是宋朝欺负西夏国,甚至称宋朝为“汴寇”:

“顷以汴寇,侵予夏台,包藏贪噬,胜败往来,垂二十载,伤生蠹财,诏命一至,烟尘两开,蠢尔鞑靼,自取凶灭。”

这里就很有意思了,在辽国的意识里,自己已经是中华正统,宋朝成了匪寇了。后来,当辽朝发现宋朝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把契丹置于四夷附录中,就非常生气,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蛮夷了。太子洗马刘辉就上书辽道宗说:“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辽国)史”。既然你宋朝这样对我辽朝,来而不往非礼也,辽朝在修国史之时,把赵宋初期的事迹,编入了辽朝国史,等于就是说赵氏也属于辽朝的,把宋朝放在了辽朝附庸的地位。

辽朝之所以敢这样做,除了其已经掌握并接受中原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辽朝获得了中原历代帝王的传统信物。当初耶律德光离开中原的时候,“席卷法物,先致中京”,把中原历代帝王传下来的东西,都运回了辽朝都城中京,“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在中国古代,继承皇位,是要靠信物的,如谁得到了传国玺印,谁就有资格继承大统。虽然秦始皇之玺印已于后唐时焚毁,但辽朝还是以为从后晋拿回来的玺印是秦始皇的那一块。历代帝王传下来的各种文物被辽朝掠走后,“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后周、宋朝根据图形重新制造了新的帝位必备之物,都不是历代帝王传下来的,而这也恰恰让辽朝有了依仗,觉得自己继承了历代帝王的信物,才是中国正统。

辽朝的国号,全称是“大中央辽契丹国”,虽然辽朝建国之地并非汉人认定的中央之地,但辽朝还是以中国正统自居。当初,辽太宗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晋朝皇帝时曾说,“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之国。册文中还有“补百王之阙礼”,“成千载之大义”,意思就是希望石敬瑭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成为华夏的传人,而石敬瑭又是契丹人的“近戚”、“本枝”,也就说明“契丹即中国”。

辽朝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身份,还自称是黄帝后裔,如耶律氏,汉化后的姓氏为刘,而刘是公认的黄帝后裔,“自轩辕皇帝下及刘累”。《圣宗钦哀皇后哀册》中写道:“周室德业,文母为先。汉朝仪范,马后称贤。伊彼往矣,其谁继焉。”皇后去世了,辽圣宗就表达了哀悼,把皇后比作周文王的母亲、汉朝一代贤后汉明帝刘庄的皇后,自己的皇后去世了,以后谁来继承周、汉的正统思想?这等于是间接说明辽朝是继承了周朝、汉朝的正统思想。还有《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记载了其丈夫耶律污翰里:“公讳污翰里,其先出自虞舜。”舜是黄帝后裔,这个墓志记载告诉世人,辽朝契丹耶律氏,将远祖追溯到了舜乃至轩辕氏黄帝身上。

关于契丹接受中原文化的趋势,还可以从其国内的皇权之争看出一些端倪。辽太祖时期,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嫡长子耶律倍,另一个是次子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按照契丹的旧俗,掌兵马大权者,有选汗的资格。耶律倍是当时的皇太子,并且喜好中原文化,按照中原文化传统,他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是,由于当时封建化力量和中原文化在辽朝尚属于弱势,斗争的结果却是耶律德光继位,这说明契丹文化的代表者的势力还是占据上风。

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去世后,当时继承皇位的也有两个人,一个是太宗之弟耶律李胡,一个是前太子耶律倍之子耶律兀欲。李胡是以皇太弟的身份兼任兵马大元帅的,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最终却是喜好中原文化的耶律兀欲继位,是为辽世宗。后来,辽世宗因“慕中华风俗”,在引进汉族文化方面,可能是走得太远了,惹得守旧势力不满,国内发生了叛乱,辽世宗被弑。继位的辽穆宗上台后,对汉族文化进行了打压,后因残杀奴隶,被奴隶杀死。

此后,几任辽国皇帝,多数都是汉化派,主张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开创了辽朝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在契丹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反复争夺中,外来的中原文化全面占据了上风,许多契丹贵族主张汉化以引进中原文化。辽景宗耶律贤“雅好音律、喜医术”,辽圣宗耶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曾“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诸臣读之”,亲自把白居易《讽谏集》翻译成契丹文,让大臣们阅览。到了后期,契丹族的一些达官显贵,以读书能文为荣,不再有能文则不能武的偏见,对中原文化积极地吸收、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与本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发展起来了别有特色的辽文化。

因此,当辽朝接受了汉族文化,对汉人那套儒家文化学以致用后,在面对宋朝时,从心理上,辽朝也有足够的自信和底气。并且还从源头上追溯自己是黄帝后裔,继承了中国历代帝王所传承下来的文物,从心理上也认可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有资格继承中国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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