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打家暴热线的女人们……

在接线员孔静眼中，救助每个家暴求助者的经历，不逊于呼唤一场风暴。她主动跟进的家暴求助女性超过100个，大部分人是外来务工女性，有的女性已近退休之年。她们困于支持的缺失与内心的无助，在救援程序中等待。

以下是她的自述：

她们的处境远比想象中复杂

拿起电话那一刻，另一个故事便开始了。

我是一名妇联热线的接线员，每通电话的通话时长二十分钟到一小时不等，电话中沟通的所有情况，都会被我记录和上交。这条热线提供的帮助范围，从出轨问题，到婚姻家庭，再到财产权益、土地纠纷，无一不受理。在电话里，我是以工号示人的接线员，而我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求助电话里约六成有关家暴。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学会出事不要只打110，还可以打给妇联——“12338”。当这些女性找到我时，家暴通常已经发生。

曾经有一位阿姨，她被儿子用椅子暴打。事情发生在菜市场里。她第一时间掏出手机，想拨打110。丈夫一下把手机打到地上，问她：“那么丑的事情，你还想报警？”

家暴发生的第二天，我接到她的电话。事情刚发生不久，我认为有很大操作空间，就先建议她直接到最近的派出所反映情况，可惜她不知道派出所在哪里。我问她所在街道的名称，想帮她查。结果，她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一条街道，即便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好几年。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在没过多久，她想起附近一个花园的名字，我顺着地图导航定位到这个花园，找到最近的派出所，告诉她该怎么走。

这位阿姨是我时常遇到的一类女性。她们很少做自我介绍，开口就是自己所处的危险状态。她们几乎不谈自己对遭遇苦难的自我的感受，也不提“疗愈”二字，有种中年女性常见的隐忍。

相比而言，年轻的女士不仅会谈到她们如何从暴力的环境里面离开，也会和我倾诉亲密关系的受损和婚姻关系的修复。她们对自我感受有清晰的觉察。

决定告发施暴者前，女人们会担心丈夫和孩子。很多女士会问我，如果报警，会不会从此害了丈夫？还有人担心会不会影响孩子考公务员。

曾有一位二婚的女士向妇联求助。她的丈夫经常打她，她想离婚，却为自己的继子犹豫。她不是小孩的亲生母亲，却和继子有很深的感情。一旦离婚，前夫有权利切断孩子和她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学籍挂靠在她弟弟家，她担心离婚后，孩子的户口会不会被迁走，无法就读好学校。她无法接受因为自己，孩子的未来出现任何可能的问题。我告诉她，基本不会影响孩子的生活，建议寻求警方帮助。

和我通了两次电话后，她被丈夫发现了。为此，丈夫又一次家暴了她。她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只好把她的情况上报到她家的街道办事处，希望后者上门了解情况。

最开始，电话那头的种种顾虑给我带来了情绪压力。我没想到，她们的处境远比我想象的复杂。我会冷静地告诉她们，她们的顾虑一般不会出现。

施暴者的成本

学习反家暴的专业知识时，我曾质疑“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这句话的语境——这句话似乎在讲，家暴是不治之症。但我更愿意认为，每一次家暴都是一次决定，施暴者决定用暴力去控制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做出决定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实施家暴的成本极低。

由于妇联没有调查、核实的权力与能力，我们的求助记录很难直接用于判定家暴发生。我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向被家暴的人们澄清反家暴的流程，提供必要的指引。

最有力的反馈是警方开具的告诫书，拿到它，意味着法律认定家暴发生过。告诫书一式四份，警方存档一份、一份交给家庭暴力受害人、一份交给家庭暴力加害者，另一份留社区或村委会保管。发放之后，家暴再次发生，可被判定有加重情节。

但拿到告诫书很难，我的工作生涯中，还没遇到有人拿到告诫书。

为了不让求助者过于失望，我会鼓励她们，如果拿不到告诫书，也可以要求警方命令施暴者写下悔过书、承诺书或道歉信。这三种文书不具备告诫书的法律效力，但也能证明家暴发生过。

曾经有位多次被打的年轻女士求援。她丈夫开车载她上班，聊天中，她不知说错哪句话，丈夫在人少的地方时突然刹车，用拳头砸她的头。

家暴当天，她一直犹豫是否报警。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单位上班，她担心单位的人看到丈夫被警方带走，不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

想了很久，她决定给我们打电话。她想回到事故的发生地报警，这样方便警方调出监控。根据经验，我建议她等晚上下班，直接在小区附近的派出所报警。由于事故发生地离家较远，我担心回到现场报警，警方还要传唤丈夫，制约家暴的难度升高。她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在派出所里，她态度强硬，坚持要求开具告诫书。工作人员有点意外地问她，你怎么知道还有这个东西？随后打给其他同事打电话去问，得到的消息是：告诫书是有的，但好几年没开过了。

那天，警方决定以殴打的名义传唤她的丈夫。面对告诫书难以开具的情况，现场训诫这一干预手段常被采用。

女人的丈夫最终到达了派出所。他没有否认事实。警方勒令他写一份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家暴。他说：“就是因为她说话不中听，我才打她的。”他坚持只有妻子和自己两人都写承诺书，他才肯配合。最后，这位女士也写下一份承诺书，保证以后“好好讲话”。

请求警方到场处置有时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卡住。那位被儿子家暴的阿姨求助后，第二天我回拨电话跟进情况。派出所说，她家地处几个区交界，不归他们管。让她回到档口打110。几位警察出警后，发现是儿子打了母亲，认为这是他们的家庭矛盾，建议他们内部调解。

阿姨要求警方让儿子为打人道歉。警察跑过去吼了她的儿子两句。

我逐渐明白，我的职责是呼唤一个强势的声音来告诉施暴者：这样做是违法的、会被公权力介入，是有成本的。

一场成功的救援

每天，我按规定接电话、做记录、上交文书。如果情况紧急，即便超出我的职责范围，我也会试探边界，找领导帮忙。理想的工作流程一直放在我心里面：在危险面前，街道办事处、街道妇联、警方等有关的机构都能“走起来”。

我至今唯一走完全部流程的案例，是一位阿姨。她的求助，为她争取到了最后的生存空间。

那位阿姨是极少数在电话开头，会自我介绍的人。打电话前，她提前想好了要告诉我的所有基本信息，包括自己的详细伤势。她的头被丈夫打破，刚刚拆线，只能躺卧，我听着她细细讲述和丈夫相处的场景，毛骨悚然。

上一次家暴发生后，阿姨去医院就诊并报警。警方告诉她，等到阿姨痊愈之后可以再联系警方。尔后，阿姨回到娘家，丈夫不远千里接她回家，二人和好。

回家第二天，丈夫再次家暴了她。在给我打电话之前，她的丈夫家暴后第一次出门，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写着：“虽远必诛”。

听到这四个字，我判断阿姨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这种警觉，让我储备的所有反家暴相关知识和经验都被唤醒。按照教科书上的程序，我首先安抚阿姨的情绪，接着以文书的方式进行危险评估，上报文件。

我向警方描述了阿姨的伤势，强调伤势严重，如果出警不及时，后面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110接线员告诉我，他会催促警方上门出警。挂了电话后，同事告诉我，他看到我的手在抖。

最后，我联系阿姨所在的街道妇联，请求她们上门干预，并给她们发了一份家暴庇护所的地址，请她们在警察调查结束后给这个阿姨开介绍信，送她去庇护所。

我持续用自信的语气和阿姨保持沟通，我告诉她，可以先在家中休息，警方会上门来救她。我能感受电话那头，恐惧在消散。

阿姨的丈夫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般会在下午六点换班回家。所以，救援能否成功，取决于所有单位能否在下午六点前到达阿姨家。

下午两点左右，阿姨打电话过来，告诉我派出所让她自己去做笔录，街道妇联也未上门。我打电话给她所在街道的妇联问怎么回事，声音都在颤抖。妇女干事说，警察没上门，她们也没什么可做的。

不得已，我又重新拨打110请他们上门提供帮助。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街道妇联，要求他们为阿姨开具到“庇护所”的介绍信。

“庇护所”是我和同事常用的说法。严格来讲，它是个救助收容场所，除了家暴求援者，还收留流浪者等无处可去的人。若想保留被“庇护”的资格，一旦住进庇护所，就不能外出。

第二天，我打电话回访。阿姨语气温柔地告诉我，妇女干事们已经开着车把她送到城市另一头的庇护所了，我激动得想哭。她安慰我说，大家都尽力了，流程里的人都是好人。

后来，我按照流程的先后，写了一版实操指南。从取证到联系警方，从总部到街道办事处，再到申请庇护所，我努力给出最好操作的选择。

短暂逃离之后

几天后，那位成功逃离的阿姨又打电话找到我。她说，她的丈夫想通了，愿意协议离婚，她打算走出庇护所，约丈夫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不过，我们查询办离婚的有关事项时，发现到民政局办离婚需要排号，当时离婚的人，已经排队到一个月后。

阿姨安慰我说，那就试试诉讼离婚：“家暴不是法定离婚理由吗？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是不是一个星期也能离成？”我握着电话，回顾所有法律知识，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诉讼离婚的流程也不短。走完诉讼流程，一审判决离婚的话还好。但如果一审判决离婚失败，距离下一次上诉中间隔着为期六个月的“禁诉”期。

此间，如果没能申请到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对阿姨来说，每一天都处于危险之中。

根据专业经验，我告诉她诉讼离婚在一审判决阶段就成功的比例并不高。她又幻想，干脆在庇护所呆上两年，两年之后自动离婚。但这也不现实，按当地规定，家暴庇护所只能提供十多天的保护期。而且，离婚只能靠法院判决，没有“自动”一说。

我不知道这些“小窍门”是从哪里来的，每否定她一次，我就越发怀疑闪电离婚是不是真的可行。

整个过程中，许多细节在暗示她——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去吧，或者放弃在大城市的一切回到外省乡下的娘家去。

过了两天，阿姨打来最后一通电话，向我告别。她已经买了票，决定回娘家，当天晚上就走。最后，她谢谢我曾经给她想过的办法，“虽然……”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忍住挫败感，熟练地道别：“谢谢来电，下次有难处欢迎您再次来电。”

我逐渐意识到，对于这些女士来说，逃离家暴不止是一次行动，还意味着成本考量。在两次家暴的喘气间隙，她们不得不重新盘点生存条件。更经济的说法是——暴力可能占据她们生活中的20%，余下的80%都会成为争取自由时的顾虑。

有位决意离婚的女士，她放弃和前夫争夺孩子们的抚养权，成功协议离婚。离婚后，前夫仍然想控制她。他威胁前妻，不出现在他面前，便会没收孩子们的手机，让他们消失在前妻的视野。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请求反家暴援助前曾希望父亲和哥哥帮助自己教育丈夫，无果。警方出警后，她在家附近坐了很久。她不知道如何对家里其他人解释请警方带走丈夫的前因后果。在保护自己之后，她很烦恼该如何修复家庭关系。最后，她没有离婚。

更多人还要面对内心的无助感。求援的女性通常会在丈夫道歉的那一刻被“心软”困住。

救援后期，我经常被问到：丈夫向我道歉了，我可不可以原谅他？根据我的经验，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是：生活短暂回复平静，之后随着丈夫内心压力的累积，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让家暴重演。

我理解她们的困惑。因为在向来弱势的亲密关系中，她们终于占据主动——当丈夫开始示弱，她们有了决定原谅与否的选择权。

我会问她们几个问题，包括：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原谅他？丈夫给你留下的哪些讯号，让你觉得他会变好？

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表示理解和尊重。在这样一场生活风暴中，我能做的更多是让无助者被关注、被提醒。这些女士也把我当成反家暴的“头脑”，一个见证她们崎岖旅程的人。

我至今难忘的是：那位被送进庇护所的阿姨，在某个晚上，打通了我的工作电话。她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的感觉更多是惭愧。或许，我只是比流程中的其他接线员更负责了一些，但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为保护口述者隐私，孔静为化名

猫哥言，这正是：

千年修得共枕眠，何苦施暴拳向前；月老若知此番难，定把牲畜红线连

朋友们如觉得这篇文章不错，欢迎朋友们转发！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小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