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八次北征:永清沙漠,在此一举?……
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一批批来自北方的契丹大军开拔进了今天的北京、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别担心他们不是来打仗的。这是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在履行自己三年前的承诺,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大辽皇帝。尽管后继的北宋政权曾多次想要反攻幽云十六州,但除了宋徽宗年间跟金朝做过一次赔本的买卖外,四百年间汉族王朝再没能踏足此地。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接到消息,有一支军队正在向大都(今北京)挺进。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委任的征虏大将军徐达和他的副将常遇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接妥懽帖睦尔去应天府(今南京)做客的。徐达和常遇春一路势如破竹,但是妥懽帖睦尔可就坐不住了,想到当年蒙古大军拿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场景,妥懽帖睦尔不寒而栗,于是在当年八月,这位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带着一家老小和文武百官连夜脚底抹油,逃回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去了。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其”顺帝”的尊号。
几天以后,徐达、常遇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曾经的亚洲政治中心,幽云十六州就此回归,也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自南向北统一全国的成功。明朝北伐成功以后,按理说就应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好好整治整治元朝末年以来连年战乱导致的民生凋敝,但朱元璋并没有放弃对北方动武。北伐后仅仅两年即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就派遣大军继续对元朝残余势力死磕,史称”明太祖第一次北征”,一直到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明太祖第八次北征”,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足足打了26年,几乎贯穿朱元璋的整个统治生涯。但凡新朝建立首要任务便应当是与民休息、恢复国力,然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难道不怕新生的大明王朝承受不住年年征战吗?
一、太祖不得不北伐
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战。都是刀头舔血过来的,如果能安安稳稳过日子,没几个在坐了江山以后还喜欢继续征战的。所以说到底不是朱元璋想打,而是他不得不打。
主要原因是元顺帝逃回上都没多久就厌烦这里了,虽说这里曾经是大元帝国的首都,但偏处漠北,条件什么的当然比不上纸醉金迷的大都了,元顺帝每天看着沙尘暴,心里那叫一个苦啊。但朱元璋很快让元顺帝知道什么叫”没有最苦,只有更苦”,上都住了才一年,元顺帝就在明朝的进逼下再次举家搬迁到了应昌(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腾旗)。
连番北逃使得蒙古人彻底退回了草原游牧的生活,但显然元顺帝并不喜欢在草原放羊,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元顺帝整个人发生了蜕变。元顺帝在历史上是以昏庸无能的反面形象出名的,但自从逃奔到漠北后,元顺帝突然转了性情,颇有一番要励精图治的意思,元顺帝太想回大都了,太想二次入主中原了。
前面说了元顺帝是带着大队人马一块撤的。当时北元丞相纳哈出在辽东一带拥兵二十万,坐镇云南的梁王也有十万大军,在甘肃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王保保也有不下二十万的大军,以上合计五十万大军,这还不算元顺帝自己的直属部队,这些大军阀至少在名义上都奉元顺帝为正朔,听其调动。所以元顺帝觉得自己有能力跟大明掰掰手腕。此后北元军队频频南下侵扰明朝边境。
这种情况下,要想休养生息,首先要做的就是得打垮北元。
二、北元一败涂地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月初三,明太祖朱元璋正式开展第一次北征。为了确保此战胜利朱元璋组织起一支常胜军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份长长的出征名单,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右副将军冯胜,同时又任命邓愈为李文忠副将、汤和为冯胜副将,以及随从他们的数十万大军。明朝开国之初封了六位公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朝的建立这六位公爵的功劳最大,六位公爵中除了文官李善长(韩国公)、早逝的常遇春(郑国公)外,剩下的四位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悉数出征,如此超豪华的指挥团队自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后就很罕见了。
考虑到元顺帝据守应昌,而王保保盘踞在定西(今甘肃定西)的实际情况,朱元璋又将大军分成两路,西路军由徐达率领,出潼关直奔甘肃,与王保保决战。战争过程十分顺利,西路军在与王保保军队相遇后,徐达没有急着与王保保交战,而是想出一个很损的主意,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到晚上一部分军队休息,另一部分则到王保保军营附近不断制造噪声,时不时还作出要冲锋的样子。蒙古人兵少,既不能分兵休整,又得忍受明军的噪音污染,时时刻刻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就这么玩了几天以后,元军都快被明军整出精神病了,这时候徐达又突然下令让士兵们回营。王保保手下的军队连日来得不到休息,见到明军偃旗息鼓,赶紧抓紧时间休息。这正中徐达下怀,趁着敌军睡觉的机会,徐达一举全歼敌军主力,可怜元军睡着觉就成了俘虏。王保保被打成了王跑跑,带着老婆孩子和几个贴身护卫灰溜溜向北逃窜,这位曾经手握几十万大军的主帅在跑到黄河边上的时候竟然连船都找不到,最后只能抱着片木板冲浪渡河,死里逃生回到北元的都城和林(今蒙古哈拉和林)。
等等,北元的都城不是在应昌吗,怎么又跑和林去了?因为应昌的元顺帝更惨,徐达进军的同时,李文忠率东路军出居庸关,直扑应昌。曾经想有一番作为的元顺帝自从回到草原后,在明朝的连番打击下日渐消沉。得知李文忠出兵后,元顺帝又惊又怕,不久在应昌病逝了,其子爱猷识理答腊继位,是为”元昭宗”。
虽然古语有云”义不伐丧”,但在李文忠看来元顺帝既亡,元昭宗新立,应昌城内肯定人心惶惶,而且以蒙古人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传统来看,说不定还会发生宫廷政变,因而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趁他病要他命。
不过带着大军的李文忠深感行军速度太慢,容易给北元防备的时间,名将都喜欢用”奇袭”,李文忠作为名将中的名将自然也不例外。为此李文忠从大军中挑选精兵强将,自己亲自率领,星夜兼程奇袭应昌。
元昭宗知道李文忠要来,但没想到他能来这么快,压根没做好准备,打是打不赢了,元昭宗想学他爹那样跑路。不过他的技术比起他爹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史书记载元昭宗只身而逃,至于老婆、孩子、大臣全成了明军俘虏。
至此明太祖第一次北征大获全胜,本来元顺帝北逃后与辽东纳哈出、西北王保保互成掎角之势,迁都应昌后,此地距离北平(即原来的大都)骑马不过两三天路程,对明朝北疆威胁巨大。而此战之后彻底消除了这一军事威胁,蒙古二次入主中原的美梦被无限期延后。王保保的败逃也使得西北地区重新安定下来,原来有西北这个通道的时候吐蕃与北元一直眉来眼去,现在走廊被切断了,吐蕃就只能跟着大明混了。同时西北地区的稳定又对割据蜀中的明夏政权造成空前压力,一年后这个政权即被朱氏集团兼并。可以说朱元璋这一仗,相当于一笔生意做成了几笔买卖。但对朱元璋来说这还不够。
三、人心不齐,队伍不好带了
王保保跑到和林见到了元昭宗,这对难兄难弟是抱头痛哭。王保保虽然一而再战败,但元昭宗认为既然连朱元璋都称之为”奇男子”,必然有过人之处,因而不计前嫌重用王保保,让他重新主管军事,一时间这个在和林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颇有振作之势。眼看着北元在那热火朝天地搞着复兴大业,身在应天府(今南京)的朱元璋就坐不住了,为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召开军事会议,商讨第二次北伐。
朱元璋认为北元以骑兵为主,机动力强而明军是步骑混杂,要想找到北元主力决战并不容易,因此主张采取守势,同时加固北疆防御,一旦北元南下,那么明军便可以逸待劳。而以徐达为首的一众武将表示区区北元,何足挂齿。
针对北元问题,明朝统治核心出现分歧,两种路线之争其实是由于身份不同导致的,朱元璋作为新王朝的开国君主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保证大明的长治久安,北元上次已经被打废了,虽然现在看上去张牙舞爪但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既然没什么实质性威胁了就随他去折腾吧。而以徐达为首的武功集团,其价值正是靠一场场军事胜利体现出来的,现如今中原已经安定,只有漠北尚有天地供他们施展拳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再立战功,武功集团将逐渐丧失对文治集团的优势,因此即便基于此也要继续对北元残余势力作战。
在武功集团强烈要求下,在第一次北征巨大胜利影响下,朱元璋最终接受了主动进攻的意见,并提出了”永清沙漠”的口号。
这一次明朝还是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宋国公冯胜为右副将军,分中东西三路出征。三路大军中徐达是主力,诱敌来战,打歼灭战;李文忠打袭击战,作为辅助;而冯胜一路则是打分三元兵力的疑兵战,目的清晰,分工明确。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李文忠和冯胜的两路大军一开始达成了作战目标,然而徐达的主力军却由于前期进展比较顺利,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王保保在初期的几次交战中佯装战败,诱敌深入。徐达作为沙场老将,按理说不应该被轻易迷惑,但或许是求胜心切,或许他感觉王保保也不过如此,最终他踏进了王保保的圈套,徐达被击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是徐达军事生涯中少有的大败。徐达兵败后,三路明军陆续撤回国境,虽不至于说是狼狈而逃,但撤退的形象并不好看。
总的来说洪武五年的第二次北征整体以失败告终,此后多年明军没有再深入草原作战,即使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王保保病逝,明军也没有趁势进攻,可见第二次北征给明军带来的阴影有多深。
四、北元的末日
第二次北征失败后,朱元璋认识到要想一鼓作气灭掉北元暂时是不可能的,于是朱元璋又回到了惯用的迂回战略上。另一方面,元昭宗打赢这一仗后着实嚣张,接连整合云南、辽东各方势力,定下了”三年训练,五年反攻”的计划,以求打回中原去过年。
基于此朱元璋认识到必须要切断北元与各方势力的联系,各个击破,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北元军队为什么不断南下,道理很简单,草原物资少,不到明朝边界抢点东西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别看元昭宗整天叫嚣要反攻中原,但在明军严密防守下平时能抢点东西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朱元璋采取了第一步,坚壁清野,将边界地区的居民内迁,没人了看蒙古骑兵还能抢到啥。但边民都内迁以后,出现了新问题,边界地区的土地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吗,于是乎朱元璋走出第二步,在边界地区强化卫所制度,并让卫所的兵士在当地屯田,平时种地,有战事的时候就出战,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所以后来朱元璋得意的说自己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稳固边疆以后,朱元璋又开始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并用,意图瓦解北元政府。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二月、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正月、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正月,朱元璋先后组织第三、第四、第五次北征,不过这几次作战不再是直扑北元中央政府,转而蚕食北元军事要地,招降北元军政大员,不断消耗北元有生力量。特别是第五次北征,盘踞在辽东近二十年的北元重臣纳哈出在明朝的恩威并施下出降,北元一下子损失了二十万大军,加上此前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已经平定云南,北元朝廷左膀右臂被切断,使得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元璋决定趁热打铁,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以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发动第六次北征。当时元昭宗已经病逝,他的弟弟脱古思帖木儿(也有说是儿子)继位为帝,是为天元帝。天元帝觉得明军前不久才与纳哈出作战,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北方再战,因此没有作迎敌的准备,只是将自己的老营远远迁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畔,每天吃好喝好,想等明军师老兵疲后主动退兵。
应该说天元帝想得很好,但他忘了他的对手是蓝玉。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四月风尘仆仆的蓝玉赶到捕鱼儿海,元军的松懈出乎他的意料,蓝玉没有多想立即对北元发起猛烈进攻,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天元帝措手不及,除了他与长子天保奴等几十人逃脱以外,剩下的人马全部被明军俘虏,这一次北元将老底全丢光了,复兴大业再无从谈起。
天元帝逃脱以后也只是多活了几个月,他和其子天保奴在逃亡过程中被其部将也速迭尔(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的后裔)缢杀,也速迭尔自立为蒙古大汗,成为自忽必烈以来首位非忽必烈后裔的蒙古大汗。天元帝死后蒙古大汗不再有庙号、谥号、年号,可以说捕鱼儿海一战北元政府彻底崩溃。
明朝与北元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拉锯战,朱元璋终于取得了他想要的胜利,在这以后明朝与蒙古的作战再也不是新政权与前政权之间争夺合法性的战争,而降级为统一王朝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反击。
五、上阵父子兵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正月朱元璋开始第七次北征,然而这一次北征的主帅人选却很有意思,是朱元璋的两个儿子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棢。此前的几次出征,徐达也好,李文忠、冯胜、蓝玉也罢,不是开国元勋就是百战功臣,而这一次却派了朱元璋两个儿子,虽然他们也曾跟随徐达等人出征过,但终究没有独立作战的经验,难道朱元璋不怕重蹈第二次北征的覆辙吗?
一点也不怕。此次出征晋王朱棢从山西出塞,一路上压根没发现蒙古军队,转了几圈,无功而返。燕王朱棣倒是打赢了几场小仗,但也没达成什么战略性目的,总的来说第七次出征收获不大,但朱元璋还是组织了这次北征,因为自从第六次北征彻底打废北元后,朱元璋北征的目的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之前几次作战每次都是名将往上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国老将们在逐渐凋零,到第七次北征的时候,徐达、李文忠等都已经过世,没有过世的诸如冯胜、蓝玉等人也因功高震主受到朱元璋的猜忌。
功臣信不过,那就得靠自己的儿子了,于是朱元璋自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起陆续在边疆地区设立镇守边疆的藩王,即九大塞王,相比于内地的王爷们,这九位王爷兵强马壮。到了第七次北征,朱元璋终于将身为塞王的晋王和燕王任命为主将,令他们率军出征,其实找不找得到敌人,打不打嬴都不是最重要,能赢最好,退一步说只要不输就是嬴,此次出战的主要目的便是锻炼一下这几个儿子,树立塞王们的军威,使军事统帅权从功臣名将手中转移到明朝宗室手里。
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朱元璋最后一次北伐,这次燕王朱棣单独领兵出征,目的比较明确就是消灭在大宁(今内蒙古宁城)一带活动的蒙古军队,因为此地离朱棣的封地近,就是他的菜了,与上次一样小胜蒙古军队,收编了一些蒙古人,燕王朱棣为此还得到了朱元璋的嘉奖。可见朱元璋此时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彻底消灭残元势力了,而是有计划地扶持自己的儿子们。
六、洪武北征
纵观明太祖的八次北征,可以很明确地分为三个阶段。洪武初年的第一、第二次北征,目的简单明了,就是一鼓作气消灭北元,但在经历第二次北征的大败后,朱元璋意识到北元实力仍在,暂时啃不动,转而采取新的策略;从洪武中期开始,朱元璋外交、政治、军事等手段并用,并接连组织第三、第四、第五次北征,切断北元的外部支援,同时该时期出征的将领也从徐达等元老重臣,慢慢替换为蓝玉这样的开国武将,最终第六次北征蓝玉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从此北元丧失了与明朝争夺正统性的实力;此后在洪武末年的两次北征中,朱元璋开始扶持自己的儿子们的作战能力,其北征的目的也转为积累塞王们的军事经验,以便更好镇守边疆,放弃了不靠谱的”永清沙漠”目标。
最后,明朝在刚刚建立,各种残余势力还没消除殆尽,国内也是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进行北征,可以说完全是勒紧裤腰带硬着头皮在和北元玩命。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打废了北元,使其没有能力再南下,为明初社会恢复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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