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学课的月嫂……

施洪丽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月嫂。去年，她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原本熟悉的雇主也不敢雇佣他。生命危急，她仍不愿离开北京，原因是一堂文学课。

确诊癌症后，施洪丽决心放弃治疗。

在老家四川简阳的县城医院，施洪丽刚刚接受了乳腺切除和淋巴清扫手术。治疗方案里有8次化疗、25次放疗和长期服药，即使如此，五年生存率也只有20%。邻床小伙子不时发出的呻吟，施洪丽听到他打电话给妻子，说化疗受不住。

在家人的督促下，施洪丽做了四次化疗，虽然没有出现呕吐、脱发等剧烈的副作用，但浑身无力，睡眠时间也变得特别长。施洪丽想，自己很快还要回城里打工，这样的身体状态可不行，再说“费用也太高了”，她害怕人财两空。

不顾亲友的劝说，施洪丽办理了出院，回到小湾村家中休养。西南乡间烟雨朦胧，橙黄橘绿，施洪丽买来小鸡小兔饲养，想贴补一点家用。闲暇时她读《那时汉朝》，看到西汉帝王们的寿命，觉得“知足了”。今年50岁的自己，已经比创造了盛世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活得久。

半年前，施洪丽确诊乳腺癌，转移到部分淋巴。身为月嫂的她没有北京医保，更负担不起自费在京治疗的费用，只能回老家县城做手术。离京时，施洪丽没有退掉租屋，好心的房东免去了她治病期间的月租。

这个扛过无数艰难的女人第一次陷入了无边的恐惧，每天哭泣。她怕自己命不久矣，怕病痛让自己走得没有尊严，怕自己离开后丈夫没有依靠。
甚至她都后悔去医院检查。施洪丽的丈夫从小患有肺心病，结婚当天就在家中咯血，长年需要吸氧，干不了体力活。多年来，这个家庭一直依靠施洪丽打工的收入支撑。

死亡与生存，紧紧地咬住了施洪丽。

“城里人一旦查出癌症，放下一切，专心治病。乡村人办不到，因为没有一分钱收入。”在家休养半年后，感觉身体好了些的施洪丽开始催促丈夫打点行装。她说，要回到北京。

后来发现，对于一个病重的月嫂来说，回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曾经的雇主们因为担心她的身体，不敢再雇佣她，相对而言，去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找工作更容易。施洪丽对人们解释说，在北京做月嫂工资高，想趁活着多赚点钱。

还有一个无法坦白的原因是，她想留在北京听文学课。差不多有四年，文学课是施洪丽生活里最重要的安慰与快乐。

文学课在皮村，从2014年开始，许多作家、教授和编辑们，每周六给有文学兴趣的工友们上课，教授写作。同样作为月嫂的范雨素，就是出自这个文学兴趣小组。2017年，范雨素发表了流行于网络的《我不是范雨素》，让施洪丽找到了文学小组。从此只要不是在雇主家中工作，每到周六，她一定准时出现在文学课的讲堂。

文学小组课堂

老师的讲授结束后，大家可以自由交流，上过几节课后，施洪丽的胆子大了，发言总是很踊跃。她读书多，甚至读过《尤利西斯》那样天书般的意识流小说。一次她专门就此向老师请教：“为什么那些支离破碎的情节能撑起一部小说，还能成为名著？”

从简阳搭汽车到成都，再坐20几个小时火车到北京，地铁转公交抵达位于通州的尹各庄。租住的房屋在二楼，施洪丽爬上一架高陡的铁梯，铁锈随着咚咚的脚步声掉落。进了屋子，不足20平米的空间挤满必需的家具电器，其中有她为丈夫买的，维系他生命的制氧机。十几个鼓鼓囊囊的箱包挂在墙上、摞在柜顶。

站在窗前，4月阳光和暖，病中的施洪丽感到安慰。尹各庄与皮村一河之隔，她又可以上文学课了。

施洪丽最初租住的东坝和皮村相距遥远，晚间的文学课结束后返程公交已经停运，她就和陪她同往的丈夫在村里住小旅馆，一晚80元，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

几个月后，东坝的出租房拆迁，施洪丽顺势搬到尹各庄，去听课就方便了。

第一次上文学课，施洪丽举手发言，说起自己少年时的好友小玉。“如果她是在北京，就不会因为文学梦自杀了。”在施洪丽生命的早年，文学，是无法说出口的笑柄。

1971年，施洪丽出生在四川简阳农村。在镇上念初中时，语文老师是个刚从师专毕业的小伙子，“课讲得好，风趣”，施洪丽和班里的好朋友小玉都喜欢上了“语文”，想尽办法在乡间搜罗能找到的书来看。

小玉的自觉意识更强，即使初二就被家人逼着退了学，仍不肯外出打工，在家也不干活，天天关在屋子里写诗、写小说。

施洪丽有幸上了高中，但在那个父亲热衷打牌、母亲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的农村家庭里，继续上学是一件近于奢侈的事情。有一次施洪丽讨要学费，父亲给养的一只公鸡猛灌食料，想着添重拿到集市上能多卖几个钱，结果没出家门公鸡就撑死了，只好卖了两只生蛋变钱的母鸡。

在窘境中照亮少女敏感心智的，是文学。施洪丽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看到宝玉在史湘云面前出言捍卫林黛玉，黛玉听到后暗想：“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她被震动了：曹雪芹一个男人，写女儿家的心理这么细致入微，文学真是厉害啊。

高三时施洪丽终究辍学了，和同学李俊闪婚。两人相恋的起因，是施洪丽向李俊借阅一本小说《滹沱河》。嫁到李家，施洪丽意外发现，这是一个贫困到了底的家庭：公公卧病，大哥和兄嫂都是智障，大哥还放火烧毁了全家栖身的茅屋，李俊的身体也极差。

全家生计的重担压肩，施洪丽放下结婚时买的《复活》、《简爱》，上成都打工，后来把李俊也带去，两人在火车站广场擦皮鞋，整天低头看着旅人的脚背，生意好时，舍不得直一下腰。

生活始终拮据，几年间也没有闲钱买书。施洪丽反复读结婚时买的《浮士德》，“浮士德那么好学，孜孜不倦地求知，哪怕是跟魔鬼打赌，我就觉得这个很好。人的一生就是要努力学习，努力追求。”她把书中的德国博士，当成了精神指引。

被城管驱离火车站之后，施洪丽开始做保姆，辛苦之余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有雇主不允许她晚上九点后使用洗手间，还有人当面扔掉了她赠送的自家产的鸭蛋。不过经济上宽松了些，有了些余钱买书，涉猎多了，施洪丽动了写点东西的心思。彼时她正好在一个音乐教授家做保姆，便尝试着恳求对方，能否介绍两位懂写作的朋友指导一下自己。

教授说：“你一个穷保姆，读那些书叫人耻笑，东西你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没人看。”十几年过去，施洪丽仿佛还听得见自己的尊严和梦想碎裂的声音。似乎在他人看来，一个保姆对文学的爱就是不自量力的僭越。

几乎与施洪丽的文学梦受挫同时，家乡传来好友小玉自杀的消息。嫁人之后，不肯放下书的小玉成了乡邻口中的笑话，和丈夫拳头下的羔羊。她竭尽全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满怀期待地捧给那位语文老师看，对方评价结构不好，情节也不新鲜，没有思想，没有意义，“一堆文字垃圾。”小玉回家烧掉手稿，喝了农药。

好友弃世后，施洪丽放弃了尝试写作的念头，安心做着保姆、育儿嫂，唯一的倾诉途径是日记。她买来白纸裁开，用针线缝成本子，密密写下所见所思、阅读感受。后来这些日记都在长年的迁徙中遗失了，只保留下2010年以后的。

她坚持保留了读书的爱好，时常被相熟的同行们嘲笑。每当这时，施洪丽会想起林黛玉，“能体会她那种孤独。”看到报上的古汉语函授班广告，她瞒着身边的人汇了款，收到几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让自学。

施洪丽并不介意自己上了当，认认真真地翻开读，看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尽管丈夫就在身边，她还是感到一缕超越日常境遇的，深远绵长的哀伤。那是文学的礼物。

在与自身境遇接近的文学形象身上，她则获得一种切身的安慰。看到《我的大学》里的阿廖沙无处栖身，在四处打工的辛劳中追寻理想，施洪丽想，这不就是我吗，原来有人跟我一样。那些她无从表达的艰辛、苦闷，没有被称赞过的勇气、坚韧，都被人说了出来，她觉得，自己“不孤独了。”

施洪丽的书

被命运踩踏至底层，颠沛辗转的生活中，文学就像一根从天上垂下的绳索，让施洪丽偶尔可以攀援而上，透一口气。

在老家休养的半年，施洪丽常常会觉得不自在。村里一位老年女性经常吹嘘自己傍上过一个退休工人，趁对方弥留之际哄骗他给了自己一万元，钱一到手立刻离开，连对方的葬礼都没去参加。

“听众每次都会赞扬她聪明有本事，投来艳羡的目光。”这一切令施洪丽感到熟悉却又难以接受。

常年阅读下来，施洪丽试图同这一切拉开距离。写作时，施洪丽称自己的家乡为“蜀地”，像她喜欢的那些诗词一样，“用语一定要典雅。”“衣服，要写成罗衫；岸边，要写成江渚”，这些词藻，给她超越辛苦日常的审美感受。但这样的感受，始终无法和地理上的家乡重合。

这天又是周六，傍晚去皮村文学小组的路上，施洪丽感到右侧颈部不舒服，伸手似乎触到一个小包块。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乳腺癌转移到了颈部淋巴结？难道是时日无多？

站在温榆河大桥上缓了缓，望着脚下从无止息的逝水，她想，就当是最后一次听课，还是去。确诊患癌后，施洪丽想过，这是否和自己多年做月嫂、长期缺少休息有关，但又觉得想也无益。

2014年，施洪丽看到媒体报道，说北京的月嫂收入高。当时她在成都的生计渐渐不足以养活一家人，于是带着丈夫到来到北京，做了一名月嫂。月嫂是个辛苦活儿，一旦接下工作，就得有30-45天吃住在雇主家，行话称为“上户”。这期间，月嫂每天要给产妇做月子餐，料理孩子的吃喝拉撒，尤其是夜间频繁喂奶拍背，一天通常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施洪丽原本有个好体格，她身材微胖，说话声音宏亮，中气充沛，熬夜照看孩子也不觉疲累。但工作繁杂，每天只有二十分钟能看看手机，和丈夫通个话，没有时间读书。这让她感到恐惧。

这次回到北京近两个月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施洪丽考虑过接受朋友的建议去外地，但她舍不下文学课，“听听课，心情要好些。”不听课的日子，她翻出近十年的日记，打算从中寻找素材，写成系列非虚构故事。癌症的特殊机缘，让她第一次得以长久放下手头的尿布和奶瓶，着手编缀自己的文学梦想。

一开始，施洪丽不敢自己动笔，看到工友们记述自己经历的文章，她很震惊：我们的生活也值得书写？她向前来授课的作家袁凌提出疑问，袁凌告诉她，真实的记录都有其力量。施洪丽决心鼓起勇气尝试写作。

在老家休养期间，《新工人文学》杂志的工作人员通知她，她的一篇文章入选了某本文集，另一篇文章在杂志举办的写作比赛中获得最佳散文奖，奖品是五本书，可以自选。施洪丽要了《繁花》、《应物兄》等当代小说。

那是生病以来施洪丽最高兴的一天。对文学抱持了三十年的热爱后，在她最艰难的时日，文学给了她回馈和慰藉，让她觉得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施洪丽想起刚来北京时，去香山脚下的曹雪芹纪念馆拜谒，看到两株古老的槐树，被岁月蚀空了树干，剩下薄薄的外壳勉力支撑。当时她跟身边的丈夫感慨：“这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会消逝的，什么能让它们留下来呢，大概只有曹雪芹那样的文字吧。”

天色渐暗，我们一起出门去上文学课。一间简陋的平房，长条桌四周挤满远近赶来的工友，老师的话语不时被掠过的飞机巨大的轰鸣声淹没。这时，坐在角落的施洪丽就会挺直身子向前探，想要捕捉清晰一些的声音。

施洪丽在文学课上

这天来授课的老师是《北京文学》的一位编辑，讲新诗。听老师说写新诗要放开想象，用与众不同的形容词，标题要惊世骇俗，“比如人家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摇摇晃晃的人间”。施洪丽忍不住笑起来。

这些时候，她似乎忘了自己颈上疑似的包块，忘了生计的逼迫和潜伏体内的癌细胞，只有那些闪闪发光的词语，那些诗句，以及语言代表的那个更高远、广大的世界，笼罩了她。

毛茸茸的月亮挂在天上，晕出一团柔黄色的光。夏天到了，风里有栀子花的香气。

这正是：
纵然病害付骨蛆，自有文海纳小溪；天若自把门窗闭，品茗独弈黑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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