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李鸿章家族……

38岁的李鸿章，即将迎来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1861年），面临太平军围攻压力的上海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写信给湘军大佬曾国藩说，只要湘军愿意来保卫上海，士绅们愿意每年提供6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经常苦于军费短缺的曾国藩喜出望外，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他第一个想让弟弟曾国荃去领这个好差事，没想到曾国荃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一心只想着平定天京（南京）、拿下剿灭太平天国的首功。

无奈之下，曾国藩改而举荐自己的幕僚李鸿章前往组建新军、支援上海。很快，在李鸿章筹备下，从1861年底到1862年3月，一支人数达7000多人的新式军队就组建完毕开赴上海。此后短短两年间，到1864年，李鸿章组建的这支军队迅速扩张成一支人数高达7万人，且拥有4万杆洋枪和4个炮兵营的新式军队。

依托着这支日后被称为“淮军”的新式军队，李鸿章从此脱离湘军一跃而起，成为日后影响晚清和近现代中国政局走向的领军式人物，而跟随他一起崛起的，还有一个原本在中国默默无闻的普通家族：合肥李氏。

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他的先祖本姓许，祖籍江西九江湖口。元代时，许氏家族从江西迁到安徽，到了九世祖许光照时，许光照将儿子许慎所，过继给了做豆腐生意的好友李心庄为子。从此，许慎所改名李慎所，后世子孙于是以李为姓，而李慎所，正是李鸿章的直系祖先。

以李慎所为一世祖的李鸿章家族，起初的几代人都家境贫寒，一直到李鸿章的爷爷的爷爷（高祖）李士俊，家里才开始购置田地，成了一个小地主；到了李士俊的儿子、也就是李鸿章的曾祖李椿一代，李家开始学文走科举道路。

但是，李鸿章的曾祖李椿、祖父李殿华都未能有所成就，一直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时才开始收获科举硕果，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文安考中进士，当年，李文安也是38岁。而与之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日后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

同年考中进士，在科举上称为“同年”，有了这层私密的小友谊，李文安与曾国藩于是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在中华帝国的官场上，同年们结党联合，对各自日后的仕途发展至关重要。

李文安为官清廉，但情商、眼力却极高，早在曾国藩还没发迹、只是在北京当个编修史书的闲官时，他就看出曾国藩日后不凡，于是早早便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李瀚章、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学习“经世之学”。

对于同僚李文安的这两个儿子，曾国藩一眼就看出李鸿章很有前途。曾国藩曾经对后来担任他幕僚的李文安的长子李瀚章（李鸿章大哥）说：“令弟少荃（李鸿章），自乙、丙之际（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与李鸿章后来都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另外两人为左宗棠、张之洞），对于自己的这位同僚之子、学生与后辈，曾国藩目力精深、一路提携。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5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起初李鸿章只是在翰林院做个闲官，但没想到三年后（1850年），太平军之乱爆发，时势造英雄之下，李鸿章投笔从戎参与组建团练（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但几年间时胜时败、没有什么成就。

李鸿章的事业转折点来自于曾国藩。1859年，李鸿章改投到当时已经成为湘军大佬的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曾国藩生性“懦缓”，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他的到来使得曾国藩如虎添翼，尽管两人中间也曾闹过不少矛盾，但曾国藩对李鸿章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作为湘军的重要智囊，李鸿章也不负厚望，屡献谋略，是曾国藩的重要左右手。

在此背景下，李鸿章在进入曾国藩幕府仅仅两年后（1861年），就被曾国藩任命组建新军，从而成就了李鸿章日后成为淮军创始人的辉煌伟业。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娶妻合肥名士李鸿谟之女李氏，两人共生有六子二女，其中六子分别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

其中，李文安的长子李瀚章、二子李鸿章都曾经受教于曾国藩门下，两人也都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由于有湘军创始人老曾的鼎力提携，加上各自努力，李瀚章后来历任湖广总督、漕运总督、两广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赏太子少保衔。李鸿章则更上层楼，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李鸿章因为淮军起家，先后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和文华殿大学士，位极人臣。

作为曾国藩的嫡系弟子，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极力推进晚清的洋务运动，他先后主持创办过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先后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后来又接管了福州船政局，堪称晚清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

作为睁眼看世界的一代先贤，尽管李鸿章后来因为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代替清廷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导致声名狼藉，但不可否认，作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作为洋务运动“扛把子”的李鸿章功不可没。

1872年，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被天津教案和“刺马案”搞得身心俱疲的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猝然离世，此后，湘系虽然有左宗棠作为“扛把子”力撑局面，但晚清最大的权力系统，已经不可避免地向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倾斜了。

早在曾国藩去世前，为了避免清廷猜忌，曾国藩就开始自我裁撤湘军，与此同时，出于剿灭捻军等需要，淮军却不断壮大势力，成为了当时清廷最大的军事力量。

随着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淮系势力也从江淮一带北上，不仅控制了清廷京畿地区的内政大权，而且控制了外交事务：当时清廷对外的外交部门本来是总理衙门，但当时驻京的外国使节普遍信任李鸿章，每次有事总是直接绕过总理衙门，直接找李鸿章商谈，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逐渐跃升成为清廷的实际第一外交大臣。

随着李鸿章崛起成为晚清第一重臣，在他的周围也逐渐聚集起了一批安徽老乡、幕僚、门生和亲戚，至此，在以李鸿章的淮军为军事支撑的基础上，淮系集团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军事、买办和官僚集团。当时，淮军在全盛时期军队高达200营、兵员十余万人，并且同时拥有马队和炮队，这在晚清军队中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淮军陆军之外，开始组建海军。经过多年筹备，到了1888年，由李鸿章掌舵、淮系主导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当时，北洋海军拥有大小25艘军舰、50艘辅助军舰和30艘运输舰，官兵达4000多人。北洋海军，一度是当时亚洲的第一海军。

由于军队人数远远超过被裁抑后的湘军，这就使得在1870年后，淮军控制的地盘逐渐从最开始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南北四散发展，到后面，淮系势力先后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台湾等16个省的地方总督和巡抚大权——在李鸿章的提拔和保荐下，淮系先后有38人当上了总督、巡抚和中央的尚书、侍郎，另外还有1300多人先后当上了各省的提督和总兵，在李鸿章的不断布局下，淮军最终成为了影响晚清政局最为强大的一股势力。

此后，从1870年左右，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的近30年时间里，淮军势力几乎全面掌控了清廷的内政、军事和外交。

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在晚清政坛的强势崛起，也使得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惴惴不安。

对于两个儿子的成就，李氏从来不喜形于色，相反，她却经常正告子孙，不要得意忘形，而是要持满戒盈、谦虚谨慎，为了帮助李鸿章兄弟稳定后方，李氏还严厉掌管家务，每天都要儿媳妇们报上柴米油盐等日常花销账目，如果发现有不合理的支出，还要进行训诫。正是有这样严厉持家、谨慎把持的母亲，李鸿章兄弟得以在清廷的严厉监视之下，保持后院平稳和事业发展。

在李家严厉的家教管束下，合肥李氏家族也涌现出了不少人才：作为家中长子的李瀚章，他的二儿子李经楚后来成为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而中国银行的第一任总理，则是李瀚章的外孙孙多森（李瀚章二女儿的二儿子），可以说，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起步，其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合肥李氏家族背景。

作为家中老二的李鸿章，其大儿子李经方曾经担任出使英国大臣和邮传部左侍郎，后来还兼任晚清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李经方也是中国外交事业和邮政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李鸿章的三儿子李经迈，曾经担任晚清出使奥地利大臣，他很有经济头脑，跟外国人学会了炒股和经营房地产，后来成为了上海滩的富豪。

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军功没有两位兄长显赫，但他却很会利用兄长们的关系经商致富，生意广泛涉及典当、盐业、茶叶等多个行业，是合肥城内的大富豪。李鹤章有三个儿子，其中二儿子李经羲在晚清官至云贵总督，民国后还当过财务总长和几天国务总理。

李鹤章的五代孙李道增出生于1930年，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道增曾经回忆说，李家家教甚严，“父亲受礼教的影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守法；家教很严，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要懂礼貌，懂得做人，每学期成绩单都要给家长看……父亲很重视中文的教育，要我们写大字、练小楷。”

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和五弟李凤章则是短暂从政，后来都各自经商，他们俩是晚清安徽省内的大富豪。其中老四李蕴章曾经买下太平天国时期的英王府，是安庆城里的大财主；老五李凤章则在江南各地广开当铺和各类企业，据说是李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曾经担任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的程红，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合肥李氏后人，程红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办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人经商，有人出国，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从政的就寥寥无几了，因为出身问题是个大障碍，他们得靠学习，靠自己打拼改变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喜欢读书，他的儿子们就延续了二伯李鸿章的旧业，李昭庆的三子李经叙，曾经被李家托付给晚清著名外交官伍廷芳，后来曾经以外交官身份在秘鲁、墨西哥等地任职，1909年病逝在墨西哥公使任上；李经叙的儿子李国源、李国栋也曾在民国时期担任外交官，他们与开创中国外交的李鸿章一起，可谓李氏家族的三代外交官。

尽管合肥李氏的后代各有精彩，但这个家族因李鸿章而兴，也将因李鸿章而落。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此后一年间，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三十多年的淮军陆军和北洋海军全线溃败，其中北洋海军更是全军覆没。几乎是以淮系一军之力抵挡日本全军的李鸿章，最终在这场决定晚清国运的大战中，几乎输光了老本，战败后，李鸿章代替清廷前往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晚清被迫割让台湾给予日本，另外还要赔偿2亿两白银。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人人痛骂李鸿章，在朝野内外的一片谴责声中，慈禧为了寻找战败的替罪羊，于是让光绪帝下令免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

此后，李鸿章从权力巅峰迅速陨落，沦落成大权旁落的“伴食宰相”。但晚清的悲剧并未终止，甲午战争惨败后，1898年，光绪帝试图依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寻求强国之道，但在慈禧等守旧派的反扑下，变法失败。

此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矛盾迅速激化，慈禧试图废掉光绪帝，但却被洋人和国内各方势力所阻挠，在种种矛盾激化下，恼羞成怒的慈禧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并于1900年向十一国正式宣战。

事件导致英、美、法、俄、德、日、意、奥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掳掠，以致中国险遭完全瓜分，史称“庚子国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挟持光绪帝仓皇西逃，并急电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谈判、处理善后事宜，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再次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并配合庆亲王奕劻与各国进行和谈。

于是，自诩为了大清帝国的破窟窿到处“裱糊”、自称为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并参与了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根据条约规定，清廷需对各国赔款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

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慈禧上了道奏折，他痛心疾首地建议说：

“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辛丑条约》虽然签订，但当时占据中国东北的俄国人却步步紧逼，希望在与清廷的谈判中掠夺更多权益。沙俄提出，俄国可以表面“退军”，但俄国人在东北的所有权益，必须全部转交给俄国所属的道胜银行。

对此李鸿章告诉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说，我办外交这么多年，从来没签过这样的协定，也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

当时，八国联军仍然侵占北京，李鸿章回到暂居的北京城外的贤良寺后，喀西尼继续追到他的病床前，逼着他签字，李鸿章为此大口吐血，1901年11月7日，79岁的他，最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死于北京任上。

临死前，李鸿章向周围的人留下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垂危之际，躺在病榻上的李鸿章，突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流下了眼泪，似乎想说点什么，他的幕僚周馥见此情景，流着眼泪安慰李鸿章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

身边的人也纷纷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中堂放心！”李鸿章流着眼泪，最终气绝，“目乃瞑。”死讯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当场就流下眼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随着李鸿章的死，合肥李氏也从晚清政坛迅速陨落。就在李鸿章去世前两年（1899年），曾经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病逝，而1901年作为家族代言人的李鸿章的病逝，则使得合肥李氏彻底告别了高光时刻。 此后，清廷果然彻底向列强屈服，甚至公开提出，以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尽管日趋衰落，但合肥李氏的影响力仍在。李鸿章去世后，李鸿章的幕僚周馥升任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又升任兵部尚书，还先后当过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

出自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则于李鸿章在世前后，持续推进洋务运动，先后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近代化事业。

清朝灭亡前夕，盛宣怀因为引发四川铁路民乱而被罢职，此后仓惶逃亡日本，但民国建立后，攫取了巨额财富的盛宣怀又回到国内，1916年最终病逝于上海。

而作为攫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其统率的北洋军，其军队雏形也正是来源于李鸿章手下的淮系官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组建的新军，也因此，袁世凯对李鸿章的后人多有照顾。

后来，李瀚章的女婿、曾经在民国时出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瑄就说：“庚子（1900年）以前，李合肥（李鸿章）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袁世凯）之世界也。”

而李鸿章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孙，为了维系合肥李氏的根基，也在晚清和民国的政商各界，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姻亲网络。

以李鸿章本人为例，李鸿章在正室夫人去世后，就迎娶了安徽太湖的名媛赵小莲，而赵小莲的祖父，是清朝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赵文楷家族四代进士，在晚清和民国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另外，合肥李氏还与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先后结了七门姻亲。

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也展开了广泛的权贵联姻，他的十个女儿全部嫁入豪门，联姻对象包括光绪皇帝的帝师孙家鼐的侄子孙传樾，以及光绪的另外一位帝师孙诒经的儿子孙宝瑄（曾任民国总理的孙宝琦的弟弟）；另外，李瀚章还分别与曾国藩家族、盛宣怀家族、北洋军阀段祺瑞、湖州望族徐仁良，江南首富刘镛等结下姻亲。

由此可见，合肥李氏的家族人脉和姻亲网络，在晚清民国的关系之错综复杂。在经营家族人脉网络的安排下，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耦，也在李鸿章的安排下，嫁给了晚清清流派重臣张佩纶。

李菊耦与张佩纶有个孙女叫张煐，张煐，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张爱玲。张爱玲的父亲是李菊耦与张佩纶的儿子张志沂，张志沂后来娶了晚清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1920年，张志沂与黄素琼生下了张爱玲。

1912年清朝灭亡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由于家产丰厚，很多人生活日益堕落，张爱玲父亲张志沂也不例外，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抽鸦片、讨姨太太，因此，张爱玲出生后不久，其父母的感情就濒临破裂，母亲黄素琼一度离家出走“留学”，父亲则将姨太太公开带入家里，还经常禁闭、殴打张爱玲。

在这种畸形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后，张爱玲的情感也变得非常脆弱、敏感、畸形，她天才纵横，7岁就写下了第一部小说，23岁写下《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24岁写下《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

也就是在24岁这一年，1944年，张爱玲因为小说《封锁》与时年38岁的胡兰成相识。胡兰成曾经追随汪精卫，抗战时出任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政务次长，是汪精卫的所谓“文胆”和著名大汉奸。

当时，胡兰成是有妇之夫，并且老婆还是第三任妻子。但面对这个大她14岁的大汉奸和超级渣男，张爱玲却畸形地爱得死去活来，她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为了张爱玲，胡兰成与第三任妻子离婚，娶了张爱玲。但结婚没一年多，1945年三四月间，已经是第四次婚姻的胡兰成告诉张爱玲说，他爱上了武汉汉阳医院的一个护士周训德，几经折磨，最终张爱玲选择了与胡兰成离婚，分手前，她还将自己写作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酬30万元给了胡兰成。

因为与胡兰成的婚姻和感情，没心没肺、畸形之恋的张爱玲被痛骂为文化汉奸。而张爱玲曾经在小说《留情》中喟叹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早在她23岁就写下的小说《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曾经写道：“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从某种意义来说，作为一位名门后代，历经父母婚姻决裂，父亲抽鸦片，吃喝嫖赌，对他家暴；母亲对她冷漠爱理不理，在这种畸形的家庭下长大、心灵千疮百孔的张爱玲，所产生的畸恋，确实让人感慨万千。

到了1952年，在上海的张爱玲获得了香港大学的复学通知，此前在抗战时，她曾经在香港大学就读，后来因为日军入侵香港被迫中断学业，于是，在经过严格审查后，张爱玲从内地转赴香港。

1955年，张爱玲又从香港转赴美国，次年（1956年），她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此后，两人一直共同生活到1967年赖雅逝世。在美国期间，张爱玲生活困顿，经常要依靠稿费和申请各类文艺基金过活，因此当1957年她母亲黄素琼在英国伦敦病危，请求与她见上最后一面时，她甚至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

1967年，丈夫赖雅去世后，张爱玲更加离群索居，并且频繁搬家，很少与人往来。据说，有时有人去拜访她，她就经常从门缝里递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张爱玲小姐不在家。”

到了中晚年，她似乎更加生活在自闭的世界里，对此，她19岁时写下的散文《天才梦》里，有这么一句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她孤独的生活，以致被剧烈变化的世界遗忘了存在。1995年9月，她最终孤独地死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里，尸体一直到死后7天，才被人发现。

对此，作家余秋雨评论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作家叶兆言则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而从1901年李鸿章去世，到1995年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张爱玲去世，九十多年间沧海桑田，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苍凉，又何尝不是合肥李氏在时代剧烈变化中，所发出的一声重重的叹息？

从这种意义来说，时代裹挟着无数家族奔涌向前，世界风云变幻、家国跌宕起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个顶级家族的发展，也必然是多种声音和滋味、情绪、经历与体验的组合，并不仅仅简单归结为成功或者失败的片面历程。

成与败、对与错、是与非，功过纠缠难细说。历史是复杂的，唯有家族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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