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考讲师看见的命运突围……
在公务员考试圈子里,成功录取被称为“上岸”。持续多年的公考热,去年来再度升温。以国考为例,157.6万人要争抢2.57万个上岸名额,平均竞争比达到61:1。
越来越多年轻人期盼,体制的高墙能够给予自己庇护。而对董盈辰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竞赛,也是一次超大规模的教育实践。
带学生上岸的人
“老师,我上岸了!”
收到学员们的报喜,是董盈辰的丰收时刻。许多人将她视为事业的起点,考上山东的公务员多年后,小婕仍经常通过私信与她分享近况,把工作和生活都摊开给老师看。“原来我看见领导就躲,现在无所畏惧,顺畅沟通。”每年,小婕还会把董盈辰的照片和语录做成一本相册,摆在书桌上,激励自己。
7本厚厚的相册,连接起体制内外的两端,“看着她从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场人。”
董盈辰是一位公考培训机构的申论老师,也是“小婕们”的梦想领航者。
自1993年公务员考试制度开始实施,报考人数一再创历史新高,公考也被称为“中国第一考”。去年以来,想要挤入体制的年轻人再创新高,2021年国考报名且成功通过审核的人数达到157.6万。
要安稳还是要自由?在激烈的竞争之下,留给考生们斟酌公务员这份事业的时间并不多,每一场考试背后,都是一片尸山血海。除了疯狂刷题,许多人试图在培训机构找到捷径。
出现在直播课上,是董盈辰习以为常的一个工作日——一台电脑,一杯水,一叠资料,她要在狭小的会议室里完成三节三小时的大课,大脑和嘴巴高速运转。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11点钟,她被钉在自己的椅子上。一边按节奏教授课程,在电脑屏幕上划重点,一边留意上万名学生在右侧公屏的实时反馈,筛选学生共同的疑问进行解答。
一节不出纰漏的线上直播课,至少需要花费一周时间准备。线上课输出密集、强度大,董盈辰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学生们也常常诧异,老师甚至不需要喝水和上厕所。仿佛永远不会疲乏一般。
大班课现场
从入行到成为申论名师,董盈辰用了8年的时间。这些是她的独门绝技,也是被“公考热”塑造的职业精神。对于那些想上岸的学生们来说,高强度的学习付出是基本功。
与其他以鼓励学员为主的老师不同,董盈辰身上有股直率的“真”,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情感比别的老师更强烈。有时,学生们在反复强调多次的问题上依然出错,她会恨铁不成钢:“你怎么这么倔,总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
每年临考,总有临时抱佛脚的学生在考前一个月哀怨地问,“老师,你看我现在学习还来得及吗?”董盈辰直言,“同学你要知道,一个岗位几十个人在考,火一点的岗位几百人上千人在竞争。你上学这么多年,你考过几次全班第一名?凭什么你学一个月就考第一上岸了呢?”因为这样从不灌鸡汤甚至有些打击人的回复,她被学生们笑称“人间清醒”。
这种直接让董盈辰在学员间的评论非常两极。“有时说话狠了点,是真的把他们当弟弟妹妹,而不仅仅是学员。”她解释道。在多数学生眼中,董老师上课思路清晰,声音高昂,幽默有激情。即便是课内休息的10分钟,都会和他们逗乐聊天,给学生放自己挑选的歌,比如Jam的《七月上》。
“4月参加考试,7月份就被录取准备报道了!给大家放个《7月上》!”
来自学生的偷拍
在这8年里,超过100万人在线上或线下课程中认识了董老师,许多人像小婕一样和她成为了朋友。她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扎入公考浪潮,自己也随着这股浪潮起伏翻滚,引领一位又一位学生抵达期待到达的岸。
一场教育公平的实践
体制内像个围城。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说。
在浩浩荡荡的公考大潮之下,助推学员们进入围城,董盈辰曾经怀疑过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
她是一位天生的老师。上小学时,董盈辰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冲向阳台。握一根粉笔,用阳台的铁门当黑板,拿块湿抹布当板擦,兴致勃勃地给奶奶讲今天上学学到的知识。奶奶拉开屋里的窗户,坐在炕上细细地听。
小时候的董盈辰
研究生毕业前,机缘巧合下,董盈辰进入昆明的一家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做兼职,就此入行公务员培训。当时,她几乎每周都要出差,前往全国各地上线下课。
伴随着出差的辛苦,工作两年后她收获的是成为云南地区公考培训最知名的老师之一。名望积累之外,她也遇到了职业上的瓶颈:繁忙的线下授课没有时间专注调研,课程研究上没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除此之外,这份工作也让她心怀忐忑——为课程费用动辄五六万的面试班上课,配套的服务却并不完善。这也是彼时公考机构的乱象之一:由于信息不对称,考生在选择培训机构时很容易依赖广告和各类大型宣传活动。为吸引学员,多数培训机构会花费大量资金用于装修场地,频繁的活动宣讲,以及广告营销。这些成本最终都会折算到学员缴纳的培训费用里。
2015年,董盈辰接到粉笔教育的邀约电话。CEO张小龙直言不讳地告诉她:“粉笔的课程不会像其他机构那么贵。在这里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和良心的。”她心动了。
这位“奇葩”CEO交给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亏本买卖。粉笔教育做了个“一元包邮礼包”,内含3本教材、行测思维导图及试卷,共计30万套,投入1000万元——相当于2015年粉笔教育整年的利润。
董盈辰吃了一惊,当时行业内类似的课程基本都价值不菲。半信半疑间,她翻阅了市面上所有能翻阅的试卷,与教研团队沟通,在讨论中发现瑕疵继而完善,这才完成了礼包内申论教材的编写,前后共花费3个多月时间。加入粉笔后,董盈辰从以往只在线下上课,转为负责线上、教研、产品设计等综合性工作。从得心应手的舒适圈中跳出后,她顶着压力,反倒有了新思路,首创“金词金句”的编写模式,后来被业内广泛使用。
大班课下课后
疑虑在最后才解开。张小龙为这份“一元包邮礼包”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揶揄自己是“骗子”、“奸商”。“4月马上就要来了,4月对俺是大日子,因为4月会有两百多万人参加公务员笔试,笔试完了马上就是面试。作为一个奸商,我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只想一件事:如何让考生记住、信任、喜欢俺,然后等他们进入面试的时候,会想起咱,选择咱,最后乖乖把钱掏给咱。咱抓耳挠腮,夜不能寐,终于急中生智,想到一条毒计:打感情牌,送一堆花里胡哨的便宜货,免费包邮,让拿到东西的人觉得亏欠我。万一他们考上了,没准就乖乖滴掏2680给咱。”
事实证明,张小龙的“策略”奏效了,收到一元礼包的学员都觉得产品严重物超所值,粉笔教育良心的口碑在学员中广泛传播。
打趣之外,“一元礼包”的决定也有其严肃之处。张小龙曾说,由于公考的录取率低,报名的学生其实大部分是考不上的。他不想把考上公务员作为课程的唯一目的,也不想只教给学生浅薄的考试技巧,而应该让更多人获得知识和学习的习惯。除此之外,这份“一元礼包”也让中低收入者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弥缝教育鸿沟。
董盈辰豁然开朗。岸从来都在那,培训机构和老师就像是摆渡者,助学员上岸固然重要,在享受学习的过程中收获成长,才是沿途更美的风景。
“考公热”背后
从业多年,董盈辰看惯了成功和失败。
她直言,并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考公务员。“只有两种人适合考。一种是真心想做事,无论晋升与否,都能从服务中获得成就感。另一类经过理性思考,选择公务员适合自己的部分,比如稳定、离家近、工资待遇或是工作强度。”
现实中,多数人并没有清晰的择业标准,只是临近毕业才懵懂地考试,或者在家人的压力下报名。
她曾经“劝退”过学生。
通过笔试后,杨煜参加了董老师的面试班。在课程之余,杨煜经常向她倾诉自己的犹豫和纠结。“老师,我也不想上,但是父母让我考,我也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不对。”董盈辰耐心地帮他梳理利弊,让他做出独立选择。
再三思索后,杨煜放弃了面试机会,在一所学校从事自己更想做的教育行业。
帮助学生成长为一个能自主、理性思考的人,而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是董盈辰秉持的教育理念。教授知识之外,她会与学生们分享自己对人生和生活的感悟,倾听他们的烦恼,在与一批一批学生真诚相待中,她也梳理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在线下教学时,学员阿卉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卉永远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扎着细细的马尾,穿着朴素,体型微胖,在一张张稚嫩的年轻面孔中显得成熟,格格不入。
听课时,阿卉比所有人都认真,她也会抓紧一切课中和休息时间,积极提问。熟悉之后,董盈辰才知道,阿卉和自己同为30多岁,之前是一家日企的领导,年薪超过百万。
从阿卉的言语中,可以拼凑出她以前的生活: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几乎每周周末都要出差工作,做项目忙到焦头烂额,每天压力过大无法入睡。有一次,阿卉指着自己露出大片头皮的头发对董盈辰说,“老师,你看我工作这么些年,头发都脱成这样了。”有了孩子之后,这样的生活愈发承受不了,阿卉决定放弃高薪工作,换一种生活方式。
阿卉的故事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缩影。董盈辰发现,几年前,考公的学生有很多是受父母的逼迫,但现在,主动选择备考公务员的学生越来越多。被996式拼命工作裹挟的年轻人,开始把考公当作自己退出当前内卷化竞争的方式。对像阿卉这样简历光鲜的人来说,备考公务员能让她免于跌落,以较为体面和从容的姿态开始另一种生活。
事实上,体制内的工作也在发生改变。“上午去,下午走,没什么活干,安逸养老混日子,”这种对公务员工作的想象被渐渐修正。她说,体制内其实聚集了大量年轻精英,切切实实地推动国家变革、改善人民生活,“这也是很多人重新考公的原因。”
加入粉笔教育后,董盈辰还接触到了更多家境贫困的学生。这类学生在课程前期咨询时会有更多的问题,家长也更为谨慎小心。一次翻看私信时,有学生问她,“老师,您什么时候还有课,我想报一个辅导班,之前我买过一元礼包,很喜欢您的课,但那时候我没有攒够学费。”
对穷孩子来说,公务员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考公,是让“出身”不同的学生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成一场相对公平的比赛。
也正因如此,粉笔教育将会在今年延续自2016年定下之后每年都有的“传统”,再推2021年省考“一元包邮礼包”,让更多的学员有机会成功上岸。
当这40万份一元礼包发到全国各处,对学员们来说,一场新的人生战役又开始了。
“一元礼包”六周年特别版
都是考公名师了,为什么自己不去考公呢?董盈辰时常面对拷问。头几年,她是习惯了漂泊和自由,现在她明白,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对自己未必有吸引力,“诚实地说,我未必能在三五年不晋升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第一天工作时的热情。”
既然体制内不自由,为何又不断把这些年轻孩子送入围城呢?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
2015年一次上线下培训班时,晚上十点,一位男生叩响了董老师的房门,他笔挺地站在门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刚上课的时候,自己一门心思想考上,“但现在考不考上对我来说已经没关系了,认识您是我的幸运。”
原来,这个男孩性格内向,之前几乎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听完董老师的课,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封闭,想要改变。课程中学到的申论和面试技巧,也帮助他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在短暂相遇的班级体内,他终于交到了朋友。
“考不考上都不重要,我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这些话给董盈辰极大的震颤。置身于大浪潮,不过度执着于“成公”,也就不会被未上岸的失败打垮。帮助学生重拾学习和成长的意义,从此变成董盈辰工作中更重要的东西。
这正是:
权钱欲望井中栽,万千子弟待花开;似有余音远山来,千里做官只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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