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西陵：亲情与权位的纠缠……

河北易县永宁山下，清朝最后一处帝王陵墓群——清西陵，静穆而立。那里是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及后妃的安息之所。其地，乾坤聚秀，藏风纳气；其陵，或宏大或精巧，彰显王者气象。走进清西陵，每一处，都诉说着生存与死亡的关联，亲情与权位的纠缠。清西陵，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地。

雍正帝究竟为何舍弃清东陵而另选陵址？

清西陵建造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明时节，慎终追远。

让我们一起走近，清西陵那些尘封的往事！

01

祖陵的神秘传说

水有源，树有根。讨论清朝的皇陵风水，不能不从它的 “祖陵”说起。

清王朝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基而始，他的远祖孟特穆被 追封为“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等也各自享有封号，四人合称 “肇、兴、景、显四祖”。祖先们的葬地——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清永陵，自然升格为大清皇室的祖陵。

永陵 四祖碑楼

“四祖辈分”不同，但碑楼的建筑样式和规模大小全都相同，宛如“四世同堂”。这种不讲究等级辈分的布陵方式，在大清入关后建造的陵寝中，不再出现。

传说，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的曾祖福满在长白山被其他部落打败，努尔哈赤的祖父便背着父亲的骨灰匣，重新为自己的部落寻找落脚之地。

一天，夜宿苏子河畔时，将骨灰匣放在一棵树的分杈上，次日早晨匣子却被树身包裹，无法取出。风水师告诉他：“这儿是块风水宝地，前有呼兰哈达（烟囱山）相照，后有龙岗山相依，龙岗山有12个山包，你家也会出12代皇帝。”努尔哈赤的祖父便以树为宝顶，葬好了骨灰匣，并在离此不远的赫图阿拉住了下来。

后来，又在这里为肇祖建起了衣冠冢。数十年后，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在一次叛乱中被明朝误杀，也被葬于神树旁。努尔哈赤则以父祖被害为由，起兵犯明，是一代新王朝开启的起点，而大清也果真出了12代真龙天子。

沈阳清昭陵内的宝顶上，种有一株大榆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宝顶古榆树枯死后，替代栽种的，它被称 为“神榆”。相传，爱新觉罗氏的先祖福满的骨灰，占据了一株龙脉神榆，大清才夺得江山，因此昭陵宝顶也仿效种植，以求祥瑞。

02

雍正“搬家”之谜

清朝初年，曾发生了两次迁陵风波。

1621年，努尔哈赤决定将都城迁往辽阳，是为“东京”。三年后，新都落成，努尔哈赤又将祖、父二人及众多族亲的祖茔，从永陵迁至东京，称东京陵。

顺治还二祖遗骸于永陵，也就形成了“关外三陵”的格局：除了祖陵永陵以外，努尔哈赤归葬的福陵，皇太极归葬的昭陵，都在定都盛京（今沈阳）时营造。

图为泰陵的驰道和明楼。明楼是泰陵最高的建筑，内有朱砂碑一座，碑面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刻写“世宗宪皇帝之陵”。

众所周知，雍正最后葬在了距清东陵近300多公里的易县西陵内，在未迁都的情况下，没有追随康熙帝陵而葬，打破了“子随父葬”的祖制，一度引发了今人的种种猜疑。

一种说法说他“改诏篡位”“谋父逼母”，所以心怀不轨，不敢近依父母；另一种说法说他 “好大喜功”，另辟陵区以突出自己；也有人说因为易县近依紫荆关，作为京城的西南门户，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建陵，提高行政规格，增派重兵把守，所以他另辟陵区是为了国家政治军事的稳定……

然而众多的史料记载，还是将我们引向追求“风水”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简单而又复杂。

西陵风水多“玄妙”？

从泰陵的案山——蜘蛛山北望，威武的永宁山，在泰陵背后张起屏障，弯曲的金城水将陵寝抱入怀中，神道整齐的松树形成仪仗。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东西环绕的群山不远不近，形成宽阔的“堂局”，水道与松林，又能帮助藏风纳气，这就是上吉之象。

西陵的山态势完美，如果从现代科学来讲，这样的地形能阻挡西北的风沙寒流，又能充分地迎纳东南而来的阳光和雨水，是很理想的空间。但这还不够。

风水还需要考察“水”，西陵的水可以用重重汇聚、婉转有情来形容。在这个水的家族中，主干之水为永定河和滹沱河，干水宛如护墙一般，那是中易水河和拒马河，带来生气之水位于地下，其余水流则有北易水河及若干条支流。

水的形状也很重要，风水中特别讲究水要屈曲环抱，最忌直去无收。清西陵的诸多水流，左右环抱，均符合环抱有情的要求。泰陵大红门前，有一条风水中所谓的“金城水”，也就是圆形如围城般的水；而陵区内，还有一道道的“玉带水”，宛如细长的腰带般缠 绕、围护着一座座陵区建筑。

03

怡亲王——超规格的园寝

距清西陵约30公里的河北涞水县娄村满族乡，有一座 规模最大的清代宗室园寝——怡亲王园寝。占地600 亩，建筑30多座，超规格，超豪华。祭祀主殿隆恩殿，就面阔七间，比雍正泰陵还多了两间。死后能配享如此旷世荣恩的亲王，整个大清朝，独此一人。

这座刊刻有“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的驮龙碑，是如今怡亲王园寝遗存的第一座建筑。高大的汉白玉碑立于赑屃之上，气势雄伟，其身后是火焰牌坊，碑与牌坊，显示了墓主人的尊贵（摄影／王梓丞）。

怡亲王为何能享受如此的恩荣？

雍正继位初期，政局动荡。雍正说，幸好有允祥辅政：“辅政之初，阿其那（指允禩） 包藏祸心，扰乱国是，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怡亲王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才没有让奸党得逞。”

允祥是怎样辅政的？他几乎参与了雍正朝初年的所有国家大事。甚至雍正帝陵的选址，都交由他负责。职务繁多，日理万机，却井井有条，卓有成效。雍正特赞誉道：“为国柱石，为世楷模。”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病故，雍正大恸。亲临祭奠，几番悼念。在雍正的悼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王实能佐朕治天下，朕实赖王翼升平。”

为了表达思念之情，雍正甚至不顾避讳之制，谕令恢复允祥原名胤祥。

泰陵陵址选定后，雍正在自己的万年吉地附近，选了一块“中吉之地”赐予允祥，允祥一听，惊恐不已，坚辞不受。随后在涞水境内，为自己找了块“平善之地”。万般无奈，雍正只好遂了他的心愿。但是，却给了允祥身后一份独有的荣耀——特命大学士们为他制定了一座超越清代亲王园寝规制数倍的墓地，以期永垂不朽。

04

慕陵——矛盾的道光帝

在清朝的皇帝中，道光帝称得上是一位“节俭标兵”。即位之初，他就昭告天下：“任何人不许崇尚浮华之风，以辜负朕务本求实之意。”将节俭上升为治国的基本方针。

不过，如果你参观过慕陵，就会发现不对劲——看似寒酸的慕陵隆恩殿，恰恰是清朝所有帝陵享殿中最壮丽奢侈的。有多奢侈？整座大殿，及其东西配殿，全部是用金丝楠木建而成。

慕陵的享殿——隆恩殿

金丝楠木，什么概念？它产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深山之中，因其生长慢，产量少，运输难，早在明代就已经是稀有物资。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紫禁城三大殿在一场火灾中被焚毁，却因为缺少木材而迟迟无法重修。直到将近三十年后，有人在天津至海岸沿途的芦苇中发现了前朝剩下的一千余根楠木，紫禁城才得以部分修复。直到今天，故宫中仍没有一座完整的楠木殿。

图为隆恩殿内景，金丝楠木金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实际上，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在营建自己的昌陵时，也曾试图拆取东直门门楼的楠木，却因拆掉整座东直门仍不够用，最后不得不改用黄松。

而道光帝的慕陵三大殿，据粗略估计，共使用金丝楠木约1500立方米，着实令人惊叹。

05

圣德碑缘何不再被立？

圣德碑是什么？

按照清朝制度，皇帝驾崩下葬后，要在帝陵的神道上建一座大碑楼，嗣皇帝将先帝的丰功伟绩、德言懿行汇集成一篇碑文，镌刻于高大的圣德神功碑上。常言道“盖棺定论”，这通圣德碑就是对一个皇帝一生的最高总结。

为何自道光帝起，便再无圣德碑树立？

道光帝自然也期望，自己的圣德碑能写上几笔辉煌的功业，永垂后世。

然而，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道光帝注定在史书里被贴上了一个标签：清朝第一个向“西夷” 割地赔款的皇帝。

此次受辱，成了道光帝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理包袱。据清末民初笔记《春冰室野乘》记载，在签订和议的当天，道光帝不吃不喝，“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自是忽忽不乐，以至弃天下”。

为了自赎，道光帝做出了一个沉痛的自我贬损之举：慕陵不建大碑楼，也不树圣德神功碑。

圣旨中的原话是这样的：“各陵五孔桥南，均有圣德碑亭……在我列祖列宗之功德，自应若是尊崇，昭兹来许。在朕则曷敢上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说白了，就是愧对祖宗，没脸立圣德碑。

道光帝还言辞激烈地下旨禁止子孙给自己补建： 若不能仰体朕怀，不遵朕谕，是陷朕于不德，一世之忧勤惕励，尽成虚矣。盖谓之孝乎？盖大不孝也！

此后的历任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再也没能挽回清朝这座大厦 的倾颓之势。慕陵之后的定陵（咸丰帝）、惠陵（同治帝）、崇陵（光绪帝），也都不再树立圣德神功碑。

06

没有封号的阿哥园寝

在清西陵北侧偏东，有一处不起眼的园寝，这是清朝唯一的阿哥园寝，墓主人是雍正帝的皇三子弘时。让人不解的是，其他园寝名称都冠以墓主人的封号，唯独弘时园寝只称阿哥园寝。都说人的命天注定，其实不然。比如弘时。

阿哥园寝

后院月台上的宝顶就是弘时之墓。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弘时墓前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墓位，墓冢仅仅是微微隆起的土堆，这二位墓主人分别是弘时之子永珅和雍正的第九子福沛。

雍正帝共有十位皇子，早夭六个，余下年纪最大的就属弘时。如果说乾隆得到了康熙、雍正的双重宠爱的话，弘时恰好相反，雍正不爱，康熙也不宠。

据中国社科院杨珍研究员考证，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秘密建储时，对着满朝文武说了一番颇令人玩味的话：“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当时四位皇子中，弘时十九岁，弘历与弘昼十三岁，福惠三岁。弘时已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可雍正却说“诸子尚幼”。这恰恰表明他在最初考虑储君人选时，已经将弘时排除在外。

雍正即位初期，对弘时还是有爱的。父子关系真正转恶，大概是因为这样一件事：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是康熙帝的周年忌辰，景陵举行了隆重的祭典，雍正没有亲去，而是派四子弘历代为前往。杨珍认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对于雍正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康熙帝“再期忌辰”，弘历再次被派遣祭陵。弘时之前的疑虑被证实了，他对承继大统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对派允禩一方。”

之后，雍正开始清算廉亲王允禩集团，允禩等人被革除一切职务，并开除玉牒。弘时也在不久后被开除出宗室， 交给允祹“约束养赡”。至此，弘时的政治生涯算是走到了尽头，年纪轻轻的他一年后便抑郁而终，年仅二十四岁。清初规定，早殇皇子一律祔葬在清东陵附近的黄花山园寝，弘时死后初葬于清东陵，泰陵建成后，弘时又跟随迁葬到清西陵，葬入阿哥园寝。

父子反目，而兄弟尚有情。雍正十三年（1735年）年末，承继大统的乾隆帝下谕，重新将弘时入籍，并在清西陵地界内营建陵寝。

07

西陵铁路——谒陵专线

谒陵之路多艰难？

图为清西陵泰陵前的谒陵仪式表演。

自京城至清东、西陵，均为125公里的距离，在以车马舆轿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单程最少需要4天，往返则长达9天。

为了方便帝后的生活起居和办公需要，每次谒陵时，除了必备的仪仗銮驾、 日用物品，还要有各部院衙门、内务府各司、军机大臣等众多的官员跟随，仅车辆最少要五六百辆。此外，沿途还要派数以千计的卫兵保护。

时间长，道路也难走。清代帝后谒陵的御路由地方官临时修理，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但遇上雨天，就会泥泞难行。车辆一多，颠簸在所难免。甚至还因为道路不平，车辆翻覆，人员受伤。

除了颠簸辛劳，谒陵的帝后们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形形色色的叩阍（hūn，叩阍即喊冤陈述）者。光绪十三年这十天的谒陵旅途，叩阍事件发生了38起，平均每天要遇上四个人拦路喊冤！

谒陵专线,中国制造

慈禧太后是个保守派，曾百般阻挠在中国建造铁路。哪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她竟主动谕令袁世凯：为了明年春天谒西陵交通便利，由新城县之高碑店接造铁路，直达易州（今河北易县）之梁格庄，限六个月内完工。慈禧太后对铁路的态度，为何来了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与庚子之变有关：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紫禁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弃城逃往西安。待第二年从西安回京，此时比利时人修建的京汉铁路已经通车。大臣提议由正定乘火车回京。慈禧受尽了长途跋涉的辛苦，尽管心里对火车仍有抵触，还是同意了。没想到原来乘舆行走许多天的路程，乘火车只用几个小时就到了。回京途中，慈禧曾宣称：“此次劫难，多亏列祖列宗神佑，回銮后一定要祭祖。子孙不孝，使大清遭此涂炭，自当去请罪。”

1902年， 慈禧和光绪遵守承诺，前往东陵谒陵。这次乘與谒陵和坐火车从正定回京对比，令慈禧太后真切地感受到了火车的便捷和舒适。她于是动了乘火车谒西陵的念头。

一道懿旨传下，以后谒陵“须轻舆简从，不至劳民伤财，方称朝廷实事求是之本旨”。慈禧太后的意思不言而喻，谒陵专线铁路的建设提上日程。

而工程师的选择，堪称当务之急。袁世凯本属意由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设计兴建，不料此事引起法国公使不满。铁路成了各国的博弈工具，相持不下。袁世凯干脆放弃了外国工程师，决定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

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任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虽然修筑这条铁路仅是为了清朝皇室祭陵，但是中国人为中国修铁路，这还是首次。因此，詹天佑非常高兴：“这是中国自修铁路的开端，不管有任何困难，都要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清代宫史丛谈》中《新易铁路与清宫交通工具》一篇写道：“按当时国外修筑铁路的规范，路基建成以后，需要风干一年后才能铺轨。”但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限詹天佑四个月内修筑完工：若赶不上谒陵日期，就是犯了欺君之罪。经过周密的考察、勘测、分析、计算，詹天佑边筑路基边铺钢轨，还使用了关内外铁路局借来的旧轨及枕木，终于在1903年2月提前完工。

谒陵专列只承载过一次大清主人来谒陵。随着清帝退位，谒陵专线失去了作用。后来，专线几经破坏，路基桥墩，都已淹没在漫漫春草和葱葱松苗之间。作为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竟因谒陵而生，可谓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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