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们在春节隐身……

春节讲究好吃好喝，讲究迎来送往，这些是年味的一部分，却也意味着密集繁复的劳动。在传统家庭，妈妈们正是春节各种服务的提供者，她们在洗碗池边、在茶水间，忙得筋疲力尽。

50岁的淑荣第一次喊痛，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4点。

把客厅的茶几和沙发擦净，台面上的东西规置整齐后，正蹲下擦电视柜时，淑荣感觉足根发胀，跟腱处传来一阵针扎般的疼痛感。淑荣嘀咕了一声，“脚后跟怎么这么疼。”客厅里，是吵闹的电视机和麻将声。

用脚掌承力，忍着疼痛擦完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隔断置物架，淑荣开始准备年夜饭。年夜饭，姊妹两家人也要来，“清蒸鱼，红烧肉是必须要有的。嫁到南方的侄女喜欢喝玉米排骨汤，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得给她煲个汤喝。侄子不吃香菜，上菜前得挑掉。儿子一辈爱吃重油重辣的菜，孙辈小孩要吃软烂的辅食，还要给男人们拌几个清爽点的下酒菜。”淑荣在脑中回忆了一遍菜单，拟定炒菜的顺序，开始切菜备菜，渐渐忘了脚下的疼痛。

第二次没有忍住说出痛，是吃过年夜饭后的晚上8点半。

春节联欢晚会开场的歌舞表演正热闹，淑荣洗完碗后小心翼翼地避开家人看电视的视线，拿着拖把拖地。右手腕一拉一推，配合着的左手向下用力。俯身时，她觉得自己脊椎僵硬发麻，稍稍弯曲，疼痛就顺着骨头一直蔓延到耳朵，电视机里的歌声听起来有一些耳鸣。蔓延到眼球，眼前白色的地砖上浅金色的细纹开始盘绕起来。淑荣挺直腰背，头晕目眩。

“我腰疼得不行。”淑荣说。孩子们关切地问：“姨怎么啦？”淑荣弯腰，一边用纸巾把拖出的头发和脏尘包好，一边说，“没事儿，等下休息一下就行。”

淑荣当然知道原因。除夕凌晨5点半，她起床开始剁饺子馅。牛肉是前一天解冻好的，用料理机绞肉馅肉汁和营养会流失，是年夜饭要吃的饺子，她决定亲自用刀剁肉末。去筋膜，腌制，调馅儿。7点半，淑荣开始包饺子。包了大概150个饺子后，把孩子们叫起来吃早饭。洗碗收拾干净，又要准备午饭。下午亲戚们就来了，必须把家再打扫一遍，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这一天，淑荣几乎没有坐下休息一刻。电视里，晚会第一个相声表演刚结束，她扶着腰回屋躺下。2021年的春晚，淑荣没有看什么节目。12点，难忘今宵的歌声如约响起，一朵朵烟花绽放在晋南汾河河谷上空，绽放在淑荣漆黑梦境的窗外。半梦半醒中，后腰背的痛感依旧没有消失，这种熟悉的疼痛提醒着她：新年已然到来。

淑荣为家人准备的年夜饭

与北方的淑荣一样，需要为全家人准备饭菜的，还有49岁的如芬。

潮汕地区，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自1995年嫁人后，26年来，初二这天，如芬没有一次回过自己的娘家。身为长子的媳妇，如芬需要呆在夫家迎接返亲的小姑子们。她在厨房和天井间来回忙碌的声响，是夫家四个姐妹闲谈声和笑声的背景音。

从在自家不用干什么活的小女儿，到作为大儿媳为24口人准备饭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年初一，如芬需要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用到的所有食材。初二早上8点前，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如芬一个人会先赶到揭阳市丈夫老家所在的农村。

潮汕人对食材要求高，摆在如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处理公公专门为过年养的活鸭。

帮忙杀鸭，是家中男人们会帮如芬做的事。先用冷水浸湿鸭毛，再烧一大锅热水，烧到水面起鱼星子后把鸭浸在滚烫的热水里。然后开始拔鸭毛，鸭毛不易拔脱，如芬蹲在铁锅旁，一拔就是一个小时。

洗菜准备饭菜的间隙，小姑子们会带着家人陆陆续续地到来。马蹄糖、束砂、瓜丁这些茶点如芬早就提前摆好，每来一家人，如芬要拿出洗净的茶杯，为亲戚们倒上煮好的茶。

小姑子们边喝茶边吹水，聊着村里的八卦，谁家又发了财，谁家的女人换了丈夫给买的新车，时不时爆发出笑声。孩子们拿着糕点，玩着“鱼虾蟹”游戏，骰子声和大呼小叫声此起彼伏。如芬的辛劳，是所有人能愉快享受新年的理由。但这种劳动，隐匿在节日火红祥和的光景中，被同样的笑闹声轻易遮蔽。

当丈夫们流连在一场又一场的饭桌酒席，儿女们辗转于与不同亲友的聚会，如芬和淑荣，还有更多的母亲，正被堆积如山的节日家务所包围。在“快乐新年”的祝福声后，是妈妈们并不轻松的节日，她们承担着繁重的节日后勤工作，甚至因此遭受身体疼痛。她们是一个家庭的节日生活的“导演”，是隐藏在每一份快乐幕后的英雄。

大年初二是款待出嫁女儿们的节日。小姑子们顶着新烫的发型，穿着黑色过膝长靴，光鲜亮丽地回娘家。相比之下，如芬显得朴素，但见亲戚们总不能太寒酸，如芬也会稍微打扮，涂个口红，穿上平时不穿的小短靴。

蹬着小短靴干活更加不便，如芬从厕所提一大桶水，歪斜着身子哗啦啦地把水倒在天井角落的大铝盆子里。烧热水麻烦，被别人看见了还要说矫情。在冰水里，如芬蹲着洗完所有的菜，再起身垫着脚尖避开水渍，把菜端去厨房。这顿饭，如芬要准备至少4个小时。饭后洗碗，又要收拾两个小时。

如芬唯一一次在春节落泪，是在2019年。母亲去世，如芬的父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年初二，他都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女儿们回家。2019年春节，日头升起又西斜，邻居们的后辈们吵闹着来了又离开，父亲始终像他脚下的影子一样沉默。那天，父亲没有等回任何一个女儿。

2021年的春节，淑荣大家庭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都回到了山西。姐妹们相约着逛街，买新衣服、烫头发、做美甲，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男孩则饭局不断，通常带着一身酒气在凌晨才回到家。在学校工作的丈夫假期开始得更早，放假后，他和朋友一起去东北自驾游，直到年根才回来。

小年扫尘日一到，淑荣的“忙年”便正式开始了。当家人们在农村乡下聚会，户外烤肉放烟火时，淑芬在院子里支起灶台，炸麻花、炸油糕、炸馓子、炸丸子。山西传统炸物满满当当堆了一盆，因为长久站在油锅边，淑荣的腰痛也随之被唤醒。家务劳动是如此单调乏味、支离破碎，一遍遍重复相同动作的快节奏中，淑荣不可避免地感到厌倦，沮丧。

即便家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注定是不可见的，被贬低的。就像没有人理解淑荣身体的疼痛一样，初二的聚会，没有一个人会对如芬说一句辛苦。

今年春节相较往年温暖，小姑子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茶聊天。如芬就在一旁的角落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厕所、天井，厨房之间。如同一个被隐身的人。太阳的阴影分开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干燥暖烘，笑声不断；一边湿水横流，安静阴冷。大姑子想去帮忙，被小姑子劝住，“嫂子一个人做就好啦，我们继续聊。”

丈夫有时也会想帮忙，但当着亲戚的面，一个大男人帮老婆干活面子上总有些挂不住。他支使着女儿帮如芬洗菜，婆婆又把她拉回来，“你要陪弟弟妹妹们玩游戏呀！”

亲戚们上桌吃饭，如芬站在一旁负责上菜。上完最后一道菜，饭局已到尾声，鱼虾海鲜已被一扫而空。亲戚们招呼着如芬挤一挤坐下。如芬找来蒙尘的塑料凳子，擦拭干净后坐在人群外围，在离自己最近的菜里夹一大筷子，扒拉着米饭。白切鸭有一点绒毛没有煺净，如芬听到公公嫌弃地高声说，“连个鸭毛都弄不干净。”

见如芬只吃一道菜，孩子们问，“舅妈怎么不吃？”如芬通常会回答，“没事儿没事儿，我等下吃。”婆婆也会迎合着，“她胃口不好，不爱吃东西啦。”“她不吃，是因为她不想吃。”大人们心知肚明但自我欺骗，孩子们信以为真。同一种心安理得中，如芬始终离饭菜很远，潦草地吃着手上的这碗白饭。

正月初二，如芬做的午饭

“就是个家庭主妇，活儿都干不好。”这是每年如芬都会听到的话。贬低家务劳动，使之碎屑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观念在不经意间以某种形式灌输给所有人。

春节期间，贾玲出演的小品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在小品中，贾玲饰演一位担忧自己患病的母亲。合唱队的老友问她，“你仔细想想，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贾玲情绪崩溃地回复，“我一看见没洗的碗筷呀，我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儿啊！”男性老友确定地说，“懒的，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

这样的“宽慰”依然默认女性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刷碗是女性的职责，不能愉快地享受家务反而因刷碗头疼，则会被讽刺为“会享福”。同样地，在歌曲《亲戚》中，“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炒鸡蛋香椿芽”，女性在春节时的劳动，被刻画为家庭团聚中温情的注脚。

诸如“小伙带女神回农村老家过年，女友不干活遭差评”这样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这种“家务劳动是女性领域”的信念，出现在不同的创作文本中，又经大众媒体的传播被广泛地接纳。

晋南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在山西临汾，淑荣的家人每年都会去尧庙或洪洞大槐树参加庙会。这本是属于所有家庭成员的春节活动，可淑荣通常是那个缺席者。无论是看高台花鼓、威风锣鼓等民俗活动，还是放风筝、抓鱼，这些与大自然亲近的游玩，淑荣不是不想参与，但活动一般都在下午，准备了一上午饭菜，又把残羹剩菜收好，碗筷和茶杯洗好后，她已经疲惫不堪。淑荣最需要的，是赶在家人回来吃晚饭前躺一会儿，哪怕是短暂打个盹儿。

正月初七，潮汕男性参加的民俗祭祀文化活动“火把节”，晚上男人们举着火把，在锣鼓的引导下有节奏地跳动，呐喊，沿着村庄的要道行进，形成黑夜中一条火的河流。跳火墙，跨火堆，“取吉祥去晦气”，这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春节祝福方式。如芬的女儿会好奇又羡慕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游火巷，在村里的广场上烧火龙，这样热闹壮观的景象，多年以来，如芬只在家里遥遥地看过。

但另一方面，家务劳动也总会被冠以“神圣”之名以得到救赎。淑荣提到爱，提到孩子们的理解和丈夫偶尔流露出的赞扬和感激。“我爱我的孩子们呀，他们学习和工作已经很累了，春节时好不容易能休息。那些活我干就好。”淑荣说。

不可避免地，如芬把“家务劳动执掌者”这个角色内化了。“要老公和孩子们干点活，他们也收拾不干净，干不麻利，还是得我自己来。”如芬补充道，“而且都是一家人。”有时叫丈夫洗碗，他就只是洗碗，碗池旁和桌上的污渍，摆在餐桌上的剩菜，厨房里有味道的厨余垃圾，仍原封不动地摆着。多数情况下，如芬把丈夫刷过一遍的碗又重新刷一遍。想着，算了算了，心甘情愿地重复着以爱为名的家务劳动。

除了烹饪、清洁，购物这一类的身体劳动，每年春节，如芬和淑荣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维系家庭情感，被认为是春节最重要的功用。

从亲戚们进门的那一刻起，淑荣就需要保持情绪高涨的状态。给大孩子们送祝福，给小孩子们发红包，招呼着大家坐下喝茶吃水果，讲些逗乐的笑话。渲染春节必不可少的欢乐氛围，同样是淑荣的责任。有时，小孩因为玩具争执，尖叫哭闹声不止。为了不影响打麻将的侄女侄子，淑荣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哄着更小的孙辈们，调节他们的矛盾，安慰着哭泣的孩子们安静下来。

初二以后，丈夫在家一波一波地招待朋友，如芬则缩在厨房，准备随时为男人们的需求服务。打完牌后男人们要喝酒，丈夫走到厨房大声唤如芬，“快收拾下准备下酒菜啊！”如芬心里憋气，但还是带着笑容，收好桌上的棋牌，把瓜子皮和烟灰缸清理干净。等丈夫们的朋友酒足饭饱离开后，如芬才敢发泄自己的情绪，把铝盘扔在地上摔得叮咣响。

事后，如芬还是要帮喝醉的丈夫清理，把他抬上床。即使发火时留心着避开瓷碗，那些摔在地上的碗筷，终究还是要自己捡起收好。

这种情感劳动相比于实际的付出，也更难以被看见。美国社会学家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著作《被管理的心脏》中提出“情感劳动”一词，其定义是在工作中为了迎合别人而抑制自我情感的一种劳动形式。亚莉说，“情感劳动是需要支付报酬的工作，诸如为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假期女性要面对的压力，处理琐事的焦虑，就是一种情感劳动。”

国外女性要面临的圣诞节焦虑，在中国，变成妈妈们的春节焦虑。每年年末，小年一过，淑荣心里开始积团着说不出的紧张和恐慌。“怎么能不害怕过年呢，一到那会儿，女人的家务活永远也做不完。”淑荣说。

委屈、愤怒、焦躁，无论压力有多大，这些情绪在春节时都不被允许。淑荣一遍一遍回想着春节时的那些快乐记忆，“孩子们都回来了，大家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谁都乐呵，谁都没有烦恼。”这些快乐回忆鼓舞着淑荣，鼓舞着如芬，鼓舞着所有的母亲，把自己的需求坚定地放在一旁。春节时的家务工作是女性与自己订立的秘密合同，隐蔽在每一扇屋门之后。她们必须为所有人期待中的美好新年负责，哪怕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全家出门去公园放风筝，淑荣没有参与

或许庆幸或许悲哀，陪伴着母亲一起进入家务链条中的，是她们的女儿。

今年春节，淑荣25岁的女儿一扬回到山西老家。在家里，一扬积极地承担着家务。初三亲戚们来家里，淑荣做饭，一扬负责善后洗碗。16个盘子，21个碗，洗碗碗后按形状大小摞好放进碗柜。用清洁球沾洗洁精擦一遍抽油烟机和灶台，再用干净的湿抹布擦两遍，最后是擦桌子，把厨房的地拖一遍。一套流程下来，一扬花了将近一小时。

吃晚餐时，淑荣又是最后一个上桌。桌上杯盘狼藉，看大伙吃得不错菜都快光盘了，她又起身炒了一个菜。上完最后一个菜，淑荣疲惫地缩在角落，恹恹地喝着米汤，却还提起语调问亲戚们，“够吃吗？不够咱们再切块牛肉吧！”

看着母亲和推杯换盏的哥哥们，一扬心里堵气，口无遮拦地问，“怎么都是妈妈做饭，怎么都是妈妈们最后一个上桌？”这样的情绪明显不适宜节日氛围。一位哥哥端着酒杯，“这你就不懂了吧，做饭的人闻着香味就饱啦。”大家哄堂而笑，淑荣面色尴尬地朝女儿使眼色，暗示她不要多说。

16个盘子，21个碗，一扬数着，边洗边忍住眼里泛起的蒙蒙泪水。厨房就这么小的一点地方，母亲在这儿付出了、又将要付出多少时间呢。如果她不做，这一个小时内，母亲的腰痛和脚痛该怎么办呢。

每年过年回到山西洪洞老家农村，蕊蕊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和哥哥的不同。当自己踩着凳子在灶台前有模有样地做菜时，哥哥已经会学着父亲说，“厨房是女生的地方，我可不能进去。”记得有一年春节，蕊蕊和母亲一起做饭时，要求哥哥去小卖部买块抹布，多买几双筷子。奶奶拦住她，“叔伯都在呢，让你哥和大人聊天。你去吧。”

那句话带来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蕊蕊从此抗拒厨房。即使看着母亲辛苦，她也只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擦拭整理的工作，再也不会踏入厨房半步。她害怕像母亲一样，主动进入厨房，在节日里忙进忙出，然后成为家庭中那个隐没的付出者。

2021年的春节，一扬发现，这种家务观念的形成远早于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春节里，家里面要给子侄辈的孩子们准备礼物，大家给男孩子们准备玩具枪，给女孩子们的礼物，则多是芭比娃娃，或者是家用玩具：迷你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的组合。

看着小侄女头戴着公主皇冠，认真地把迷你汉堡和迷你蛋糕摆放在玩具锅盘内时，一扬疑惑：长大后，她会从真实的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那里获得快乐吗？

这正是：

但瞧人间炊烟起，直言母上弯腰低；缘何女性厨灶里，皆因男尊世风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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