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6,来了一场离家出走……
引言
一旦我真正做出反抗,反抗本身就失去了吸引。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是我30岁之前最接近成人的一刻。
01
2007年的夏天,我完成了一次预谋已久的出走。
那一天早晨,我和平常一样,六点起床,迅速地穿好衣服,去镜子前洗漱。我父母和往常一样,在卧室睡着。
我们家没有做早餐的习惯,确切地说,没有给我做早餐的习惯。在我刚刚升入高中的时候,我母亲曾经受到她的闺蜜们的感染,决定早晨六点起来给我做早餐,她有十二个闺蜜,其他人都在常年如一日地给自己的孩子做早餐,而我从小的时候,就只会买学校门口的早餐。
反思过后,她决心给我做早餐。
那时候,我们母女的对抗正日渐白热化。早餐本该是我们缓和关系的一个契机,可惜,事与愿违。
第一天,母亲做了黄豆豆浆;第二天,她打了黑豆豆浆,第三天,她打了各种豆子的豆浆,每天都是一大碗。我告诉她,这太多了,我喝不完。她慈母式地注视我说,好好喝。
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只喝了大碗的一半,母亲很生气,觉得我浪费了她的辛勤付出。我们又开始互相指责。
“有本事你自己出去过吧。”随着我年纪的增长,母亲的优势日渐衰落,她既不能打我,逻辑上也无法辩论过我,她头脑灵活,很快就想出这个我无法反抗的招数。
一旦她讲到,在这个家里,我所有的吃穿用度都由她提供,我的气势就顿时萎靡。
常常这个时候,父亲会从温暖的被窝中起床,问道:“大清早的,你们又怎么了。”
这个“又”字道明了一切。多年以来,父亲一直试图充当一个调解员。他和历史剧里敷衍的官员一样,目的只有一个:维持表面的稳定。
父亲惯会和稀泥,当母亲蛮横地介入我的生活,妄图掌控我时,他谁也不想得罪。但我知道,沉默就是一种选择,他选择了妻子一边。
母亲在家庭斗争中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气魄,只要她认为自己是有理的,那么,她就所向披靡。在所有理由中,最能给予母亲力量的,便是她掌握了我安身立命的关键。
三年级的一个早晨,我的闹铃没响,眼看要迟到了,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央求母亲带我去学校,我希望她能够向老师解释,这是一个意外。在班里,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
母亲拒绝了,她说,你迟到了,是你的事情,又不是我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喊我起床,我才迟到的。我辩驳道。
我为什么就非得喊你起床,我又不欠你的。我母亲抱着胳膊,立在门口跟我说话。
她像是在看一出闹剧,一点也不在乎我迟不迟到。
对啊,她为什么就非得喊我起床?我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我想起我的同桌、前桌、后桌、和我一起跳皮筋的小伙伴们,他们的父母之中总有一个人会在早晨拉开孩子的被窝,喊他们起床。
于是,我变得很有底气。“别人的妈妈都会喊他们起床。”
“那你去找别人的妈妈吧。”她无所谓地扭过头,继续去睡了。
我只好爬起来,收拾好自己背上书包,父亲站在门口等我。“送门口就行了,让她自己进去。”快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在卧室里喊了一声。
此时,我已经像一只气球,愤怒让我的整个身体膨胀起来,在路上,我开始思考,如何躲过老师的板子。早晨的前两节课是我们班主任的,她是一个戴着金丝框眼镜,身体粗壮,顶着一头厚重卷发的女老师,她的手里常年拿着一把木头制的板子,那是我们班里一位同学的木匠父亲做出来的。
过去她有一把塑料尺,用来打同学们的屁股和手掌,有一回这把尺子连续工作好几十下,突然断成两半,一半掉在地上,一半飞向教室中央。她捡起掉在地上的那一半,很可惜地说道:“这尺子质量太不好了,班上有谁家里有木板子吗?”
一位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他说:“我们家有。”他的父亲是一位家具城的木匠,家里有许多废弃的木板,随便拿出一个,将表面磨得光滑,就能使得趁手。
于是,班主任就拥有了一把再也不会折掉的武器。
迟到这天早上,这根武器自然也用在了我身上,我是垂着红肿的手掌回家的。母亲瞥了一眼,继续盛饭。父亲随后回来,闻到饭香,他说:“今天的饭不错啊。”
如果那时候我读鲁迅,我就会懂得一件事: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没有人在意我的痛苦,我绝望地意识到。
02
我的家庭不属于我。我只是父母婚姻里一个顺带的产品,出于义务,他们不得已要将我养到十八岁。初一那年,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我的同桌李阳是一位皮肤黝黑,瘦高瘦高的男生。在一个夏天,他突然消失了。
他父母连续三天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学校里也没有。他父亲骑着自行车找遍了全城所有的网吧,也没能找到。他母亲则在校门口守着,她认为他一定会返回学校,寻求同学的帮助。
看到他母亲时,我非常诧异。在李阳的描述里,他母亲暴力、易于愤怒、偏心、毫无怜悯之心。
李阳出生在腊月里,因为是二胎,刚出生就和母亲一起被送回乡下老家,村里不通暖气,冷得要命,窗子透风,他母亲就在那个时候落下了头疼病。每当头疼的时候,她就对他恶语相向。
他上头还有个姐姐,她是光明正大,在所有人的祝福里生下来的。并且,她还生在春天里,那一天天气特别好,他母亲沐浴在阳光里,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使得他母亲对两个孩子呈现出皆然相反的态度。
“她只爱我姐姐,不爱我。我们家不需要我,你懂吗?”他果断地下了定论。
一周后,李阳被他父亲找到,回到了学校,因为他敢于离家出走,成了班里的英雄。
“你和你妈和好了吗?”我好奇地问。
“没有,你知道我妈每天在我走之后干了些什么吗?”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预知我会摇头。“在我的卧室里搜寻证据,这样她就可以惩罚我。”见我不相信的样子,他又补充说,“父母有时候打你,不是因为你错了,是因为,他们只是想打你,谁让人家出钱养你呢。”
李阳后来又离家出走了几回,都是被他父亲找到,送到学校里来,他母亲只出现过一回。她走在李阳的前头,面色苍白,看上去像是被他儿子折腾得筋疲力尽。把儿子交给老师的时候,她才转过头跟他说话:“你好好的。”
语气里都是哀求的意味。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李阳的离家出走,改变了他母亲。他用行动告诉她:看吧,我有能力独自活下去,我不需要你。
初三开学的第三天,李阳又消失了。这一次,是彻底消失了。这一回他动真格,消失了半年后,才回到家中,他被父母送去当兵,就再也没回过学校。
李阳的消失,没有影响到班上的任何一个人。曾经听过他的悲惨故事的同学,都升了高中。
一天夜里发生的事,让我不可遏制地想起了他。
我母亲突然让我给她弹奏一首钢琴曲,我拒绝了。我刚刚下晚自习回来,非常累,只想躺在沙发上,不做任何事。
但这一次母亲非常执拗,要求我一定要弹奏。这是我们之间经常会涌动的暗流,我越不想做什么,我母亲就一定要求我做,她越是要求我,我就越是不做。
她的执拗基因在我身体里起了作用,就好像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互相较劲,难分输赢。
最终我妥协了,我想尽快结束战争,掀起琴盖不情愿地弹奏着。母亲看出来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真正胜利了,这令她感到羞辱。
在我弹奏的期间,她发起第二轮攻势,其中最有战斗力的理论仍然是,她花了金钱和心血来培养我的特长,我连为她弹奏一首曲子都不愿意。
争执中父亲回来了,他很不情愿地又一次被我们拉进了辩论。
“难道就因为你们花了钱,我就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吗?我可以明天弹,也可以后天弹,但我就是不想今天弹。”
这句话刺激到了我父亲,他问我,怎么能够如此评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太混账了。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我母亲那边。
而我恰恰认为他这是恼羞成怒,我点破了家庭关系的本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控制我,就是因为,他们花钱供我吃穿、上学。
那时候我想到了李阳,假如我也和他一样,离开家庭,证明自己能够独立地生活,我就会拥有底气。我的父母,再也没有理由控制我。
很快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开始计算,什么时候出走合适,需要什么装备,多少钱够用。
没钱是最大的问题,一年的九月通常是最穷的时候,经历了一整个暑假,零食、联络友谊的活动增多,攒下的零花钱都用光了。
问题接踵而至,在这种忧愁中,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如常去上学,路上又开始盘算。那几天,我每天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如何离家出走,一想到我父母焦急而挫败的样子,我就有一种报复的快感。但是等我中午回到家里,面对一桌子饭菜时,我又告诉自己:先填饱肚子吧。
如此反复,我的士气在一日三餐中,被渐渐消磨。大约过了不到一周,我就暂时遗忘了这个念想。
03
实际上,我有过许多次离家出走的打算。
一开始我像个战士般勇猛,时间在一点点凌迟我的勇气,很快肚子就会变成一个奸臣,告诉我应该投降,等我吃完饭,身体变得舒适而慵懒,想要一张床休息,睡眠充足以后,没有任何人逼迫,我就会走去学校上学。
过去许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轻易改变。
事情发生巨大的转变,是在一场家长会过后。当时班主任要求所有学生要给家长写一封信,放在试卷上方。
所有人都写了,但不包括我。当其他家长都拆开信封阅读自己孩子的心声时,我母亲手中什么也没有。这让她尴尬又愤怒,在这种情绪中,度过了长达三小时的家长会。
回到家中,她终于将这种羞愤发泄出来。
我很高兴地告诉她:是的,我就是不想跟你沟通。我看到她的眼睛发红,坐在椅子上,不像平常挺着背,隐隐有颓靡之势,有那么一刻,我看到了老去的她。
楼道里传来父亲的脚步声,我预感大事不妙,一溜烟跑进卧室。
我感到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躺在床上等待它的到来,很久很久,久到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意识到,我躲过了一场暴风雨。父母没有向我发难。
这很不寻常。一分钟之后,我决定离开。
那天早晨,我开始收拾东西,几件衣服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哦,还有一只从老家地里长出来的葫芦,祖母在上面锯开一个缝隙,送给我。一年来,有硬币和一角、五角,我就塞进去。我没法弄开它,只能塞进包里,从钱包里,找到一些钱,杂七杂八,加起来不到两百。
那是我全部的身家。
我原本打算写一张告别的字条留给我父母,于是,我站在门口听着我父亲的呼噜声踌躇良久。最终,我选择什么线索都不留下。轻手轻脚地开了门,我朝卧室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将钥匙和手机扔在沙发里,走了出去。
那一天天气不算很好,阳光并不明媚,有些闷沉沉的。一些孩子背着书包,匆匆忙忙地赶公交。
一个小女孩手中拿着仙女棒,快要走到我面前时,她指着我喊:巴啦啦小魔仙,变。附近的小区里,经常有玩小魔仙的孩子们,他们聚在一起,看到年轻的行人,就试图将其拉入自己的游戏中。我没有理睬,她又喊了一声:变。
“变个毛线!”我大声喊道,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女孩顿时就哭了。
我感到快乐极了,因为我做了一直以来不敢做的事情。
我曾经做过很详细的计划,离家后就去当键盘手,然后演出赚钱,像唐朝、黑豹,那些牛气哄哄的乐队一样。最重要的是,我要去一座有海的城市。
我需要先买一张去往西安的车票。平凉的火车站,只能通向极少的城市。我们向来仰赖交通发达的西安,只有通过它,才能去往天南海北。
确定目标后,我找了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这个我宝贝了一年的存钱罐。祖母把它交给我的时候,希望它可以陪伴我到十八岁。那是我们家地里长出来的最大的葫芦。
过去我有无数次砸开它的念头,就像看到一只气球,你就想用针扎开它一样。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将一只厚重的玻璃笔罐放置在大立柜上,我每天望着它,无数次冒出要将它掀下柜子的念头,有一天,我觉得自己长高了,站在床角上,吃力地够着它,我看着那只在阳光下被印衬得晶莹剔透的笔罐,一点点地触碰它,最终,它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巨响。那一下,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我的骨子里有一些毁灭的倾向,我没法做一个乖乖坐在沙发上的小孩,就像我没法每天正常地上学放学一样,我有意破坏行走在正轨上的生活。
我告诉我父亲,那是无意间推下去的。我撒了谎,让父亲相信了我。
出门后不久,我就有些想念我父亲,他是个不错的人,就算他不是我父亲,他也是个好人。我也开始想念我母亲,虽然她做的早餐不怎么样,但是她六点就起床了。
随后我想到,这两人发现我不见了,他们会多么惊讶,多么愤怒,又多么懊悔。
我砸出了一堆零碎的小钱,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往火车站。
一路上我一直在担心我的钱不够,当我拿到去往西安的红色车票时,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车票是晚上的,没有其他班次了。
十一点左右,我猜想,我父母大约已经知道我没有去上课,也许他们正在满城地找我。我不敢回到城区里,只好坐在候车室里,等待。
我在这里吃了泡面,看人来人往,大约四五个钟头。我感到很乏味,我决定去学校,跟我的朋友告别。
去学校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我母亲有可能守在大门口,父亲可能发动了他的朋友们寻找我。
我带上口罩和帽子,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是我去网吧时的常用装备,在夏季艳阳的烘烤中,我感到呼吸很紧张。
04
去往学校的路上,我路过一个背着吉他坐在地上的女孩,她的面前摆着一张白色的纸板,上面写着,她是某所音乐学院的学生,从兰州去往西安的路上,被人抢了钱,只好向好心人求助,希望用吉他演奏,获得资助,回到学校里。
围观人数逐渐变多,她开始弹奏,弹得很顺畅,但是手法稚嫩,随后她唱起来,卖力地摆动身体,唱得也很顺畅,但人群很快散去。
街道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女孩,背着书包或是一把吉他,跪坐在路上,用一个纸板写上动情的故事,以获取围观人群的怜悯。他们有的也会才艺,但才艺并不出众,只作为一个噱头,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在我驻足的几分钟里,我在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我的乐理知识一直学得很差,因为我不愿意安静地坐在那里,听音乐老师讲枯燥乏味的乐理知识。而我喜欢的许多乐队成员,在我这个年纪,已经写过好几首歌了。
几个月前,我曾经写过一首理查德式的钢琴曲,但是一直被卡在高潮位置,我想了很久,也没能写出来,只好半途而废。我总是在需要死磕的时候放弃,毁坏它原本应该的进程,转而去做别的事情,然后重复过去的道路。
母亲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永远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永远不能走完一条路。
那一瞬间,我的底气消失了一大半。
到达学校的时候,校门口很安静,周围没有人,除了一旁小卖部里的阿姨在不停地搬动货物,烧烤店还没有营业,竟然有些萧条之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时间的学校周遭,这种感觉很陌生。学校里面和学校外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校门将我和学校里的人隔离起来,一股恐慌的情绪控制了我。
我想象着我的同学们正在里面上课,就算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吃零食,有人看小人书,但他们仍然坐在椅子上,半只脚试探在大学的校门口。
在我们的青春期,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问题。
我的同桌是一个每天沉迷游戏,导致成绩一落千丈的曾经的好学生。
我的好闺蜜,受很多人的追求,这让她很甜蜜,也让她烦恼。她经常玩到很晚才回家,被父亲教训。她父亲揍她的方式,就是直接拽住她的鼻子甩。听起来很好笑,但是看到她红肿的鼻子你就笑不出来了。
我的发小和她妹妹,为了争夺家中的优势地位和父母的关心,斗得昏天暗地。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尝试离开家庭,离开学校。尽管大家一致觉得未来不知道去做什么,但只要还在读书,就觉得总会知道。
这时候,我已经在外面晃悠了一天了,天色渐晚,天边最后一抹夕阳,也逐渐离去,我感到精疲力尽,背包在此时更加沉重,消磨着我的精神气,我花了所有积蓄买的火车票,看来也不过是张纸。我对它们失去了兴趣。
一旦我真正做出反抗,反抗本身就失去了吸引力。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是我30岁之前最接近成人的一刻。
05
我开始往回走,夜幕降临时我已经走到了家门口,我去口袋里找钥匙,没能找到,此时我想起来,早上出门时,我骄傲地将钥匙扔在了沙发上。我只好敲门,怀着忐忑的心情。
敲第二下的时候,门就开了,仿佛我父亲就在门背后面,等着我归来。
母亲在一旁神色如常地问我:“你早上出门怎么没带钥匙?”
“我忘了。”
“哦,那你赶紧串上吧,别明天又忘了。”她说道,父亲像往常我下晚自习那样,倒了一杯水给我。
我接下水杯,有些摸不着头绪,我父母明明应该知道我没去上课,我的班主任是那种迟到一小时,就会打电话给家长的老师。
父母的反应太过平常,顿时令我陷入一种古怪的氛围,难道我离家出走了一天,丝毫没被发觉?比起经历一场暴风雨,这更令我尴尬,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我沮丧地回到房间里,一件件掏出书包里的行李,突然想起,我没有退票!钱白花了,很快我陷入更大的悲伤,那是我一个多月的零花钱啊。
但是我躺在床上时,想着明天仍然要上学,感到极为安心。
许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我离开家的两个小时后,他们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得知我没去上学后,他们又发现,我既没带钥匙,也没带手机。
母亲立马意识到,我离家出走了。
他们确实找遍了全城,在学校门口守了整整一个早晨,母亲跟父亲说:“完了,这娃真的跑了。”
他们回到家守株待我,觉得没有希望后,又出去找。最后他们彻底失去了希望,准备报警时,我回到家中了。
母亲一开始的确想着,找到我后,要揍死我,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母亲只希望我回到家中。她和父亲商量,如果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当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母亲决定为她的女儿保留一丝尊严。
这场预谋两年的离家出走,就在一种默契中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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