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打工20年，徒留一场廊桥遗梦……
她说，在广州20年了，也没想过再回老家去，即便是哪一天必须得回去，那肯定也是跟林业生一起。如若真的回去了，那么她来广州这一趟，“似乎就是为了遇见那个人，体会一次真正的……喜欢”。
我曾经写了一本关于亲人与脑瘤抗争经历的书，韦丽是这本书的读者。
2011年，她辗转找到我，说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位脑瘤患者，当时正在我们曾经治疗过的医院做检查。认识之后，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谈一些治疗的困惑，也打听一些脑瘤放化疗期间孩子的调养，我都会一一给她解答。久而久之，我们聊的话题慢慢多了，还有了一种天涯若毗邻的感觉。
去年年底一次我聊起我们初相识的时候，她忽然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过了许久，她才说，其实她当时正处在一段“不正常感情”的尾声，还没有完全走出来。接着她一直在微信里断断续续地跟我聊，说这是一场她从来不与外人说的“廊桥遗梦”。
韦丽的老家在湖北省孝感市附近的村子，上面有两个哥哥。1994年高中毕业后，韦丽想跟着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见见世面。父母说出去可以，但得出嫁后跟自己男人一起才行。于是，为了出去见世面，韦丽就盼着想早点嫁人。
韦丽漂亮，长得有几分像张曼玉，微微一笑就露出两颗小兔牙。与韦丽大哥同在孝感市区一家餐馆打工的林业生，便近水楼台先得月，频繁出现在韦丽面前，与她畅谈北上广的热闹繁华，说总有一天他要去这里面某个大城市，好好地待上几年。尽管林业生那时还只是大厨的帮工，从没有离开过孝感市，但他的“雄心壮志”却把韦丽迷得五迷三道，对他并不出众的身高长相、脾气秉性都视而不见。
父母和哥哥们坚决反对韦丽跟林业生谈恋爱，原因是林家太穷了：林业生年迈的爷爷奶奶需要赡养，长年患病的母亲不能断药，两个弟弟还在上学，就靠他和他父亲挣钱养家。但是韦丽不在乎这些，她认为只要彼此情投意合，将来一定会有好日子。
她也不是没犹疑过，觉得林业生有点爱夸夸其谈，但转念又想，既然跟了他就是他的人了，于是一边跟着林业生在餐馆里洗菜端盘子，一边与父母和哥哥们抗争了两三年。
1998年春天，韦丽终于与林业生奉子成婚。几个月后，女儿的降生让夫妻俩暂缓了出门打工的梦想，韦丽在家带孩子，林业生继续在餐馆里打工。那几年，林业生很有长进，做了掌勺的大师傅，工价一年比一年高。
千禧年，韦丽大哥的朋友想找他去广州一家餐厅做湖北菜师傅，但大哥不愿离家，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林业生：“你就带着我妹子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也不枉她这辈子嫁给你。”
当时林业生的大弟弟已经高中毕业准备工作，母亲的身体也好了一些，林业生觉得这个大家庭可以不需要他的支撑了，便信誓旦旦地应承着大舅哥，让韦丽暂时把女儿留在家里给他母亲照看，以后再接去广州——显然，他是准备长期待在广州的。但韦丽认为，一家人就是要在一起，不肯把女儿留下——她也准备长期待在广州，不过她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在大城市落地生根，要让女儿成为大城市的人。
2001年的正月十五刚过，25岁的韦丽跟着丈夫，背着女儿，提着简单的行李，从村里坐拖拉机到了镇上。随后，一家人从镇上坐小面包车到了孝感市区，再坐班车到了武昌火车站，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广州站。下了车，按照老板的提示，坐公交到天河区的沙太南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小区——老板给他们在这里安排了宿舍。
不足15平米的小套间，除了厨房、卫生间以外，刚够搁张床。但接他们的同事都很羡慕：“在广州打工有这样一个住处，就是最高的待遇了，老板说你们是他老乡，要好好照顾。”
韦丽就在女儿笑着扑向那条粉红色落地窗帘的瞬间爱上了这座城市，也相信能和林业生一起在这个城市相依为命，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她抱起女儿站在窗前，打量着这个她向往已久的“外面的世界”。这里虽不在广州市中心，没有她想象中的繁华，但老旧的房屋之中却有一种淡然、大气，同样能让人感受专属于大城市的气息。
次日一早，林业生就去酒店上班了。韦丽带着女儿小心翼翼地走出宿舍所在的小区，站在马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她不敢再多走出一步，却恍恍惚惚地想，这其中的哪一辆车，可以带她去到想象中真正的目的地呢？
广州的暖春，一件薄毛衣加一件春装就足够，从老家穿过来的厚棉衣厚绒裤一下子显得多余。韦丽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也趁着这天气蓬勃而生。比如，她想把女儿送去幼儿园，然后自己也要出门打工——先前，林业生就让她在家带孩子，他会赚钱养她们娘俩。
到了2001年的9月，韦丽把女儿送去了小区旁边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孩子大部分是外地打工者的孩子，老师也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女孩，只有老板兼园长是广州本地人。老板说，她正是看到了这一片小区的外来打工者多，看孩子是刚需，才想到来投资干这个。孩子入园手续也简单，只要父母提供一张务工证明、一份租房合同和一家人的户口本就成。
幼儿园里也有少数广州本地的孩子，但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嘻闹，根本看不出地域差别，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看到女儿在这里的天然融入感，让韦丽也有一种他乡是故乡的错觉。
林业生的老板娘见过韦丽，夸韦丽长得漂亮有气质，最后介绍韦丽到她老乡开的外贸公司去当客户接待员，韦丽非常开心。这家公司不大，专门做手表出口和内销生意，业务简单，也不算太忙，而且离家近，方便照顾孩子。韦丽觉得自己天生就适合做这种高雅体面的工作，天生就应该在大城市生活，如果不是每天下班以后要去幼儿园接女儿，她甚至觉得自己才年方十八，人生才刚刚开始。
小区门口有一家专门做广东肠粉的早点店，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来自番禺。第一次去吃肠粉，第一口下去，韦丽便爱上了那咸鲜软绵的味道，有时候她会要求多加两片生菜，或者一个鸡蛋，再给女儿的那一份加上肉沫。有一天，女儿忽然冲着店主夫妇喊：“叔叔阿姨，我是你们家梁子豪的同班同学，请给我多加一点点肉肉。”韦丽跟店主夫妇顿时面面相觑，哈哈大笑。
在这样匆忙而又充实的生活节奏下，两年后韦丽再次怀孕了。她坚决不回老家生产，她生怕一回去，就再也来不了广州。她也不想要婆婆或者母亲来广州照顾她，月份大了就辞了职，自己在家操持。这时林业生的工资已经涨了不少，足够在小区里去租一套像样的两室一厅，但一个人需要养老婆孩子，他也累得喘不过气来。
生下儿子后，韦丽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儿子尚在哺乳期，女儿刚上小学，周末还报名参加了拉丁舞兴趣班，一年的学费需要林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林业生说：“跳舞那是城里伢的事……”韦丽打断道：“难道你想让你的仔永远在广州做乡下仔？”林业生说：“莫跟我说什么仔啊仔的，乡里伢就是乡里伢。”韦丽说：“真没志气！”林业生被抢白得无语，从此夫妻俩便有了些隔阂。
待儿子能够上幼儿园以后，韦丽又回了从前的那家外贸公司，从仓库理货员做起。林业生的酒店大厨工作越来越忙，逢年过节便忙得不可开交，“乡下小餐馆和这大城市大酒店的生意是真没法比，天天客人都爆满”。夫妻俩在同一屋檐下，一个周竟难碰面说上几句话——林业生晚上还没下班，韦丽就已经带着两个孩子睡着了，而韦丽早上送女儿上小学、送儿子上幼儿园再接着去上班时，林业生在床上还没醒。
做上厨师长后的林业生，更是没了周末，韦丽只能在孩子们寒暑假时提醒丈夫，是不是可以休息一天，一起带孩子们出去玩？
有一次儿子过生日，林业生终于请了一天的假，带一家人去越秀公园玩。两个孩子在宽敞的地铁站通道里，每人各拉着林业生的一只手，像过年一样开心。这样的情形不多见，每每这时，韦丽总像个旁观者一样，觉得只有这两个孩子才是她和林业生共同生活的见证，如果没有他们，一切的过往和现在好像都不存在。自己心里那个说不清楚的梦想，也只有林业生在一心一意地和她一起打拼。
不过，这种心境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打破了。
一个周末，韦丽趁着天气好洗晒被子，在家里的双人床床垫下，发现了一封林业生写的情书，但不是写给她的。
字写在一张质地上好的信笺纸上，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红桃”。满满的两页纸，写尽了相思之情，大意是说，这个叫红桃的女人从酒店辞职回老家去了，他怎么也忘记不了这几年来两个人在一起的朝朝暮暮，真想跟着她一起离开广州。但红桃是被家里的老公催促回去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他不知道她家具体在河南信阳的哪个地方，就算真的知道，也不能去找她，因为“不能打扰你平静而美好的生活”。
他说，“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出现像春风一样，吹拂着我像一团死水一样的生活”，还说，“没有你在前厅里把我做的菜端上客人的桌，我在厨房炒菜都没劲了，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色彩”。结尾留的名字是：“爱你的业生”。
多年以后，韦丽回忆起当时看到这封情书的心情，不禁唏嘘：“我从没收到过林业生的情书，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恋爱到结婚，总在一起从没分开过。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么好的文采，我一字不漏地看完，奇怪的是，我一开始竟然被他的一片痴情感动了，一点儿也不生气。唯一觉得难过的是，我老公的情书竟然是写给别人的。”
那天韦丽铺床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把那封信放回原位，她没有吵，也没有闹。当然她也不是不在乎，而是在想该怎么办：离婚？显然是不现实的，两个孩子还这么小，这背井离乡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艰难；不离婚？林业生这个样子分明是没有把她放在心里，好像她根本不存在；或者，离开他？离开广州回老家？可她又舍不得。
在广州生活的6年时间里，她的生活方式习惯已经完全跟沙太南路的味道融合在一起了。她在公司上班说普通话，在超市买菜说广东话，却很久没有说过家乡话——而很久没有说过家乡话，是因为很久没有跟林业生说过话了。她的两个孩子都不会说湖北话，满口粤语。她喜欢肠粉的甜鲜软绵，忘记了米酒的纯香清酸，就好像林业生不记得年轻时候曾经那么使劲地追求过她，只知道此时此刻想念那个也许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的红桃。
这样想着想着，韦丽又开始觉得有些委屈了，有时独自坐在卧室哭，哭那个她以为可以在他乡相依为命的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回家只知道倒头便睡的林业生并不知道那封情书被妻子发现了，那个信封就这样在床垫下放了三四年之久。韦丽每一次洗晒被子时，都会把它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铺床时再从抽屉里拿出来归还原位，好像它天生就是应该放在那里一样。
韦丽从最开始的“感动”，到后来每重复一次这样的做法就寒心一次：难道林业生对这个家竟漠然到了这个程度，连存放他秘密的地方都不想去在意了？还是因为对再见红桃感到绝望而忘记了这封信？或者，他根本不在乎自己会不会看到？
韦丽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夫妻两人已经没有了肌肤之亲。她希望是从林业生认识红桃后的某一天开始的，这样的话她就没有被他们玷污。在发现那封信以后，韦丽就想跟林业生分床，但是这窄小的两室一厅里，一儿一女住在另一个房间的高低床上，哪里容得下她想一个人一张床的渴望——所以，她就常以看电视剧为借口，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一晚。
他们夫妻之间就进入了一种一切都是昭然若揭的状态，但彼此谁都不点破。林业生仍然每个月会交足够的工资给她打理家庭，对孩子疼爱有加，日子就那样乏味而平静地过着。
2010年的秋天，韦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1月7号，广州还是只需要穿一件短袖衬衫的日子，34岁的她遇见了鲁明辉，这个仿佛只是来到她生命中打个招呼就离开的人。
韦丽当时已经从仓库理货员一路做到业务员的位置，专门负责公司在广州市内各大商场手表专柜的营销。她觉得这份工作需要自己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便报名参加了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周末班。英语课的老师叫鲁明辉，一位本校建筑学在读博士生，为了挣外快补贴农村老家兼职做的补习班老师。
鲁明辉那一年28岁，高大帅气，一身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像广州的秋天一样，充满了成熟与阳光的气息。这个男人直截了当地对韦丽表达了爱慕，不在乎她从哪里来，不在乎她已是人妻、已为人母。而在婚姻之中寒心已久的韦丽，面对一道光一般投入过来的鲁明辉，没太多犹豫就接受了他。
韦丽上学的时间与两个孩子放假的时间是冲突的，她只能周六把他们锁在家里做作业，让12岁女儿带着6岁的儿子。早餐她照顾孩子们一起吃，午餐做好热在电饭煲里，晚餐再回家做。周日的时候，韦丽就把孩子们带在身边，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玩耍，等她一起放学。鲁明辉总是陪着母子3人在学校食堂吃周日的午餐，下午上完了课就带他们去街市上吃饭，最后再送他们去地铁站回家。韦丽喊他鲁老师，他让两个孩子喊他辉哥，而他则叫韦丽“丽姐”。
韦丽喜欢充满了书卷气息的大学校园，喜欢自己的孩子欢快地奔跑在绿树成荫的大路上，而身边这个年轻的男子，也许才是真正应该出现在她生命里的人，而这才是她此生应该过的生活，仿佛从前所有的日子，都是前尘往事，不愿记起。
又好像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韦丽才觉得自己的灵魂真正地融入了广州。她参加了公司工会组织的模特队，跟来自不同省份到这里打工的姐妹们一起，在公司的年会上穿着各色各样的旗袍表演走秀，跟她们一起学护肤、化妆，一起上公司请来的生活老师的插花课——她想让自己因为这一切积极而美好的事情变得丰富而有气质，好配得上鲁明辉的喜欢。
偶尔，韦丽下了班还会和同事一起学着吃广州的晚茶。以前她觉得小区门口的肠粉是最美味的广州味，现在她乐于坐在大街边那些装饰精致的茶餐厅里，一边看街景，一边跟同事聊天，一边想自己的心事。
有一天，她听同事们说“小蛮腰”的电视塔如何漂亮大气，回家便跟林业生说什么时候也带孩子们去看看。林业生说，都过的是什么日子了，还去看什么小蛮腰。韦丽便没再提了。
她知道，那个在沙太南路出租屋里的家，只是她身体寄宿的地方，她的灵魂已经飘荡在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幸福而又茫然。那天晚上听到鲁明辉直白而炽热的“想要在一起”的电话，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在两个人相识的短短的一年里，这样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她觉得这一辈子足够了。
多年后，她认真地对我说：“这件事我只对你一个人讲，因为在别人的眼里，我这样的女人一定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可是他那种看上去没有理由和目的的喜欢，又怎么能说是一件坏事呢？甚至我想，也许林业生对那个红桃的喜欢，也是这样没有理由和目的的吧，不然他怎么写得出那么动人的情书呢？又或者，我和林业生根本就不应该那么早地成了夫妻，而应该再晚一点，各自才能遇到真正喜欢的人。”
她从来不说“爱”，只说是“喜欢”。我说：“没有哪一种喜欢是无缘无故的，或者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或者是他看出了你的寂寞，或者仅仅是为了欲望的需求而跟你在一起。”我以为我这样直截了当会让韦丽生气，但是她没有，只是叹口气：“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我不禁好奇地问：“难道你这样去满足他情感与身体需要的时候，也是出于喜欢吗？或者是对你老公出轨的怨恨和报复？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想法，比如，物质上的？”她说，应该是有怨恨和报复的原因在里面，觉得这辈子就这样守着一个没把自己放在心里的男人不值得。过了半天，她又说：“也是真正的喜欢，他那么年轻、帅气，对我又那么好。
那种好，不是年轻时林业生投其所好说要带我到大城市见世面的好，那种好，让我觉得我自己原来有多么好，还可以变得更好。真的没有物质上的索求——当然，有时候会接受他带我们母子三个人去吃个西餐，那时觉得只是好朋友的那种友好而已。”末了她又说，鲁明辉还教会了两个孩子学英语的诀窍，以至后来英语成了两个孩子的优势学科。
两个孩子们对“辉哥”崇拜得不得了，他们认为有一个博士做他们的好朋友，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不过，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完全不喜欢留长头发，总是一副男孩头，每次见面，就喜欢跟鲁明辉比头发的长短，仿佛是为了掩饰一点不自在的感觉。后来韦丽说，“这孩子太敏感了，她这样做就是想说服她自己，鲁明辉只是一个在一起很好玩的朋友而已，而不是跟她母亲有什么关系”。
林业生给红桃写的那封情书的消失，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
一天，女儿突然对韦丽说：“妈妈，我觉得我突然之间长大了。”
在广州生活了整整10年，女儿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她身材高挑瘦削，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一笑一颦看上去就是地道的小靓妹。她跟那个粱子豪一直同班同学到初中，甚至跟着梁子豪将番禺土话说得一溜烟。她完全不记得她的老家在湖北某一处的村子里，也从来不说想回老家去。
“人都是慢慢长大的，你怎么会突然之间就长大了呢？”韦丽这才发现女儿的身高已经齐自己的眉毛了。
“不要问了。”女儿怔怔地盯着韦丽一眼，不做声地回了房间。
韦丽不明白女儿何出此言，但在女儿睡后，在林业生还没有回家之前，她下意识地去摸索那个信封——显然，它变动了位置。于是她干脆把它扔在林业生的枕头上，第二天就再也没有看到了，不知道林业生是怎么处理的。
林业生打工的那家酒店老板移了民，将生意转让了，新接手的老板因为经营不善，很快就关门停业。林业生失去了稳定的高薪工作，开始四处打零工，家里的经济变得捉襟见肘。他似乎也从失去红桃的心灰意冷中发现韦丽对于他生活的重要性，进而发现韦丽对于他从身体到情感的漠视，但他也只能消极对抗。
有一天，想维持正常的家庭氛围的韦丽再一次跟林业生提议，有时间带孩子们去见识见识“小蛮腰”，林业生仍然是那句话：“都过的是什么日子了，还看什么小蛮腰？”韦丽一转身，看见两个孩子鸦雀无声地睁大眼睛站在房门口听他们说话，心就沉下去，凉得更透了。
2011年暑期的时候，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晨晨因为嗜睡和呕吐，被医院初步诊断是脑瘤，韦丽的天仿佛一下子塌了下来。
她在公司请了长假，停止了在继续教育学院的学习，跟林业生一起带着儿子像无头苍蝇一样，跑遍了广州市大大小小的医院，还不敢跟老家的老人和兄弟姐妹透露半点消息，怕他们担心受怕。面对鲁明辉恳切的电话，她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实在不行的话，她要带晨晨去北京天坛医院。
博士到底是博士，鲁明辉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网上对广州市所有的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梳理以后，第二天一大早就给韦丽打了电话：“丽姐，其实你不用带着晨晨到处跑，沙太南路那一块就有两家比较好的脑科医院，一家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一家是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我仔细研究了这两家医院，觉得还是三九比较好，要不你赶紧带晨晨去看看，别担心，会好的，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
韦丽一直认为鲁明辉就是她儿子生命中的贵人——她听从建议去了那家医院，使晨晨得到了“最准确的诊断、最质优价廉的治疗、最好的愈后”，她觉得究其原因，就是鲁明辉才是她在这个城市中相依为命的人。对她来说，孩子就是她的命，鲁明辉救了晨晨的命，等于就是救了她的命——如今晨晨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脑瘤的治疗留给他唯一的后遗症是脑力不足，每天中午必需要有半个小时的午睡时间，其他情况与正常孩子没有两样。
然而，当时医生隐晦地讲的那句“也许从今往后，你们夫妻俩得背着这个包袱过日子”，韦丽不能装作听不懂。当时的她是处在崩溃边缘的，公司里的同事大姐指点她去华严寺拜拜菩萨求求师傅，来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她在佛前跪了又跪，拜了又拜，一遍又一遍地在哭醒的夜里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做过什么错事，让这场灾难降临到她的孩子身上？最后唯一想到的“坏事”就是——不应该与鲁明辉有这种坏女人才会有的关系。
晨晨在那家医院做治疗的时候，鲁明辉曾经去探望过一次。他带去了一大袋晨晨喜欢吃的零食和奥特曼玩具，给了韦丽5千块现金，说如果有困难的话，尽管找他。对于当时已经为儿子治病举债几万块钱的韦丽来说，这些钱可以支付晨晨3天的住院费。
送鲁明辉下电梯的时候，她说：“以后别再见面了吧，不能拖累了你，你还这么年轻，找一个喜欢你的人，好好过日子。”
鲁明辉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出了电梯，头也不回。几分钟后，只在短信里回答了她：“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韦丽与林业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儿子的治疗和康复之中。林业生除了麻木地听从韦丽的指挥和拼命地打工挣钱，似乎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来渡过这个难关。晨晨病好重新上学以后，林业生变得心灰意冷和懒散，因为儿子的病，他觉得日子没有盼头，在这世上他只想混一天算一天。
韦丽却不允许自己消沉在这场灾难的后遗症里，她觉得既然那道美丽的光曾经照亮过她的生活，她就要让生活重新恢复生机。回到公司上班以后，她一如既往地跟着姐妹们穿旗袍走秀拍照，化淡妆。她还经常带着晨晨去福利院做义工，爬白云山，她要让晨晨的生活也充满阳光。
10年间，韦丽与鲁明辉一直没再见面。
分手后的前3年，两个人没有任何联系，彼此的电话号码一直都没有变。2014年，鲁明辉结婚的时候，发短信告诉了她，说他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了，妻子比他小3岁，是他的山东老乡，也是大学校友，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是他从前的导师做的介绍人。再后来，他在广州买房子了，他的儿子出生了、上幼儿园了、妻子准备生二胎了，他都会发短信告诉韦丽，仿佛她是他在这个城市的一个不见面的亲人，他过得很好，他的一切都需要与她分享。
韦丽从来不回复这些短信，她不知道怎样回复，而鲁明辉也不需要收到任何回复。
我问韦丽：“真的没想过再见面吗？”她说，没想过，相见不如怀念。过了半天，又说：“也想过有机会要把他给我的5千块钱还给他。有时候又想，如果真的把这5千块钱还了，这辈子就不欠他什么，来生就再也找不到他了，不还，欠着，算是来生债，来生总还是要见面的吧。”
2017年，韦丽的女儿考取了华南农业大学，没离开广州。她的头发一直是短短的男孩头，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晚上，韦丽说：“你能不能把头发留起来，让我看看我长头发的女儿是不是也很好看。”
女儿似乎叹了一口气，对她说：“那么妈妈，你能不能对我爸好一点，给他一个笑脸，一句热情的话，一个紧紧的抱抱？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就是生他的气，可是你看我们这一家人，要说是挺幸福的，符合现在家庭幸福的标准：亲爸亲妈亲儿亲女亲老公亲老婆……”
她无法想象，在13岁便对她说一夜之间长大了的女儿，这几年是不是总在黑夜里忧心忡忡，生怕哪一天自己的爸爸妈妈会离婚、自己会没有家？然后，就不喜欢留长头发了？
梁子豪考取了一所专科学校，跟韦丽的女儿仍然是好朋友。他的父母认为已经陪他成长到大学了，决定离开广州回番禺老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留给梁子豪的，是一套多年前在沙太南路购置的一套商品房，希望儿子以后成为真正的广州人。
日子似乎就在女儿这句话的劝说下，慢慢地好过起来。而鲁明辉几年才发一则的短信，让韦丽的心越来越柔软，柔软到林业生那些冷漠懈怠的态度，也被融化成长流的水，再也伤不到她的心，在出租屋里的日子再也不是煎熬，而是孩子们都长大了的盼头。被宽容了的林业生，渐渐地多了一些笑容，有一天还问韦丽，要不要在广州买套房子，首付两成，他想办法，按揭部分由他每个月来承担，又说，“当年答应过你大哥的，要带你在大城市见见世面”。
她听了这话，一时竟愣住了，无以作答。
韦丽说，在广州20年了，也没想过再回老家去，即便是哪一天必须得回去，那肯定也是跟林业生一起。如若真的回去了，那么她来广州这一趟，“似乎就是为了遇见那个人，体会一次真正的……喜欢”。从头到尾，她都不肯说一个“爱”字，似乎那是多么奢侈的一个词。停顿了半天，最后，她发过来几个字：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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