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未想过，那次会议改变了他的一生……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本期是福建永春人梁雁自述的家庭往事：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爷爷做生意；父亲的人生经历了巨大的波折，教过苏联专家，却因为早年的一个“黑底”说不清道不明，最后在永春山城落寞地度过余生 ；相比之下，我的两位伯父都如夜空中灿烂的星：大伯父梁披云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二伯父梁灵光曾担任福建省副省长11年，并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等职。由于历史和家庭原因，我年轻时也经历了很多人间疾苦，改革开放后才拥有了更加丰富的人生。
1957年，父亲梁华光、母亲李鹏志和外祖母，我、大弟梁宇及二弟梁逊在集美学村职工宿舍“十排间”。 1924年，我的爷爷在泉州病逝。 上世纪20年代，闽南一带匪患猖獗，在我的家乡——永春，土匪横行，敲诈勒索。我的爷爷在他逝世的一年前，用做生意赚来的3000两白银从土匪手中赎回了被绑架的村民，也因此被土匪再次盯上。当得知土匪要来绑架他时，爷爷连夜从老家蓬莱巷（现改名吾顶村）的山上逃到泉州。命是保下了，但是经不起惊吓和劳累就病倒了，一年后去世。这一年，他最小的儿子即我的父亲3岁，最大的儿子梁披云（当年名梁龙光）17岁。而我的奶奶37岁，要养活当年在世的6个孩子。
1985年，父亲梁华光（二排左四）参加校友聚会。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父亲梁华光考进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读书时，他是个进步青年，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作为学生代表总是走在队伍前面，多次演讲号召学生“反内战”。 1946年9月，国民党三青团第二次全国大会在庐山召开。三青团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父亲在世时曾口述，我们也听他的大学同乡李炳根讲过许多次，当时，上海地下党认为如果让一个反动学生去参加不如争取进步学生去参加，他们看中了父亲，组织先安排他先加入三青团，之后父亲当选并去庐山参会。
父亲梁华光与大伯父梁披云。梁氏三兄弟，最小的是父亲，两个伯父在不同的场合都对父亲赞赏有加，说他是三兄弟中最有才华的。三兄弟中他最小又最早离世。逝世后大伯父给他一生的结论是“怀才莫遇”。 参加三青团二大的会议之后，国民党方面怀疑他跟地下党有干系，把他抓到江西上饶集中营。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是蒙着眼睛被车载到江西那边的，被打到半死。 我的大伯父梁披云担任过国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也当过国民政府参议员，有不少学生在国民党内任职，当得知弟弟梁华光被关押毒打的消息后，想方设法把他保了出来。
八十年代初，大伯父梁披云（右一）回永春在侨联会议室挥笔书法，居中者为父亲梁华光。 1949年，父亲到香港，探望亲友、同学和老师。不久后，父亲想再回内地工作。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回去，因为他有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黑底”。我听前辈们讲，当时父亲不听劝，执意要回去，要为人民服务。 1949年9月父亲回到内地，先到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员和实习教员，负责带苏联专家，教他们马列主义。当时刚解放，有些思想运动，主要针对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
1981至1985年间，永春县委根据厦门市委的处理意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父亲平反，安排在县政协，并作退休安置。这是父亲在分配了县委家属宿舍楼的套房合影。 不幸被亲友们言中，学校要求父亲写检讨，交代他此前以三青团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庐山会议的情况。父亲的同学李炳根说他整夜整夜地写，过得很压抑。
1953年，我们一家人在集美侨校。 后来，父亲在厦门的同学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邀他到南方工作。父亲先回永春住在五里街亲戚家，那是个前店后家的老式建筑，坐在门内可以看见街道的行人。我的母亲当时还是个初中生，上学放学都经过这条街。我的外祖母是崇贤小学的校长，她二十多岁就守寡一生没有生育，却抱养了五个孩子，母亲是最小的，被教养得像一个大家闺秀。 父亲央求亲戚向我外祖母提亲，经不起父亲的再三请求，外祖母只好答应。后来，我的母亲跟着父亲到厦门一中读高中。在厦门，父亲先在厦门劳动就业委员会当了一段时间科员。1954年，他开始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侨校当老师。
八十年代初大伯父梁披云回永春，我们一家人去侨联并一起合照。左二为母亲李鹏志、左三父亲梁华光、中为大伯父梁披云、右二是我。 我的奶奶当时也从乡下来集美跟我们一起住，我们住在集美学村的职工宿舍。我读的集美私立小学是集美学村最早的小学，要到小学上课就要先经过集美航海学校，每次我都很喜欢看航海学员张开手脚倒挂在圆铁圈里一直滚动的情景，因为好奇而印象深刻。 当年陈嘉庚先生回乡就是住在航海学校的小洋楼里。印象中奶奶和母亲曾带我到陈嘉庚家里做客。在陈家，我第一次吃到了牛奶糖。
八十年代初，在永春侨联宾馆合影。大伯父梁披云（中）从澳门回永春公干，父亲带我们去侨联看望他。左一是我、右二是父亲梁华光。 陈嘉庚家和我家算是世交。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大伯父梁披云在马来西亚时曾跟陈嘉庚组织的“抗日救国赈灾回国团”回到国内，救灾赈灾支持抗日。后来梁披云在马来西亚因为支持抗日办报遭当局捕押监牢，陈嘉庚曾多次设法营救。 我的二伯父梁灵光1936年为避国民党追捕逃亡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尊孔中学任教。参加革命后，梁灵光曾任华中军区第9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29军参谋长等职。1949年南下解放厦门后，陈嘉庚向中央建议希望一位熟悉侨务工作的人主政厦门，梁灵光从此脱下军装当厦门市长开始从政岁月。
1953年，我和父母在厦门鼓浪屿。 父亲在集美侨校教的是历史，我小时候没事干就整天看他的历史书。父亲的英语也特别好，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用英文给我读安徒生的《丑小鸭》，腔调和节奏就像广播电台里听到的那样。
1986年10月，大伯父、大伯母回永春与父亲、母亲合影。左二母亲李鹏志、右二大伯母陈雪如。 六十年代初，因为精神状况不佳，父亲不再教书，又回到了永春老家。直到1982年，父亲的历史问题才完全解决，得以平反，后来父亲就一直挂职在永春县政协。 父亲回乡后不久，我们在厦门的生活没有着落，也回到故乡。我清楚地记得，1961年，我九岁，母亲、外祖母带着我、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坐着那种粉蓝色老旧的长途公共汽车，从厦门颠簸四五个钟头才到永春山城。
八十年代后期在永春旧侨联接待室，二伯父梁灵光和二伯母朱含章回永春，与父母合影。梁氏三兄弟从来没有一起合影过，各有各的忙，两个哥哥是灿若星辰，光芒四射。而我的父亲总是在老家等着两个哥哥的归来。 1966年，我以全县作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永春华侨中学，然而文革开始了。我家有海外关系，大伯父梁披云那段时间长居澳门，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二伯父梁灵光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被划分为“走资派”；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就更不必说了。我家被划分为黑五类，成了主要教育对象。 我只读了一年初中，便回到贫穷的山村，却也被“开发”。当时农村正在开展扫盲运动，十四五岁的我就在农家小院里，摆上几张桌椅，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算术。后来下乡工作组有一位叫老李的叔叔，让我到大队里教宣传队的姑娘唱歌跳舞，《东方红》、《白毛女》、《毛主席的光辉》、《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这些我都自编舞蹈动作教过。
1979年，永春青少年夏令营合影，后排左五是我。 全国复课以后，我到永春一中读书。读高二时，母亲又把我叫回家。她说家里缺劳动力，分配的农活没有人干，当时生产队的牛群也是轮流放的，我是家中老大，别人家有父亲做强劳力，我家父亲病得都要我们照顾，弟妹又小，我必须回来帮忙。我当时真的很不情愿，大哭一场。但是没办法，我要帮着挣工分。 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后，村里看我表现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作组和村干部开会研究让我到小学部教书，我开始到村里南阳小学当代课教师。我的家庭成份不好，当时跟我一起考进中学的只剩我没有安排工作，其他人要么是学校的民办老师，要么升学。后来刚好学校有位青年去当兵，实在是没有老师顶替，这才轮到了我。不久后，我转成民办教师，每月工资16块，再加 24斤米，这对我家里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
刚过完1977年春节，父亲提议全家照张合影，一家人从山村走了十几公里山路到县城照相馆照了这张全家福。前排中间为母亲李鹏志、父亲梁华光，后排左一是我。 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我在吾顶乡下已经度过十年，倍尝生活辛酸苦辣。但磨难也锻炼了意志，这反而让我以后更能坦然面对人生的困难。那十年里，只有被推荐的人才有资格去读大学或中专。 我决定去参加高考，并如愿以偿，考入了晋江地区师范专业学校（现已合并到泉州师范学院）。
1980年，晋江地区学区总辅导员培训。前排左四是我。 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必须下乡一年。我随泉州机关干部组成的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去了惠安县，一年后回到永春，先是在县城的重点小学“桃城小学”教英语，后来又去桃溪中学教英语。
1980年二伯父梁灵光奉命来广东搞改革开放试验田。我从永春来广州探望他，左一是二伯母朱含章。 1984年春，由于个人原因，我来到香港。当时不会说粤语，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刚到香港时基本语言不通，生活也特别不习惯，租了一间小房子，厨房要等主人用完才能用。 我和许多新移民一样，不懂广东话就先进工厂，闷着不说话只需干活。当时内地人来香港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服装厂和电子厂，我去了服装厂。我从来没有做过衣服，更没有用过电动缝纫机，老板是计件发工钱的，刚开始我不光不赚钱，还要拆开重做。 后来，我的大伯父梁披云从澳门来香港，介绍我到永春表亲经营的棉布进出口公司当文员，我得到了一份文书的工作，平时主要是打字，当时的打字机是用铅字排印的，很老式，我却很喜欢，因为比缝纫机好操作。
1984年二伯父梁灵光（右三）来香港，我去探望。右二是父亲同学金尧如，时任香港文汇报社长，右一是我堂嫂李昕，左三是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左一是我。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香港人必须拼搏，不敢怠慢自己那份工。这个地方，你有能力有本事就可以赚到钱。那段时间我拿着自己积攒的一点儿资金，到银行去炒金条（帐面上的），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一百多块钱。有一年因为发生波斯湾战争，金价暴涨，一夜之间一两金条就涨了好几千块。我赚到了一些钱，后来和大弟弟合买了一套三十来万的房子解决了住的问题，过了几年再把房子卖出去又赚到了几万元。
1988年，《书谱》公司协办的港姐挂历慈善义卖。这是我与港姐冠军谢宁合影。 1987年，大伯父让我到《书谱》工作。《书谱》是他1974年在香港创办的一本书法杂志。最初，他带人凭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说干就干，真的是书生意气，被当年香港媒体评为香港十大传奇之一。这本杂志对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以及海外传播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书谱》办公室，全部都是书和碑帖，我在这里得到不少意外收获。 我刚到书谱工作时，基本是半义务的，因为书谱都是亏本经营，在香港卖出去的不多。当时香港的中文环境很差，无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基本都是讲英语。不过，《书谱》还是可以外销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华人会订购。 当年，《书谱》面临困境，新华社拨了两次款，大伯父的一些朋友也以投广告的方式赞助过我们，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撑下来，1991年停刊，在香港这块寸土尺金的地方挣扎生存了十七年。
1989年父母来港探亲，在海洋公园游览。父亲1949年曾来香港，事隔四十年，往事对也好错也罢，都烟消云散，父亲一言没发，而母亲却说父亲那一步大到人生无可丈量。 当时我一直想，要是《书谱》能坚持到九七回归就好了。我一直坚信九七回归后香港的文化活动会有新的局面，我曾写了许多信给文化界的前辈，哭求能得到支持或援助。因此，香港回归那天，我个人仍然是有这种复杂的情结的。 当时，我确实是抱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彻夜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回归直播，看解放军冒雨进城，那些熟悉的草绿色军车和军服，是我从小就特别熟悉的。看到军车在雨夜悄悄行进，没有一点声响，自然就想起那首熟悉的歌词“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1989年父母来港，我梁氏亲属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楼设宴欢迎。前排左五为父亲梁华光、二排右二是母亲，右一是我。 《书谱》停办以后，我的一个堂叔把我介绍给一家做房地产开发的上市公司。公司老板跟我的父亲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同学，跟两个伯父也认识。 但香港就是这样公私分明，凭本事吃饭。面试时，老板要求我隔天早上传给他一篇关于“三来一补”的文章，当时我从未接触过“三来一补”。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文章总算在凌晨传真给了老板。第二天下午，他就打电话来告诉我去上班。刚开始每月工资5000元，三个月试用期过后，我的薪水一下子加到7000多元，后来又给我加到9000多，年底还有双粮和三个月花红。
1996年，我在蟠龙开发区。 优厚的待遇不是从天而降的，我一直在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我工作认真、负责，学会了园林设计、住宅布局设计，也学会了售楼书编辑，甚至可以对小区发电机站的建设项目提出意见，可以跟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修改方案。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几年，经济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
1994年，我在南安蟠龙开发区接待前财政部长王丙乾。 2007年，我选择离开这家上市公司，去体验另一种生活。广东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我的二伯父梁灵光和任仲夷接受时代的召唤在这里开荒耕耘；隔河的深圳从荒芜的小小渔村成长为繁华都市。我到深圳龙岗一家外资厂当起了领头人。来这家工厂一年，我不是成功的，只是交了人生的另一堂学费，看到社会改革进程中一些深层次的人和事。
2007年，大伯父梁披云百岁大寿合影。中间是大伯父梁披云和大伯母陈雪如，中排左二是我。 如今，梁氏三兄弟经已离我们远去，留给我们的是家国情怀。梁披云曾勉励泉州黎明大学首届毕业生，要有远志，立足国家，“迎着黎明的光辉把春天的种子播遍全世界”。 2009年，我开始从事社会事业，参与多个社团，大多担任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时多家社团都要出版，我必须交叉赶工作。我曾亲身投入到香港回归以来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各项活动中，比如选民登记、回归庆典、大巡游；也曾多次参加与内地的交流互访活动以及对台湾的和平文化交流活动。 这几个月来香港社会充斥暴力，我痛心泪崩。我想，香港回归二十年，殖民的冰山早该融化了，为何还会堡垒般地越来越坚？只有找到真正的症结才能解决香港问题。 这两年，我主力放在书画诗词方面。文化工作是长期甘于寂寞的苦差事，既没有风风光光也没有轰轰烈烈，但我想，它是一条无形的暖流，汨汨潺潺会悄悄在同胞心田流淌，会融化坚冰，会让这个社会永远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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