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条价值一万亿的街道是这样炼成的……

2015年6月19日，深圳，国际创客周在深圳湾创业广场开幕，高约6米的“大黄蜂”站立在广场上，其霸气逼真的造型令观众赞叹。

在深圳特区建区40周年、新世纪20年的节点上回望，南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方案”实践样本。据《2019中国城区高质量发展百强研究》暨“赛迪百强区（2019）”报告，广东省包揽中国城区前五强，南山区连续两年蝉联榜首。戴德梁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篇：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三的深圳南山区有多厉害？》一文中指出：南山区不仅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更是粤港澳大湾区值得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

40年前，南山区是改革开放的试点，也是鹏城高飞的起点；20年前，南山开始成为中国科创的核心与希望，深圳从偏居一隅的“小渔村”成长为现代化国际都市，创造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在深圳特区建区40周年、新世纪20年的节点上回望，南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方案”实践样本。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时间回溯到1984年，天安门前的国庆游行队伍中，蛇口工业区的彩车隆重登场——车身被设计成船形，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块醒目的标语牌上，用红色大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朴素的口号，自此成为从全国各地汇入鹏城的“新深圳人”的共识，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基本性格与成功之道。

204路公交车从深圳火车站附近出发，路过白石洲。这是几代“深漂”的起点和落脚点，也是王涛对这座城市最原初也最坚固的记忆。

2001年4月，22岁的王涛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跟随一众师兄师姐的脚步，南下深圳。他在公认房价低廉、交通方便的白石洲找了个月租600元的房子，进入他印象里“行色匆匆、走路特别快”的深圳人之列，成为一名深漂。

很多同学来深圳找工作，都会到好人缘的王涛那儿落脚。小屋里最多时挤了7个男生，他们怀揣远赴他乡的掘金梦，在湿热的南方夜晚里畅想未来。

2015年4月，广东深圳，柴火创客空间是创新者的“乐园”。“创客”概念来自英文Maker，与黑客（Hacker）文化相比，创客文化更强调硬件设计和制造。

当时的南山，科技园的企业集聚效应仍未显现，商圈稀少，第三产业也不发达。王涛回忆着当年的情景：“刚来的时候南山区挺偏远的，那时候我们管去福田、罗湖都叫做‘去深圳’。来之前，听说这个地方遍地是机会，适合年轻人。来了之后觉得很自在，这儿的人不喜欢问你是从哪儿来的，特别包容。”

在三九集团旗下的科技公司做了一年技术员之后，王涛在2002年12月转投腾讯。此后19年间，王涛带着团队跑机房、修bug、搜集反馈、研发产品、开疆拓土，打通公司在各个领域的进击之路。从短信SP、移动版QQ到腾讯云、腾讯教育等领域，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升任腾讯云副总裁、腾讯教育副总裁，王涛与其他怀揣着科技之梦的创新者一起开拓，也见证了这座南国边陲小城一步步蜕变为“中国硅谷”的非凡之路。

踏实做事、强调用户价值、用技术力给社会创造价值——王涛反复强调着这些极为理工男也“很南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深圳的创业者、企业和政府中都有体现——服务型、精细化、高效率、做实事。这是贯穿南山和其间的大小科创公司以及身在其中的人的共同气质。“人的进步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提升效率的过程，无论是工业革命的机械与电力，还是信息时代飞快的革新。”王涛说。

深圳七成以上高端科技创新资源在南山

谁能想到，南山这片不到200平方千米的土地，如今成为深圳市总体GDP和税收的主要贡献地区。南山已然形成一个高科技企业集聚区，在此驻扎的很多科技企业都是行业里的标准制定者。特别是前海自贸区的发展，从整体上提升了深圳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的质量——说到底，深圳模式或者说南山模式并不出奇，但真正做到却绝不容易。

比如，从白石洲到腾讯大厦、深圳科技园不过20分钟车程，时间的流动可以更快——深圳人总是希望快一些。王涛注意到，“深圳整体平均车速的确比其他城市高”，甚至，偶尔出了交通事故，事故双方总是能迅速协商解决，不把时间浪费在扯皮和吵架这种无谓的事情上。“我们都在忙，都有很多的事情，大家赶快处理掉”——王涛所见的城市景象，体现了深圳积极、务实、快速的城市性格。

2009年9月28日，地铁1号线正式通车至深大。

王涛说，20年来他最真实的快乐，与“做出来的东西有人用、帮到了人”有关：过去，在从白石洲开往科技园的公交车上，每当听到人们使用QQ时“滴滴滴”的提示音，他就会觉得异常开心；十几年后，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他与教育团队的同事通力协作，配合包括深圳市教育局、武汉市教育局在内的很多机构完成了“停课不停学”的需求。他们经常是早上七八点上班，一直加班到凌晨3点，但整个团队在近乎无眠的运转里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感。

除了本职工作，王涛也很关注整个南山的科创动态，他在采访中多次提及大疆，赞赏一些集合区域资源、成为行业领军者的企业新秀：“南山区有170家上市公司，有164家是从本土慢慢培养起来的。好多领域在业界或者国内属于细分领域，在南山规模已经做得很大了。比如说做汽车电子的，好多公司以前都没听过，一了解，原来在这个领域是龙头。”

南山累计有400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聚集了深圳七成以上的高端科技创新资源。其中，人工智能、机器人、无接触消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正逐步在南山开花结果。比如2012年在南山成立、2015年搬到南山智园的优必选科技，公司创始人周剑带着团队一头闯进公认门槛很高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矢志制造民用双足人形机器人，与波士顿动力、Agility Robotics等世界顶尖的双足机器人研发公司同场竞技。

周剑认为这是让中国的基础科学、工业基础等一步步往前走、得到更长远的发展的必然之举：“从情感和实际生活需求来说，人形机器人是第一性原理的必然结果，但它的挑战难度无疑也是最大的，注定是更加漫长且艰辛的跋涉。现在不做，未来永远没有机会。我们很早all in，相信人类的未来、美好的梦想可以靠我们今天做的每一小步去实现。”

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

2011年，万旭成从武汉大学毕业。同是22岁奔赴深圳的他，与王涛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南山、腾讯、技术岗。一头扎进来，“来了就是深圳人”。

万旭成因腾讯而来，但当时他对深圳这座城市并不了解。他对深圳仅有的想象是：一个与北京、上海无法相提并论，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但一进入南山，进入这里的氛围与体系，他很快体验到南山的独特和难以超越之处。

万旭成先后参与腾讯应用宝、腾讯手机管家等软件的产品设计工作，随后在软件园开始首次创业。万旭成坦言，自己的创业经历与深圳提供的资源配套密切相关——比如说，深圳及周边城市有很多科技行业上下游的工厂资源，全产业链条几乎一个不缺；跨境物流业发达、备案通关顺畅。这些关键因素帮助万旭成通过出口智能硬件和芯片赚了第一桶金。

创立社交媒体电商服务平台“SEE小电铺”后，万旭成和团队的第一个办公室设在深南大道旁的一个工业园区，300平方米，两层，月租金不超过3万元。南山科技企业人才流动频繁，万旭成在周边企业也挖来了不少公司骨干。团队搬了五六次办公室，都在南山——万旭成觉得自己跟这片土地的联结越发紧密。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与海天一路交汇处附近的腾讯滨海大厦。

万旭成如此总结深圳的特质：自由、效率、年轻；没有包袱，没有太多的社会阻力和文化负担，干净而且开放，包容失败，讲究实干。“你不会看到很多本地老炮儿或者混混，绝大多数人是实干派。他们能提供充足的生产力，城市也因此迸发了整体创造力和想象力。”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马春辉来深圳25年了。据他回忆，南山的旅游业起步相对较早，除了华侨城、世界之窗，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海王大厦，上面有一个造型奇特的海王波塞冬雕像——这尊高9米、长22米的神像手持三叉戟，驾着马车穿越“大海”，从蓝色玻璃幕墙中部横穿而过，凌空悬吊。这成为南山区一处独特的风景，还被美国雕塑研究者收入画册。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深圳科技园区发展相对滞后。深圳市政府为加快科技园发展与产业选择，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科技园区进行战略规划，马春辉就是其中一员。马春辉认为，深圳是城市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蓝本之一。他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化问题论纲》一书中把深圳城市化的进程与策略列为经典案例，而南山区——特别是彼时正在起步的蛇口工业区——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吃螃蟹第一人”并非浪得虚名。

“南山模式”的意义在于营造创新文化

2000年以后，深圳科技园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一跃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园区。不论是引进人才、经济规模、科技水平还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深圳科技园区都成为中国科技园区的典范；用工制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号角，也同样在南山率先吹响。

马春辉分析，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南山教育的发展，南山实现了深圳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数量扩充到质量提升的过程。深圳大学作为本地高校，实现了超越式发展，除了数量可观的联合办学，深圳大学的国际排名每年上升超过100名、国内排名每年上升超过10名，被誉为“中国隐藏最深、上升速度最恐怖的大学”。

在这个跃升的过程中，政府的拉动力不可小觑：着力于企业扶持，营造营商环境，引导产业发展和准入制度。具体举措包括推出科技计划管理改革“22条”、建立高交会、搭建院士工作站、引入科研团队等，为高科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活力。

马春辉认为，“南山模式”的意义在于营造创新文化：政府在营造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明确企业和自身的边界。政府担当引导和服务的角色，服务于企业，但自己不办企业，更不干预企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在科技园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我们的角度，或者从我接触的一些创业公司来看，这个模式还是很开放的，管得很少，大部分事情都是企业自己去做了。这也应该是南山区发展得这么好的原因之一。”马春辉说。

这个观点与王涛、万旭成的观点一致。王涛觉得，深圳各级政府非常重视服务，甚至有一种特别的产品思维：“有时候跟深圳交通管理部门聊，他们会做得特别细，就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不断地看数据、不断地优化调整。”深圳的车辆密度和这里的优质企业、人才一样大，政府积极优化公交站台设置、车道分流和主干道的红绿灯节奏，在高密度、快节奏的创业氛围中主动寻找平衡。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人才公园，聚集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人才与高端金融人才。

万旭成说，南山区政府低调、务实，只在该出现时出现，不给企业增添无谓的压力，企业不需要处理太多政府关系。政府的服务精准而舒适，看似“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超级中台”——提升运转效率的同时，减少了干扰。这一切，都是南山能够实现“拎包创业”的必要前提。

马春辉认为，近年南山乃至深圳最大的变化是交通网络优化和相应的产业升级。2010年前后，南山交通的改善，带动了商业发展，形成了一些不错的商业综合体。南山超前的城市规划，助推了深圳创新的人文文化，而未来的发展需要自贸区和高科技产业联动，实现科技、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进一步提动深圳的国际化和科技产业高端化发展。

万旭成觉得，这些年来，南山给整个中国社会和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即不是通过房地产拉动，而是通过科技创新进行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改革：“南山打造了一个人才密度、生产总值超级高的区域，让自己的人才、自己的产业、自己的政府产出堪称‘中国硅谷’的产能和影响。过去，在技术、人才领域，我们总觉得自己比不过欧美，但我觉得南山2010年以来的成功让大家看到希望。坚持这个模式——在人才、产业、技术上加大投入，是对的。”

当初，挤在王涛的屋子里一起畅想未来的7个老同学，有的一直留在深圳，有的北上后又回来。20年的时光悄然流逝，更多年轻人涌入这座分秒不停、高速前行的城市，如同王涛他们当年那样，怀揣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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