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2021年跨年演讲：有些事，时间越久，价值越大……
2020年12月31日20:30，罗振宇“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如约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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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个小时的演讲，罗胖对过去一整年做了什么样的回顾？对未来这一年做出什么样的展望？
一、开场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谁都没说。因为我一定要把它带到2020年12月31号的这个晚上，在这里，讲给武汉人听。
1.爱他的人，总会让他一次次重生
大家看，大屏幕上有一堆糖果，但这不是一推普通的糖果，这是一件艺术品，这件艺术品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展览馆展出过，它的作者是一名艺术家，叫冈萨雷斯。
这堆糖果的重量是精确的79.4公斤，这是艺术家冈萨雷斯爱人生病前在世前的体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时刻，艺术家冈萨雷斯，选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他的爱人。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堆糖果。
糖果的周围，没有护栏。没有护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抓走一把，甚至是现场吃掉，每天晚上冈萨雷斯会回到这儿重新给糖果称重，然后把重量补足，让它还原到79.4公斤。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持续这个过程。
冈萨雷斯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生命是甜蜜的；
第二，生命也很无奈，它总是会流逝。
我以这个小故事向1500万武汉人致敬。这个处境像极了武汉人经历的美好和流逝，以及我们亲手又将生命召唤回来的过程。
今天我们还要致敬的是那些逆行者，年年初的那场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全国有346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护人员来到武汉，支援武汉。
当时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份截图，这是河北省援鄂抗疫医疗队的护士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晓静护士长，她说：等武汉的疫情结束了，我要去听罗胖的跨年演讲。
欢迎吕晓静护士长，你战斗过的大武汉。
经过了这一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慨，三个字：不容易。
其实我有一个秘密，我曾经为今天的这场跨年演讲留了后手，也是我们的底线。
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有朋友问我说：罗胖，今年跨年演讲你还办吗？
我说：办，一定要办，哪怕到年末的时候，我租一个体育场，我一个人面对空无一人的场馆我也办。
因为我讲什么对2020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还能通过举办跨年演讲，给大家、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一点点确定性。
当时我的同事还觉得：你一个人站在台上会不会太悲壮。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招——我们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买了金橘树，大家知道我们得到是橙色，去年跨年演讲我们又讲了一个词，躬身入局。
那好，我们就干脆注册一个品牌叫“躬身入局橘”。
20年我们经常遭遇的那个瞬间，就是原来从来不曾设想过的事情，它居然就发生了。
我们要为那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做思想准备，我们要对那些我们承受不了的压力做压力测试，我们要为那些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留后手，有底线思维。
2020年我们真的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然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如此恍惚。
我们经常要说的话是：行就行，不行我们再想想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2020。
我没有想到买一只口罩居然那么不容易；华为，没有想到买一颗芯片居然那么不容易；留学生，没有想到回家的路居然走的那么不容易；有孩子在上学的家长，居然没想到孩子上个学居然那么不容易；
电影院都没想到开个门那么不容易，更想不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居然还成为了全球第一票房市场。
东京奥运会今年无法举办，那也许要延到明年，而且还叫“2020奥运会”。
连巴菲特都没想到活了89年竟然能在10天内看到美股熔断4次，炒个股，也不容易。
今年，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凝视深渊，也无数次被深渊凝视。
2.规模是问题的解药，规模也是问题的根源
还有一段话我不得不讲，我以下这段话不带有任何情绪，它只是2020年我们中国人感受到了一层事实，和我们的处境有关系。
40年前有人告诉我们：全球化挺好。
好，我们中国人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融入全球化的秩序。
今年他们说：和中国脱钩。
几十年前他们说：我们要淘汰落后产能，于是我们靠着制造业大国的能力，承接了大量的制造业的产能。
但是他们又说我们抢了他们工作。
过去他们说：中国人不创新。
好，我们努力学习，我们创新。
等我们好不容易搞出一点创新，他们说：你们是威胁。
这种感受不同程度的在今年的中国人的心里飘荡，就相当于当年他们三缺一让我们上排桌打麻将，我们好不容易刚和了两把。
他们说：我们改玩三个人的斗地主。
大家认为这是为什么？
咱们不考虑别人怎么想的，我们中国人能够碰出来的答案其实就是4个字：长大以后。
这是一个长大以后的中国吗？
我们现在生产着全球53%的钢铁，57%的水泥，71%的彩电，76%的光伏面板，78%的空调，86%的微波炉，88%的手机和90%的电脑。
我们长得这么大，再期待别人用原来的眼光看，确实也做不到。长大以后的中国会面临什么？今天就是要和武汉的观众报告我自己的体感。
30年前，1990年，我来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理工大学上学。
报道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学校的招待所，当天晚上我爸问了我一个问题：振宇，明天你要报道成为一个大学生，你知道今天晚上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我心想：不就是要上大学了吗？
我父亲说：当了大学生，你就是大人了，你知道大人意味着什么吗？今天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给砸了，别人找我们俩赔钱，明天你要是把别人玻璃砸了，你自己赔钱；今天你说错一句话，我和你妈可以出面说，孩子还小原谅他，明天你要是说错一句话，那就是你说错了。自己想办法去承担责任。
那天晚上这番谈话我一直记到了今天，30年。
中国现在也长大，我们承担的是一个相对严厉一点的环境。
经济学认为规模是一切问题的解药，甭管面对什么问题，只要把规模做大那个问题都能解决。
但面对着长大以后的中国，也许我们心里要默念下半句，规模也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2020年因为中国长得这么大，我们面对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的问题。
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利亚斯卡内蒂说的：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这种感觉我们是不是很熟悉，2020年我在无数的微信群里，在无数的场合听见别人念叨类似的意思：过去的经验不管用了，我们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一下子被颠覆掉了，我们还没有武器面对那个让我们张皇失措的未来。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儿，你们所有人聚在这，不是要听这个不确定性。我们是共同来找我们这一代人心里以及我们未来生活的确定性。
3.“时间的朋友”效应
下面我说一件事，各位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我今年听到的，让我可以说是最震惊的一件事情。
上海有一个投资人，叫王益和，他想搞扶贫，他的方式很简单，不是直接给农民钱，他们买了20万棵金丝楠木的树苗，免费送给四川大深山里的农民，让他们种在房前屋后、山上路边。
我们都知道，金丝楠木是中国的原生树种，也是极珍贵的木材。
过去只能用于皇家宫殿。所以，从公元前200多年到今天，只砍伐不种植。即便是在金丝楠木的故乡中国四川，野生的金丝楠木已经非常罕见。
他把树苗免费送给村民，就一个条件，种下去后，5年内不准卖。这些树苗每年长一公分。20-30年后，就可以长到35-40公分。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100棵，就是30万。这就是村民的“绿色银行”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点震撼了。为啥？因为，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好像这个世界是由不确定性组成的。在久远的未来，不确定性会被放大到无法把握的程度。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突然洞察到一个真相，这个世界有些东西会确定性的成长、向好，无法逆转。只要你肯等，金丝楠木的基因会给你一个确定性的回报。那甚至是可以算出来的回报。
今天你有一笔钱或者你要做一件事情，谁敢跟你承诺说几十年之后它一定会变得多大不会打，但是在这个例子里，居然就有这样强大的确定性。
我们来扩大点看这个效应。
进入一所好学校，我们享受到的是什么？家长经常在乎校园的硬件设施、学校的软件、老师的教学质量，那确实是学生的收益，但是仅止于此吗？活到我这岁数，我就明白当然不是这些。
更重要的是，一所好学校，帮我们筛选了一批好同学。在时光里，我们在长，他们也在长。到了40-50岁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哇，大多数同学都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上学。一看周围，都是一群灰头土脸的同学。“谁的青春不迷茫”嘛。
但是，过了几十年后，现在把我们的校友名单拿出来一看，不得了，这个院士，那个所长，这个创业成功，那个投资家。比如微信的张小龙，我们87级电信系的，跟我在一个食堂吃过饭。华为的孟晚舟，我们学校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能找他们帮什么忙。现在才知道，当年上的那些课，也许都还给老师了。我的学校真正给我的，是这些时间里的朋友。
我居然可以找他们帮忙啊，而且同学之间承诺的那种帮忙又是特别诚心诚意的。我在长，你也在长，我们从一开始结下的那一点点缘分也在长。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带来的成果，却是我们实实在在一定能在时间中品尝到的果实。
做的年长一点的人，我估计都有这样的体验，同学的成长你也没帮上什么忙。
但是几十年之后，同学的收益突然就能照耀在你的身上。
大家再想一想我前面讲的金丝楠木的那个例子，是不是也有共同的特征。
我没有干活，没有帮忙，没有努力，但我居然有收获，那这种效应叫什么？
时间的朋友。
“时间的朋友效应”随处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经常低估了我们身边的人，低估了这个时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尔维会议合影，摄于1927年。这张照片里面有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洛伦兹等等。
真有这样的时刻啊，这么多顶级的大脑，居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可以在一起开会，一起研究，一起争论，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怎样的群体当中。
所以，我们身边充满了确定性，只不过你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样子，这一路在人类历史上是反复发生。
今天在武汉的大学生已经109万，今天你在武汉大街上走，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近三年留下来的大学生，你怎么知道未来它里面不会走出那些群星璀璨的人物，你怎么知道你身边的人将来不会是这样的英雄？
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独自骑自行车去磨山植物园。那是一次雨后，我一个人站在一片竹林里面，第一次听到万物生长，就是竹子拔节的声音。噼噼啪啪，喧闹得很，哪里还有生命成长那种慢腾腾的样子？
二、本土时代
1.桥梁越大，内部结构就越重要
过去一年，我估计很多人心里都上演着一场辩论赛，在辩论中国经济的未来会好吗？
我心里总有一个小人儿，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中国经济会好吗？都这样了还能好吗？
我觉得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其实我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的对立面就是悲观主义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们平时和人争论有乐观有悲观，但是你以为那个中间的分水岭是乐观和悲观吗？
不是，而是行动还是不行动，乐观主义者再乐观也得想“我怎么享受这个好处，我怎么参与和建设这个好处”，而悲观主义者只需要吐槽，重点不在于态度，而是停止了行动。
如果我愿意相信中国经济未来会好，我总得有些理由。
我心里那个小人就开始跟我辩论，他说，跨年演讲我也听过，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中国有规模优势、中国人口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你怎么不看看隔壁的印度，印度现在的人口有13.8亿，马上追上中国，增速比中国还要快；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是28.4岁，中国是37.4岁，而且印度的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只是中国的1/3，中国怎么跟印度比，更何况还有“人”喊着要和中国脱钩，印度可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问题来了：印度会不会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下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
所以我请教了很多朋友，比如战略专家徐弃郁。徐老师给我了一份报告，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最著名的智库之一）的一份报告，是为了提醒美国在发展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谨慎的伙伴。
这份报告当然很长，我只说它其中的一个论点：从2008~2018这1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烈火烹油一样地涨。
而在这10年间，印度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连1%都没有长，印度没接住。相反是越南、印尼、孟加拉这些国家。
印度有这优势，那优势，过去10年明摆在桌上的机会都没有抓住，你凭什么让我相信未来它能抓住？
我特别关注印度方面的资讯，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中国的一个制造业工厂，在印度开了一个分厂，招了很多印度工人，咱们的中国厂长看到有一个印度小伙子特别能干，然后提拔成了领导，结果这个小伙子不仅没有办法领导他的下属，他的下属还经常打骂他。
为什么？因为这个小伙子是一个低种姓的人。
低种姓的人在印度的社会环境当中，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约束，比如他去见客户，五星级酒店不让进；他和客户吃饭，他的下属可以上桌，他不行。
所以打骂领导这种事情在中国很少发生，在印度的工厂里发生了，我们中国人看不懂，当地人觉得这很正常。他们会觉得你就不应该提拔这样的人当领导，所以后来没办法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一个边缘部门，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这个小伙子最终是黯然离去。
但是你可能说这只是一个个案，但是它说明了制造业这件事情，不是表面上我们看的一些人口、规模、年龄，我们更应该看这个国家内部的组织样式。
所以徐弃郁老师直接给了我答案，他说：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替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印度社会内部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它没有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
我是通过这个故事提示我们观察中国的角度，必须开始重新观察中国的内部。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
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
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
我们来看个例子——联想的武汉工厂。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
武汉人印象特别深，1月23号武汉封城，大家不要以为在武汉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了。
2月份因为联想工厂生产电子产品，所以他们就琢磨2月底开始筹备复产、复工，3月31号这家工厂已经有1万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因为我们听到的是武汉是4月8号解封的，但是3月31号，这一家万人工厂就已经轰隆隆地在开工了。
在采访这家工厂的过程当中，厂长齐跃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事儿。
他说：我们在最巅峰的时候，一天要招1000人。
因为电子生产线上的工人是有要求的：首先得认识英文字母，否则那个机器那个按钮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其次，要有基本的数学能力，因为每次交接班都要进行数据盘点。
齐跃厂长告诉我，这样的工人的规模只有咱们中国能够招得到，中国这么多年来上过电子产品生产线的工人，全国大概1000多万，湖北本地至少几十万。
今年，疫情来了，他们原本要南下或者东下打工也没法去，就留在湖北本地，所以招工特别容易。
但是，他告诉我联想在海外，比如墨西哥等等国家都有工厂，在那些国家，一个工厂想招到1000人，都是天文数字，几乎不可能。
当时，在疫情期间工厂招工，需要组织核酸检测，这是最起码地，1万人的核酸检测要有人引导，有专门的场地，护士等等。
齐跃厂长跟我说：当地政府全给干了，我们工厂没操什么心。
而同样是在联想的海外工厂这件事你想都不敢想。
万一查出一个发热的往哪送？这会严重影响那些海外工厂，企业简直是孤军作战。
第三，1万人的工厂工人要上班，下班回武汉的社区，他们分散在周边的好多个社区居住，第2天还要上班。
而在武汉这就没有问题，因为社区的防疫措施十分完善。但是，在海外的那些工厂内部做的再好没有用，工人一下班，口罩一扔，第2天来上班，谁能保证身上没有病毒？
所以公权在社会里的一个工厂是没法运作的，而这个问题在武汉不存在。这家工厂在武汉解封之后，一直到现在，1万多人零感染，这家工厂6月份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武汉当然不只是这一家工厂，我们以为这个地城市已经被封禁了，但是有多少这样的工厂在生产，一季度武汉的GDP掉了42%季度一解封就追平了，强势增长。
现在，我了解到的是前三个季度的数字，武汉的GDP又在全国排进了前10。
武汉政府说：我们这一年，好不容易，真的从风暴眼变成了风向标。
谢谢武汉人。
通过这家工厂我要表达的是我们要从内部、从本土来重新解读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我们不妨再来看几个微观视角。
今年我们的团队采访了一位很普通的武汉的居委会主任，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新城社区的主任陶久娣。
陶主任手下12个人，但他们服务了12,765个人，这些居民人因为疫情在家，所以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健康问题以及在家产生的心理问题，都由这个居委会来负责。
很多人说：这不可能，12个人怎么可能服务这1万多个人。
不止如此，这12个人仅仅是网络的枢纽节点而已，其他的资源可以往里汇集，比如当地的一些商业设施，这些社区的物业，服务人员。这39个人，在疫情期间就归陶久娣书记这个网络去分配资源，但的确是不够的。
还会有社区的居民不断地涌入到这个网络之中却，还有42名下沉干部。
下沉干部就是政府，包括一些国企银行邮局那些工作人员，大多数都是党员，这时下沉到社区也归陶书记这个网络来分配资源。
此外，还有基层政府，还有周边的商业设施和企业，遇到问题仍然可以呼叫支援。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居委会的例子？
因为居委会没有多大的权力，但是你会发现在武汉疫情的封城期间，大量的资源向这里汇集，在这里分发，这才是中国社会网络那个基层组织运行的真相，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基层组织啊？
城市居委会109620个，还有发挥类似功能的村委会，533073个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在几乎没有权力色彩的情况下，汇聚资源，分发资源。
我再跟大家聊一件今年我听到挺有意思的事。
出版人张立宪，《读库》的创始人，江湖人称老六。
他今年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北京的库房搬迁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回来就跟我们这些朋友聊天：南通当地的政府服务有多好。
因为他叫六哥，老六，所以他选择2020年6月6号在南通搞开业典礼，来了很多朋友。
那这些朋友就跟他开玩笑说：六哥，不对，我看你这库房是2号库？你不是啥事都图个6吗？你看你开业都是6月6号。要不跟当地政府说说，把这库号改成6号。
这本来是一句玩笑，但是就是六哥盛赞的当地帮他忙的那些基层的政府官员，比如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局长唐敬华说：话不能这么说，服务我们可以做，但是这个库房的标牌不能瞎改，原因很简单，这个小区是外资的，我们跟人签了合同，标牌管理是人家企业的权利，我们政府不能瞎管。
这句话道理很简单，服务归服务，资源的边界归资源的边界。
这个故事和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基层政府的印象，是不是稍稍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拥有权，它运行的真相其实不是靠权力不是在分配资源全力，他是在培植一种连接网络的能力，这是我们中国人才会有的体感。
今年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的，前不久我跟跟人吃了一桌特别“豪华”的饭，这豪华不是饭菜，而是吃饭的人。
光院士就有两位，我们华科的书记和校长——邵新宇书记，机械制造专家；李元元校长，金属材料专家，两位都是院士。
但两位大院在饭桌上不是聊科学，不是聊学校治理，他们在发愁怎么推销出去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的茶叶。
因为华科和临沧市临翔区对口扶贫单位。一个书记、一个校长掌握的权力不小，但是他没有权力用华科的钱你茶叶给买了。
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仍然是在网络上下功夫，比如推销帮助他培植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那个位置，那个强悍度。
今年，有一位很著名的投资人李录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孤身来到一个城市，那些基础设施是“为”你做好的。
比如一个外地企业家来到武汉，在这里投资办厂，当地的土地问题，修桥造路问题，六通一停问题，组织劳动力的问题，优化税收制度的问题当地都会解决，甚至政府都会购买这家企业的首批产品。
企业家只需要干好你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给政府贡献税收。
书记和我说：这样，咱俩分个工，你好好写稿子，准备晚上4个小时的演讲，剩下来的这些事交给我，我们光谷的队伍来帮你干，你就安心干自己的事儿。
我享受到的也是这种总部式服务。
今年其实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瞬间，我和一位同事在某个机场下飞机往外走时，突然他跟我讲：这儿有块牌子。这一块。理解痛才算是理解了，中国唉，什么牌子这么神奇？外国人要了解了，他才算了解了中国，中国就是这么一块牌子——叫党员示范岗。
我们以后再遇到一个外国人，我们可以给他出一道题，请问：在一个公共服务场所，中国人看见一个服务窗口出现了这么一块牌子，请问中国的老百姓是更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还是更不愿意到这个窗口排队？
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会怎么回答，反正我们中国老百姓心里当然知道那个答案：这块牌子，它只意味着坐在这块牌子后面的人劳动技能更成熟，服务态度更好，我有脾气m他不敢有脾气，仅此而已。
所以这块牌子背后是一个网络支持下，我们中国人做自己的事儿，有了更多的助力资源。
这样的组织样式站在外面你看不懂的。
2.中国网络：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
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在共享一个叫中国网络：多维度，高强度，高弹性。
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的网络，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纵深，无法理解在2020年这样的情况下它体现出来的那种灵活多变，以及强韧和不脆断。
说到中国这个网络，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只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网络，它是一个项圈。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你凌空一看经由中国这张网络输出的是5亿吨的原油，3亿吨的煤，是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20亿美元的家具，20亿美元的家具和530亿美元的钢材，这是我们这个网络和全世界的真实关系。
实回到我们中国人的体感，什么叫网络？
就是我们干自己的事儿，我们追求自己，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目标，我们愿意和很多人在一起，和邻居在一起，和亲人在一起，和彼此认同的人在一起，甚至和全世界人在一起。
我们和全世界人一样愿意安居乐业，愿意达成自己的目标，只不过我们中国人稍微多了那么一丢丢的色彩，就是我们愿意彼此支撑，这不就是网吗？
其实是我们相信这么4个字：吾道不孤。
三、个人财富
刚才我们谈的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其实这个共识很容易达成。
今年真正不容易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是我自己未来会好吗？
1.困在系统里面
很多人对国家很有信心，但是对自己其实是挺担心的。
2021年可能每个人遇到不同的挫折，也可能是感受到新技术对我们这代人生命的那种冲击。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2020年，我们感受到个人命运担忧的那个最大的共同的话题是什么，你可能听到一个词叫“困在系统里”，准确的说就是困在那些数字化的系统里
刚开始是一篇讲外卖小哥的文章爆了，然后，各种各样的困在系统里就出现了，好像谁都困在数字化的系统。
反正当年我是看过一则广告是招外卖小哥的，也是那些大平台发的广告，说话啊，干外卖小哥多好啊，假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
如你不自由就来送外卖，骑车在春天的风里很暖和。但是今天你即使你不干的，那小哥你也知道一顿饭。在哪儿取？送给谁？系统会告诉你走哪条路。
用多长时间系统会告诉你，如果你胆敢超了一分钟，你会面对什么样的处罚系统可以告诉我，而且这个处罚还不是由你一个人承担，你的伙伴会因此吃到什么样的连累，系统也会告诉你。
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一开始，3公里60分钟，但是这个数字到2017年缩减到了45分钟，这个数字到2018年缩减到了38分钟。
我们订餐的人当然吃到越来越快，但是外卖小哥真的被困在了那个数字化的系统里。
其实也不仅是外卖小哥疫情期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虽然上班了，但是不能去办公室，我们只好在家里呆着。
在家里呆着更自由吗？当然不是，是各种各样的系统。
早上，你没有洗漱停当的时候，他已经在系统里干各种各样的工作了。
你以为公司员工这样吗？我今年见过很多老板，他们也觉得困在数字里的。
原来文件到他的案头，什么时候批他自己说了算，现在，数字化系统把文件流转到他这，他没有批，所有的员工都看得见，老板好像也不太幸福。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那么请问，我们每个人真的被困在数字化的系统里吗？
2.分化：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数字化这个词当年是显得多么的美好，数字化带来清晰带来透明，带来高效。
而2020年我们突然觉得，数字化居然是意味着紧张压迫和身不由己。
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了，系统这么庞大，我该咋办？
香帅认为，第一，至少在中国，数字化至少被加快了6年。第二，数字化会加速我们这一代人的分化。
请注意这个词——分化。
那下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自然就出来了，什么导致分化呢？
同样是在数字化的系统里，为什么有的人好，有的人就不好，有的人被困住，有的人就能脱出牢笼？
香帅老师给了我一个答案，她说这个分化是命运的分水岭，如何分化，只取决于你到底是对事负责还是对人负责。
举个例子，今年我听到了一个特别让我自己开脑洞的事情。
大家看到这句话叫“把图书馆搬进教室”。
什么意思？李奇慧校长北京十一学校的校长，李校长当年到北京时，大部分书全部送进教室，让学生看书更方便吗？
校长跟我说，我的初衷是为了改造一个职业，图书管理员。
他说：我问了我们学校的图书管理员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学生特别爱读书，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把书给拿走了，请问你怎么办？
图书管理人员说：那还用说，这是违反校规校纪，严肃处理。
校长说：校规校纪咱先搁一边儿，你不觉得你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孩子爱读书到这种程度，你现在要惩罚他，你站到了读书人的对立面，你不觉得这事有点荒谬吗？
接下来校长说了一句精彩的话，他说：咱们得想，图书管理员到底是对书负责还是对人负责？你觉得自己是图书管理员，你对书负责，你对规章制度负责，那很好办啊，书最好没有折角折页没有写写画画，保持整洁。图书管理员这就是对书负责的样子。
你想，一个只会对书负责的图书管理员是什么结果？
不就是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吗？怎么借怎么还嘛。就靠这一个技能，他将来不被什么人工智能替代，谁被人工智能替代啊？
所以校长要把图书馆里的书放到教室里放着，有什么结果大家想想，这个图书管理员要疯了，他忙死了。
这个老师这个星期在上什么课题？这个课题需要配进去的书是什么？每种书什么数量？现在关于这个学科这个话题，市面上的哪些更好的书？这些好的书出来之后，我怎么让那些网站以最快的速度找出来？淘汰出来的书，我把它放在哪里？
大量的挑战开始出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挑战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来自于大活人。
所以这个图书管理员面对的是大活人的那种无止境的纷繁复杂，甚至是不讲道理的需求。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他的本事一直在涨。图书管理员干好了之后什么结果，他可能就变成了阅读课的辅导老师。
他对书对人能这么负责，他也许就能开个书店，他也许甚至自己创立一个出版机构。
所以我们经常说自己困在系统里，是系统困你吗？
你只需要在心念中做一个转念就够了，你是对人负责，还是对事负责，这句话真的2020年印在我脑子里。
3.让数字化成为你的跳板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数字化系统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狰狞吗？
其实也不是。
人类和机器和数字打交道其实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23年前我们就知道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被IBM的深蓝击败。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仅仅第2年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巴罗夫就杀回来了，他说：人数和机器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换一种玩法不就完了吗？
就是人和机器组队和其他的人和机器组队，咱们大家再比赛。当时，他说：机器的胜利一如既往，也是人的胜利。
这句话其实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
比如，人会跑步，有一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机器叫汽车。我们跑不过汽车，你会感慨人被挫败了吗？或者感慨被汽车困在系统里了吗？
不会，你马上发明了一种新的比赛，就是人加汽车的比赛——赛车。
就这么简单，机器再厉害不会对人造成威胁。
我还记得王朔小说里面的一个桥段：有一个人站在大街上说，谁敢惹我，旁边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敢惹你。这个人又站出来说，谁敢惹咱俩？
这就是我们和机器的态度，我们和它共同进化就行。
所以面对那个看似很吓人的系统，我们可能只需要掌握一个方法：背靠系统面对人。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叫越过系统，我们看到人。
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系统在用，比如，我们公司用的企业微信现在好大。在过去，你作为一个编辑，交接课程的进度，各项事务的进度，仅此而已。
但是在今天的企业微信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今年才发现的功能：一键继承。就是这一家公司服务和各位老师的所有过去的记忆的那些细枝末节，那些通路，你全部可以继承下来。
比如，老师是愿意上午写稿，还是下午写稿？写稿的时候是爱喝茶，还是爱喝咖啡？爱用1号棚，还是6号棚？这位老师拖不拖稿？一般拖稿拖几天？什么招催稿比较有用？
系统全部知道，你继承下来之后，你马上知道这个人的全部细节。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过往的全部经验成为一个整体的大脑，由你共享，你只要心思是在我要服务好老师。
那这对你是好处还是坏处？系统对你是狰狞还是和善？
所以前两天我就在跟我同事说，我说：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这一代年轻人，数字化系统生活在这个时代挺幸福的。
我作为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系统里，因为我有能力越过系统，研发自己的产品。
他就给我开了很多脑洞，他说，未来的数据化系统会变成什么样，让每一个人的优点能被看见。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每个人都在数据化的系统里工作，你在正常的做你的业务，那你的老板会看见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你的人缘的可视化。
他突然发现，他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什么级别，但他突然发现这个张三了不起，因为他愿意沟通，他有建设性，他跟周边的人有交流。
数字系统会帮老板看到你的优点，所以你就被提拔了。
再比如说，有一个李四，老板看到啊在同部门的人当中里，和内部人交流40%，和外部人交流居然占到了60%。这样的人是公司的脸面，这样的人得加薪。
大家想想，我们今天在职场里，想让自己被看见，多难啊。
我们只有两个渠道被看见，第一，我们完成了KPI那些数字，被领导看见；第二。我们的直属领导跟我关系好，赏识我，我才能被看见。
可高我几层的领导怎么能看见我？在未来的数字化系统，只要你是越过系统看见人，他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
心理学家有一句话叫：“人终其一生的追求，是被看见”。
而数字化的困局，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跳出困境的跳板，只要你愿意和他协同进化。
四、中国科技创新：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1.中国芯片：挺难的，但肯定行
2020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答案。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年产17亿台手机，3.4亿台个人电脑，我们占了全球半导体需求量的一半以上。但是，我们现在能生产的芯片，不过是全球份额的5%。
所以人家当然就有能力说，这个不卖给你，那个不卖给你，卡我们的脖子。
要担心的还不只是芯片，高精度的数控机床等很多新材料，都有可能被卡脖子，那生产怎么继续呀？出口怎么维持呀？世界工厂的地位，将来还在不在啊？
这个事对我们来说到底严重不严重？反正我自己这一年，遇到相关的人士，我是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的，那就是：中国芯片被卡了脖子，我们自己能做出高端芯片吗？
我四处打听得来的答案，还是有点让我意外的。虽然好多人觉得特别担忧，但是在行内人看来，答案没有什么争议，就两条：第一，挺难的；第二，肯定行。
其中，我还收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是清华大学微电子系李铁夫老师告诉我的。他说，芯片问题不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个工程学问题。
什么意思？
所谓科学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提出来，哪条路能通？不知道。甚至，这个问题，从根儿上有没有解？也不知道。
比如说，中国就有个实验室，在地下2400米，寻找宇宙里的暗物质。这样的科学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能不能有结果？有了成果有没有用啊？不知道。这叫科学问题。
而所谓的工程学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技术路线也是清晰的，只是暂时不知道怎么做到而已。这叫工程学问题。
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地方，你知道它在哪里，你也知道有人去过，但你现在既没钱，也没地图，你不知道怎么去，这就是个工程学问题。
对，高端芯片就是这样的工程学问题。堆够了时间和资源，理论上，完全可以解决。虽然你现在没有钱去那个地方，但是你攒钱啊，你问路啊，你总能去得成。
今年，我请教行内人，得到的答案，大体就是这样。但是，毕竟我不懂芯片，未来的事情，别人说得再斩钉截铁，再说芯片问题不会被卡脖子，我也只好将信将疑。
2.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作为文科生，我们想问题倒是有另外一个套路，就是往回看，看看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而类似的事又是什么结果。
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
那我就问了，在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啊？一个强权，要用自己的政治意志，通过封锁，把一个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驱赶出全球化体系，干所谓的“脱钩”。请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呀？
还真有。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1812年，他率领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但最后大部分军事力量都葬送在一片冰天雪地里。此后。拿破仑的江山开始崩塌。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没有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拿破仑为什么要打俄罗斯啊？
要知道，就在5年前，法国和俄国之间是签了和平条约的。拿破仑和俄国沙皇，四舍五入，也算是盟友啊。那为什么还会翻脸？还会有1812年的这场远征呢？
我听过历史学界的一个说法，这就要说到拿破仑当时的一个心思了。战神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打遍天下无敌手，几乎已经靠武力搞定了整个欧洲大陆。放眼四望，只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英国。拿破仑是看不起英国人的。
他有一句名言说：“英国无非就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意思是，英国人除了会做买卖、会搞点全球贸易，啥也不会。隔着英吉利海峡，拿破仑想出来的最狠毒的招数，就是大陆封锁，和英国脱钩。
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跟今天某个国家是不是有点类似？拿破仑先占一个道德制高点，指责英国“不承认全体文明国家所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规则”。拿破仑的干法，可比今天的那个国家还要狠。
任何一艘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都不允许进入欧洲大陆的任何港口。凡是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只要上了欧洲的岸，当即没收，当场烧掉。
拿破仑就做得这么绝，他的目标很明显，要把英国赶出当时整个文明世界的贸易体系，要把英国活活地饿死。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英国还没崩溃，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盟友，倒是先背叛了。
就拿俄罗斯来说，沙皇虽然跟你拿破仑签了盟约，表面上是盟友，但在执行大陆封锁政策时，还是那句话，身体是诚实的。俄罗斯当年穷啊，就靠向英国出口一点木材、粮食、皮毛，然后从英国人手里换必需的工业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需求。好，现在听你拿破仑的，断了和英国的贸易往来，俄国的贵族们都快破产了。
那既然明面上不能干，就只好背地里偷着干。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拿破仑，就只好阳奉阴违，结果俄国成了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的一个巨大的窟窿。
大量的英国货物涌入俄国，再从俄国的西部边境经过波兰、奥地利、普鲁士，输入整个欧洲大陆。
现在你明白，它们之间为什么要打仗了。拿破仑忍不了了。他意识到，如果要把大陆封锁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征服俄罗斯，而不是仅仅跟沙皇签一纸表面上的协定。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1812年，拿破仑一怒之下亲征俄罗斯，却大败而归，最后回到巴黎的不过1万人。
你看，这个局面有意思吧，越是咬牙切齿要脱钩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固若铁桶的人，其实内部全是窟窿。无所不在的市场经济规律，还是要尊重一下的。
更有意思的后果是，在拿破仑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的那些年里，英国的出口非但没有受损，反而一度还增加了。我看到的材料说，1805年，大陆封锁政策颁布的前夕，英国出口商品的价值约5100万英镑。到了1810年，就是五年后，拿破仑封锁正欢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约6300万英镑。
其实，正是因为世界市场被拿破仑这样不正常地切断，英国制造业的优势反而进一步被放大了。
好了，这是我们文科生知道的历史。也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次，在全球市场上，有人试图通过自己的政治意志，利用自己的大国地位，把某一个国家从世界的合作体系里排除出去，所发生的事情。
3.自下而上的力量涌现
我说完这个故事，大家当然都听出来了，我意有所指啊。
那请问，今天，被卡脖子的中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应到刚才那个故事，恰恰是当年英国那个角色。
很多人对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身在亚洲大陆，所以还是那个满脑子黄土地思维的大陆国家。错了，不是啊，今天的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今天的全球化系统中，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大旗，在扮演那个无所不在的蓝色海洋的角色。
所以，结论很明显，只要中国保持对外开放，只要中国人没有脱钩的意愿，只要中国人紧紧地拥抱自由贸易，谁也不可能把我们驱赶出去。
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对那些高喊脱钩的人说一句：拿破仑，了解一下？
话说回来，拿破仑也好，美国人也罢，他们犯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他们的事。而科技创新，自己不受制于别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实实在在的任务。
现在，我们做得到底怎么样？除了芯片，我们还有哪些短板？能不能补上？这些问题，我今年是逢人就请教。你别说，还真有几个视角，挺有意思，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
第一个视角，我们通常都以为，高大上的科研，发生在实验室，是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叔叔和动脑筋爷爷的事。你还记得9月15日，消息传来，美国针对华为的“芯片禁令”生效，那时我们的感受吗？我们作为普通吃瓜群众，我们着急，我们愤怒，但是有啥用呢？我们束手无策。
确实，过去这100多年，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搞科技就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学，就是把别人的成果引进，所以，自然是一小部分精英做的事情。但是今天，中国是长大以后的中国，成年之后的科技体系有多种多样的点亮方式。
比如，今年有人提醒我说，你该到工厂里去看看，你才知道中国真实的创新场景是什么样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灯塔工厂。具体说吧，我们的知识合伙人卡萨帝的大量高端家电就是在这个厂里生产的。让我震惊的不是那些高大上的设备，也不是窗明几净的环境，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创新在这里冒出来。
我给你念几个名字感受一下：王永涛射流匀风技术、卞伟无压机制冷技术、张焕堂“焕堂”阀、李成林MSA控氧保鲜科技。
听起来是不是跟“麦克斯韦方程组”“伦琴射线”“牛顿第二定律”有点像？但是对这些创新拥有冠名权的人，不是大科学家，而是卡萨帝工厂一线的生产者：普通工人和工程师。你看，创新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
再举一个例子。今年为了了解科技创新，我委托了几组同事分头去采访了一些重头项目。比如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世界最先进的核电技术，今年11月刚刚并网发电。
但是我们同事采访回来告诉我，你可别搞错了，华龙一号可不是一个设备，它是一组技术。研发这么一套东西，需要5300多家公司的合作。
那些技术难点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飞仙，而是需要无数的人花时间，动脑筋，一点一点地去解决。
给你举个例子，汽轮机低压转子，这个大家伙，285吨，安装的精度，2丝，什么概念？一根头发的三分之一吧。
你说神秘吗？不神秘。难吗？当然很难啊，极难。一次安装涉及近300道工序，上千项作业条目，近5万项数据，才装得上去啊。
中国创新的真实场景，就是这样，在这一间间的工厂，一条条的生产线上，由中国的2亿工人，每年毕业的将近300万理工科大学生，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挑战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实现的。
意识到这一点，我对中国创新的担心确实就少了一点。为啥？
因为它不是一小拨中国人，看着几座孤零零的、拿不下来的科技碉堡束手无策，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挑战，被拆解成庞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资金、资源、人才、时间、耐心、决心，一口一口地吃下来。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这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擅长的事吗？
这是一个视角。今年我还遇到了一个视角，也减轻了我的担心。过去我们有个大印象，中国科技在整体水平上可能还行，但是尖端领域欠债太多。
你看芯片就是典型吧，14纳米我们可以量产，但是7纳米、5纳米、3纳米，我们现在就做不到啊。
这个印象不能说是错的。请注意，我们的存量欠债确实很多，但是追赶速度特别快。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国被卡脖子的那些技术，往往都是因为材料的问题。比如，制造芯片的高纯度硅材料，还有光刻胶材料，等等。那好，我们来追问，中国材料科学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今年，我们请孙亚飞老师做了一份《材料科学前沿报告》，我们就请教他，孙老师说：现在材料学领域的顶尖论文中，要想找到一篇没有华人作者的文章，很难。
业界有一个估计，中国科学家在材料学前沿领域的贡献占比在一半左右。
就拿孙亚飞老师做的这份报告来说，他列出了未来具有超强影响力的20种新材料。那这里面有多少种材料的前沿研究有中国科学家的参与呢？13种。
这才是真相。下回我们要是看到哪个科技领域我们是落后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差距，还要看到正在追赶的速度。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担心又缓解了一点。
4.自主创新的战略决心，是最珍贵的果实
今年我遇到的第三个有趣的视角：过去我们总以为，自主创新嘛，得靠中国人埋头苦干。但事实上，这么庞大的需求，肯定会倒逼中国企业向全球寻求解决方案、汇集资源啊。
我们现在遭遇到的“卡脖子”，卡的是产品和技术本身。某种产品，某项技术，他要不卖给你，咱也没辙。但是，产品和技术背后是什么呢？是人啊。
人在哪里，技术就在哪里，而人的交流和流动，是很难被遏制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有技术的人，都要做出具体的人生选择。
他们需要到哪里？当然是那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有足够大的挑战，对全人类的福祉贡献更高，待遇更好的地方。这怎么能够遏制得住呢？
想到这里，我对中国自主创新的担忧又减轻了一分。
今年我遇到的更有意思的视角，是梁宁老师带给我的。她说，2020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铁板钉钉的，那就是我们关于自主创新的战略决心。这是这一年我们拿到的最珍贵的果实。
你还记得前些年吗？在很多领域，要不要搞自主创新，这事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自己做，不如买，买的便宜；也有人说，自己做，太难，机会过去了，不太可能；还有人说，加入全球化，跟他们互相依赖，不就行了吗。
但是到了2020年，这些争议消失了。自主创新成了共识。请注意，共识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虚。共识的背后，意味着一张张的订单，一笔笔的投资，一个个的政策，放在做好准备的人的面前。2020年中国面对的科技创新，其确定性远远大于不确定性。
在今年流传甚广的卡脖子清单里，你把思维反过来一看，这是什么清单？这不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机会清单、任务清单吗。
今年我在向红杉资本的沈南鹏请教的时候，还有点忧虑，没想到他特别兴奋地跟我说，今后几年的市场机会都特别好。我还以为他讲的是投资项目。他说不仅是投资，是这一代理工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机会特别好。
你想，放在前几年，他们毕业，最好的选择无非就是去那些大厂。而今年呢，你就看这张清单嘛，无数个新的机会窗口打开了。
那些卡脖子的点，都需要国产替代，那就意味着一个个发展神速的创业公司一定会诞生。所以，这一代大学生还犹豫什么呀？根据自己的专业所学，加入呀！
2020年，我们确实被卡脖子了，但还有一个事实：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自下而上的创新热情。2020年就是一个渴望创新，也几乎为创新准备了一切条件的庞然大物，突然被一锤子唤醒了。这就是2020年的另一个公式：
有人敲一敲这只巨兽，说醒醒，醒来！有几项任务，你们赶紧干了。
你说，2020年的挑战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长大以后，我们当然就有机会把卡脖子清单，变成机会清单。法国的加缪说过一句名言——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五、线下的价值
1.数字化成为共识
2020年有一个趋势叫数字化，我们都知道数字化爆发就是春节后，我们想上班都是去不了的那两天。
那两天腾讯会议用8天8夜来扩容，扩了10万台云服务器、百万核服务器资源才承接住我们要在线上开会的那个需求。
但是后来疫情过去了，中国很多地方解封了，但是数字化的浪潮并没有退潮。很多人还是在用数字化平台，还是在用腾讯会议开会，2020年几乎所有的线上数字化平台都完成了增长。
这对很多人是好消息，今年很多人都用恭喜的口气跟我说：罗胖你们是线上平台，今年一定不错吧？
我只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笑，那么多人都指着数字化的方向，但是老汉我看数字化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几年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心也会常想：哇，数字化好好各种各样的平台都出现，值得再做一遍，用各种各样的平台，各种各样的号，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把过去的事颠覆一遍，再做一遍。
我们创业的时候觉得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时代，但是2020年，越来越多的人催我：罗胖你怎么不开一个号，多开几个号就意味着粉丝又可以从0-1万的增长，然后你就可以等着那个也许你永远等不到的变现。
我说：我总不能死的时候手里有一堆号吧。我每年都搞出几个新平台，我年近半百的人，我实在是追不动。
在数字化世界里的人，也有我这样的烦恼，所以2020年我看着数字化远去的马拉松队伍，我是决定不追了，我坐下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新的事物就像浪潮一样驱赶着你，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话，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他说：音乐人们醒醒吧，长点心，未来要赚钱，一定要办更多的线下巡演。
不管你兴奋不兴奋，这件事反正会发生，这是一个音乐人在很多年前说的一段话。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但是我们都知道音乐产业是被数字化这个浪潮在地上按摩着摩擦最狠的一个产业。
过去这些年我们知道音乐界打了多少，版权官司有多少音乐人著名音乐人站出来骂街，但是怎样这个最后尘埃落定的样子是什么？
就是你跟说的话不都没有用，最后音乐还是变成了线上到处免费，可得就像大V说的像自来水和电一样便宜。
但是，与此同时，大卫·鲍伊那个预言真的实现了，过去的40年里面线下的音乐会演出，他的票价涨了400%。
现在你再去问全世界著名的那些摇滚歌星，他们80%的收入是来自于线下演唱会。
2.反向尝试
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反方向上的尝试，我们在北京SKP商场的门口搞了一个得到学习中心，我自己办了一个线下的演出叫启发俱乐部，每周三晚上8点我在北京SKP商场门口讲这么一场，把我过去一周受到的启发汇报给我的听众，线下卖票，线上直播免费看。
做这件事情我们心里对未来是有一点憧憬的，就是未来它会变成什么。
线下卖票虽然很贵，但是一共才不到100人，作为一个生意什么也不是。
但是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朴素的想象，如果我坚持在这讲，每周都讲，讲个10年、20年。
而且请注意我占的是周三，这意味着我向社会上能讲课的人敞开了怀抱，就是这个地方，周五、周六、周日那些最好的日子，我可能给你留着，想讲的都可以来，把这个地方填满，我们变成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课堂。
要知道2020年北京的SKP商场超越了伦敦的哈罗德商场是全球销售额最大的商场，已经是人类消费文化的制高点标的。我们就要在这个灯红酒绿的人类消费文化的制高点门口，当一个学习钉子户。
我就是喜欢看你们明明想来买包包，但是不得不和我一起终身学习的样子。
3.造就成为一个景观
问题又来了，虽然我们刚才说，二十年后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景观，但为什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之外，是哪些因素，有可能把它造就为一个景观？
有一天在我的启发俱乐部的现场，来了这么一对父子，父亲大概四、五十，孩子大概上初中的样子。
我就看这个来的一对父子挺好，我就问他：今天什么日子啊？
他说：我儿子生日。
但他们前两天刚下载得到APP。
孩子说：我只是今天过生日，我爸愿意让我到这来，生日这一天我也想跟我爸聊聊，所以我就来了。
我就问这老爷子：你为什么带你儿子来？
他说：我就想让人看看，让我孩子看看，一个人靠读书，然后靠吹牛，赚钱。
但是他们两个人居然不是因为我的内容来的，他们只是用我提供的这个工具来确认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因我而来与我无关是怎么发生的？我估计今天来跨年演讲的现场当中也有这样的人。
这些事情让我整整想了一年，我突然明白我提供的是什么？
我提供的不是我个人的内容材质的一个放大和呈现，我提供的是一个存钱罐，走过路过，南来北往的人，是把自己人生积累的意义放在里面了。
200年后我肯定死了，200年后如果这个玻璃房子还在北京，SKP商场还在，那我就是通过线下创造了一种意义的聚集体。因为它在那，所以它让所有人都有机会玩。
意义存钱罐这个效应在全人类是普遍存在的，线下的价值是被低估的。很多去法国巴黎旅游的文艺青年一定会去花神咖啡馆。
这个咖啡馆看似普通，但萨特、波伏娃那一代人是在这个咖啡馆交谈，喝咖啡写作和传播思想的，所以今天一代一代的旅游者到了巴黎，他就要来这个意义存钱罐，把自己的照片合影在这里打卡，在这里发朋友圈，在这个存钱罐里存入这一代人的意义。
4.意义存钱罐效应
这个场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有多少这样的存钱罐，西湖、泰山、滕王阁、黄鹤楼。
大诗人崔颢留下一句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存了这么一大笔意义。
然后又来一个储户摇头晃脑进来一看，这人是李白，李白一看这笔钱太大了我存不起，回家又取了一笔更大的钱，转了一圈回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有了这一番互动之后，那还了得。在这附近南来北往，迎客送客的诗，人们就一笔一笔的往里存了，所以一首一首的诗写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小学生把他一句一句的吟诵出来，一本一本的课本把这些诗印上去。
所以意义容器这个效益它是什么？
是南来北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
在数字时代，价值创造，不仅是一个人想出一个好主意，然后在数字世界里，拼命地传播、扩展、增长、破圈的过程。它更需要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意义容器。
在真实世界里，制造一个机会，让走过路过的人能把自己的意义放进来，包括那些喜欢你的、无视你的，甚至是讨厌你的人，那个最初的价值才会被固化下来。
这就是黄鹤楼变成5A级的旅游景点的原因。
5.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成年人全要
其实人类社会有太多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小看这一点。
一个画家，画了一幅新的作品，邀请那个最有钱、最识货的收藏家，来看看喜欢不喜欢。如果喜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不是这事儿就成了？
当然不是。
再有名的画家一幅画画出来，他也要交给画廊，画廊要把它变成画展，画展要招来大量走过路过发个朋友圈，然后最后画展结束的时候，他们才高调宣布某幅画被某个藏家收藏。
那请问那个最终成交的价格他买到的是什么？这笔价值是谁创造的？
我们当然知道包含了大量走过路过买不起人贡献的价值啊，大师当中亦有贡献啊，这才是这个世界价值创生的真相，这才是线下的价值。
当然，我说这些是为了2020年给很多做线下的人打个气。因为很多做线下的人，这一年觉得太沮丧。
但是我也不是说只给你们打个气就完了，因为我知道那个问题还仍然在：就是这一年过去了，数字化浪潮滚滚袭来，我们将来到底是做线上呢还是做线下？
我今天给一个一步到台口的建议：小孩子才做选择，我们成年人全要。
包括咖啡馆，包括参与各种各样的、线下的、美好的生活场景，都是按照这个循环再往前走。
6.9又3/4站台
我们还是得回答，为什么要到线下？
还记得《哈利·波特》 知道一个词叫“9又3/4站台”，这边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那边是一个麻瓜的世界，在这个时代代，我们要去选择，找到自己的9又3/4站台，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反复穿梭。
因为这样才会造就选择。回到现实最重要的是推动选择。
为什么要推动选择？因为只有选择才能生成。
有人会说，数字世界那么好，你和任何事物之间的距离都是一键可达，任何资源的存在都是无始无终，天长地久，为什么一定要穿梭到现实世界呢？为什么不仅得有线上的灵魂，还得有线下的肉身呢？
数字世界有千般好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丰富了，以至于这种富足感，让选择的动力丧失了，意义就被稀释了。而回到线下，你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边界，选择就回来了。
凡是选择，必有理由。每一次给出理由，都是在为自己创造意义。同时，也是把你自己的意义放进了那个更大的意义存钱罐中去。
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是100多年前一个法国贵族叫顾拜旦，老绅士还有一个念头：年轻人不要送到战场上打仗了，我们送到一个地方让他们互相比比不是挺好嘛。
所以他一直提倡办奥运会，那这一份理想后来变成了更快、更高、更强。那你说这些意义在线上传播不就行了吗？我们宣传给每一个人行吗？
不行，奥运会是要下凡的。
你过4年穿越9又3/4站台，来人间闹腾一回——选择一个具体的城市，具体的时间。而时空的选择构建了运动员要选择要不要来这里参加。
当地的城市要选择利用这届奥运会建立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奥运会结束之后我的市民还能享用；国家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广自己的文化；大公司要选择如何在这届奥运会上推广自己的品牌，科技公司亮奥运会上来呈现自己的最新成果。
7.意义容器
所有这些选择都需要理由，而所有这些理由都变成了一大堆意义，全部存到了奥运会这个存钱罐，所以100多年来这个罐子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
我曾经在节目里引用过曾国藩说的一句话：结硬寨，打呆仗。
这一段我特别希望能把我们今年摸索出来的经验分享给各位，这其实也是一个长大以后才有的视角。
长大之前，我们只关心成长。
但是长大以后，我们要关心我们生成的是什么价值，这个价值是不是利于周边的所有人，这个价值是不是可以长久存留。
而这一切要求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意义容器。
所以，我建议听过这场跨年，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穿越过去的9又3/4站台在哪里？第二个，回到现实，那个1亿存钱罐的那个肉身，黄鹤楼在哪里？
在这个数字化狂飙的时代。我们想上车，又害怕被撕碎，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学会利用那些意义容器，收获自己的价值；
第二件事，我们必须考虑，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新的、可以流传后世的意义容器。
长大以后，我们要为世界创造新的意义容器。
六、社会创新
1.问题是最好的老师
2020年，有一个很新的挑战，摆在我们所有做事的人面前。过去我们都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做手头的事，资源不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调用远方的资源，乃至是全球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但是今年呢？我们突然意识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处境，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国家内，一个城市内，甚至是一个小区内，就地取材，解决问题。
将来疫情过去了，2020年也是给我们出了一道挺有意思的思考题：我们能不能以资源有限为前提去实现目标？
今年教育专家沈祖芸老师就在她的《全球教育报告》里讲了一个精彩的案例。我激动地跟着沈老师，干脆去了一趟。
这是一所山村小学，坐落在北京怀柔区的深山里，叫九渡河小学，这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山村小学。
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山村小学，要说硬件，其实并不差。山村小学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好的师资力量。整个学校原本只有23个老师，都是当地的老师。
可想而知，要把一个外地毕业的大学生，把一个名师派到山区去教书，留在那里，有多难。如果名师才是学校资源的话，那九渡河小学这样的难题就无解。
2020年1月17号，来了个新校长，于海龙校长。他干了一件事，在周边的几个山村贴了很多告示，招辅导老师。
告示贴出来，一周时间，80多人报名。你可能会有点奇怪，村里能有什么辅导老师呢？
有，是剪纸的、做豆腐的、做灯笼的、养蜜蜂的、养鱼的、养蚕的、榨油的、厨师等等。
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村民，大家有的，也就无非就是平日里农家谋生的本事。你可能有点泄气，以为于校长能搞什么创新呢，搞了半天好像也就加了几门兴趣课。
学会磨豆腐倒是没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家长，送孩子来学校，不是为了让他长大磨豆腐呀，孩子将来可是要凭本事考学的，学会磨豆腐，文化课咋办呢？这不解决问题呀！
精彩的来了。
于校长要求孩子，不仅要把做豆腐出来，还要卖出去，你看，做豆腐就变成了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在这个挑战下，学校里原本的各种文化课程就能被融进来了。
怎么把豆腐做出来？科学课的内容就进来了；怎么把各项成本核算清楚，各项收入记录明白，算术课的内容基本上就涵盖进来了；别忘了，这些豆腐还要卖掉，卖给其他学校的食堂和周边的餐馆。那么就要写文案，打动人，语文课就涵盖进来了。
豆腐课的引入，只是引入了一个壳，一个挑战，而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那些知识点，被于校长装进了这个壳里。
孩子能学到的东西，甚至比课程标准要求的还要多。
比如说，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孩子六年级要学百分数。但是磨豆腐需要计算黄豆和水的比例，所以孩子们提前就学会了。
百分数对孩子们而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经验。
国家课程标准规定，三四年级科学课要了解重量单位的换算关系，要学会使用仪器测量质量、体积和温度。这些内容，孩子们一边做豆腐，一边就全都掌握了。
类似的课程还有很多：木工课、烘焙课、瓷器课、传统手工课、养殖课、蔬菜栽培课……
这些课都提供了挑战，知识的来源，可以是课本，可以是网络，可以是身边的辅导老师，这些课提供的只是要解决的那些问题，问题可是学生们自己的。
问题是最好的老师。
带着真问题，去满世界寻找解决方案，这是学习本来该有的样子。没想到吧？在这个山村小学，它真切地实现了。
2.资源就在你身边
在九渡河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我还吃惊地发现了另外一件事，这里居然不教汉语拼音。
班上的老师，他告诉我：”学汉语拼音，学写字，别着急。让孩子从口头作文开始，他要表达清楚一件事。他自然就要寻找把事情记录下来的工具。好了，他急着找工具了，那时候再教写字。写字有困难，再跟孩子说，有一个可以帮助你写字、认字的工具，叫汉语拼音，你要不要学啊？孩子自然就会愿意学汉语拼音。从挑战开始，再递给孩子解决工具，客观效果呢，就是至始至终，学习热情都不会被扑灭。”
其实，这个故事给我最大的刺激不在这里。仅仅是学校在周边的村子里找到了资源吗？四周的村子也有收获。
磨豆腐、做木工、种菜、养鸡，这些事对于村民来说，原来只是生计和收入。而现在，九渡河小学的一个邀请，让他们成了老师。
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生命被这个新身份点燃了，这在乡土社会是何等的荣耀。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过，他们跟我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爱这门手艺。
你看，不仅是学校有了资源，周边的村子，周边的人，也因此被照亮，有了光彩。
学校和村子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改善了。有一句非洲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子。学习成长这件事，和周边的环境、和社区是一体的。
九渡河小学，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孩子在社区里长大，整个社区滋养孩子，而孩子给社区带来希望。这个良性的教育图景，我们在九渡河和它周边的土地上看到了。
我在九渡河小学大门口，看到了墙上写的校训，其中有两句：“脚下有根，眼里有光。”
为什么眼里有光？因为孩子是在解决具体的问题，眼里的光是因为他们真的在找答案。根在哪里？根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在附近的人那里。
所以教育专家沈祖芸说了这么一句话，教育资源其实无处不在。资源就在你身边。
3.要解决问题，就在身边找资源
你会发现，干事的人，经常殊途同归。
我问你个问题，假设你是青海一个光伏电站的厂长，因为当地风沙大，经常小石子吹起来，造成光伏板破损率比较高，你作为厂长，你怎么把这个指标控制好？
青海塔拉滩光伏电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那怎么防止风沙呢？解决方案是种草固沙。草一长出来，光伏电板容易磨损报废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光伏板得定期清洗，水流到了板子下面的草上，光伏板又遮蔽着阳光，给牧草创造了完美的生长环境，牧草疯长，甚至遮蔽了光伏电板。
这下怎么办？人工除草？电厂很大啊，54平方公里，成本太高了。
工作人员的办法是，既然是草，那就放羊入场吃吧！就这样，一个高科技的发电站，入场了2000多只羊。
效果很好，除草的效率非常高，羊吃得也很开心，胖乎乎的。问题是：羊群总是专在一个地方吃，眼见土地又有被吃秃的趋势。
于是工作人员规划出了放羊路线，请牧民来到光伏电厂放羊，羊吃不到的地方就请牧民们手动除草，工资另算。
好了，原本这里只是一个高科技光伏发电，结果因为发生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方案又带来新的问题，接着解决问题，顺便改善了荒漠化，又发展了当地的养殖事业，还给牧民扶了贫，一举四得。
所以你看，还是前面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别忘了，资源可能就在你身边。
4.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你解决别人的问题
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我们得到大学成都校区5期的一个同学，他叫蔡平。
几年前，他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一名边境警察。他所在的亚热派出所仅有13个人，却管着相当于六万七千多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
边防警察嘛，要执行公务，制止偷渡、走私、越过边境线的情况，那么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当地牧民的帮助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去团结牧民呢？
且不说文化隔阂非常严重，双方就连语言都说不通。
那怎么办呢？边防警察的办法竟然是：种树！他们一群边防警察，想尽办法，在青藏高原上，种活了两棵树。
你可能会想，种两棵树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你想，那可是在5300米的青藏高原上，全是高山冻土，很多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一棵树。
这树一种，就是四五年，四五年都失败了。树经常是夏天活着，冬天就死了。
终于在第五年的夏天，他们发现，在众多试种的树苗里，有两棵种在扎东寺的高山柳树没有死！扎东寺是前往阿里神山朝拜的必经之路，老百姓现在只要一进庙里，就会看到这两颗树。
对于当地牧民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啊。这些边防警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能在自己生命当中，实现奇迹的人，当然，就有了威信。
树活了，就开始有牧民自愿加入边防警察的防护队伍，警民一同破获了很多起偷越边境和走私的案件。
你会发现，正如投资家苏世民所说的那样：“处于困境中的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途径通常在于你如何解决别人的问题。”
你解决了身边的人的问题，他们就成了你解决自己问题的资源。
5.不远求
上面这三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内核：不远求。
我们这代人，往往习惯于把目光投向远方，做一个宏大的计划，然后用四面八方海量的资源去堆出一个奇迹。
但是，2020年，一场疫情来了，逼着我们把注意力收回到我们的身边。
这一年，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花了更多的心思尝试在一个小区里解决问题。
我们发现，原来体育馆可以变成方舱，原来汽车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来解决问题的资源就在身边。
这也许是”长大以后”才会有的视角吧。
大人的责任，就是不论资源多么有限，摆在面前的问题总得去解决。那句话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何帆老师在今年的《变量3》那本书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提醒，当你真的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想象为“变形金刚”。
没错，当挑战清晰地出现的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你自己就是变形金刚，资源就在你的附近，甚至就在你的身上，资源的变形可能无限多。
资源的创新空间无穷大。
第七部分：新变量
1.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一个趋势，当它刚冒头的时候，特别不起眼。但是，当它真的长大以后，很多人又后悔没有上车。还记得十年前劝你买房的人吗？如果你当初爱答不理，那你现在可就是高攀不起。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这代人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是不是反复在发生？
那我们就来利用2020年这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身边现在有没有这种看起来很小，将来会变得很大的新变量。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可能今年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条新闻，中国向世界宣布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简单说，就是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这片国土上，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下降，即使有排放，排出的部分，也会被植树造林之类的手段消化掉。
乍一看，这件事特别遥远。这条新闻在很多人眼前可能一飘也就过去了。毕竟，2060年，40年开外啊，谁知道40年之后怎么样。但是，为了准备跨年演讲，我还是专门找学者打探了一下，这个目标是咋算出来的？靠谱不靠谱？没成想，这一问，问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
专家说了，这不是算出来的，这是定出来的，这就是一个战略决心。先定目标，再拆任务，再看怎么干。
在中国，你说是算出来的靠谱？还是定出来的靠谱？至少，2020年发生的几件事都在告诉我们：在中国，先定目标，再拆任务，是一个更靠谱的途径。
比如，今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成功带回了月球的土壤样本。咱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总之，都是中国人，跟着高兴呗。但是，令人震惊的是，有人翻出了16年前的一张报纸。结果发现，整个探月计划，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叫“绕、落、回”三步走。
但是，假如你回到16年前，看到这个新闻，你怎么想？16年，好遥远啊。谁知道这16年里会发生什么？还有多少技术需要攻克？充满了不确定。而且整个计划也太简单了吧，就三个字，绕、落、回。感觉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分三步，打开门，装进去，关上门。
结果你猜怎么着？就在此后的16年里，整个计划被严丝合缝、半点不差地执行着。今年，完成了。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眼这三个字，绕、落、回。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坚定。
2.2020年，“奇迹业”的视角看中国
2020年，中国打赢了扶贫攻坚战。这事我们都知道，挺伟大，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从历史进程中去看这件事，也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视角。
要知道，定下2020扶贫攻坚战打完这个目标，是哪一年？不过是5年前，2015年啊。那一年，中国仍然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832个贫困县。谁都知道，剩到最后的，一定是最难啃的骨头。但是5年过去了，我们居然就做到了。
你看，中国人做事，往往就是这样。先定一个难度极高的目标，高到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一旦实现，就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红利。有了这个超大目标之后，再汇集一切的资源、人才、精力，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把它实现。万维钢老师，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括。他说这叫“奇迹业”。
好，我们带着“奇迹业”的视角，回头再来看看碳中和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远在40年后的目标，它是我们这代人生命当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变量。
你信不信它会发生，这会极大地影响你在未来几十年的很多选择。想想你自己面对的那些命题——不管是职业选择、投资选择，还是你孩子面对的专业选择，你来感受一下，未来40年的变化，将在何种程度上，让你的选择发生偏转。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么，核能的装机容量是现在的5倍，风电的装机容量是现在的12倍，而太阳能会是现在的70倍。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空间打开了。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燃油车，都将退出历史。那么大的汽车产业，将完全换一套产业链，换一套规则和玩法，重来一遍。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中国的森林一年生长量要达到10亿立方米，这比现在翻了一倍啊，森林覆盖率要稳定在26%以上，中国的生态环境会发生一次飞跃。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整个的中国中西部地区，会成为最主要的能源输出地之一。中西部地区的价值、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角色，会被重新定义。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那意味着中国会摆脱对外部能源进口的依赖。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也就是能源运输卡脖子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也会迎来一个新局面。你信，还是不信？
如果2060年，中国实现碳中和。中国的能源产业，将从资源属性，切换到制造业属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制造业啊，那是中国人的基本功，到了咱们的主场啊。凭借制造业那个可以不断优化，持续迭代，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的特性，将释放一个多么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你信，还是不信？
请注意，这是一副摊在桌上的明牌。我们这代人全部都在牌桌上。40年之后，我87岁，我其实挺有信心我还能看到这一天。而今年出生的孩子，那个时候正当40，风华正茂。他们这一生，注定会被这个新变量影响。
除了碳中和，我们身边这样的变量到处都是。比如，自动驾驶，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实用技术？再比如，数字货币，你信不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会完成普及？
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些变量都对我们这代人的生活产生山呼海啸般的影响。你要是让我选择，我选择信。我选择坚定地想象一个变量长大以后的样子。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2021，值得期待。
尾声
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今年我特别受启发、受震动的时刻。
我是有个习惯，有些看不懂的现象，要定期向朋友们请教请教。今年，螺蛳粉突然蹿红。我就好奇，去跟投资人李丰请教，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做得特别好的地方？
他说，嗨，这事要真分析起来，原因可多了。你可以说，是因为柳州市政府的长期努力，产业链工业化成熟了；你可以说是因为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想吃点新鲜的、奇怪的、还原度高的东西。但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原因更有解释力？这两年，外卖补贴取消了。
一顿外卖，从十几块变成了二三十。而对消费者来说，你要么吃二三十的外卖，要么吃三五块钱的方便面。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空白区间，也就是那些价格在十块左右，品质又能媲美外卖的产品。一盒螺蛳粉大概十几块钱，刚好满足这个条件。说白了，螺狮粉的崛起，也许只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板块扰动，突然裂开了一个空间，给它机会，让它长了出来。也许就这么简单。
和李丰的这次谈话，提醒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事：看待一个现象的时候，对因果关系的追寻，要保持谦卑。世界足够复杂，不是用单一因果关系能描述的，所以，每当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结论，我都应该问自己一句：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今年我的第二个启发时刻是跟中国大妈有关的。过去提起中国大妈，很多人只想到广场舞，各地旅游景点的拍照狂人。但是今年，媒体界的前辈，张力奋老师，给我开了个脑洞。
有一年，他陪父亲在欧洲坐游轮观光，碰到健身房里有一群60多岁的中国大妈正在摆弄跑步机。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一位大妈突然从跑步机上摔下来。张力奋老师赶紧跑上前，想扶她起来。但是，大妈只是拍了拍衣服，马上站起来，像没事人一样，热情地招呼同伴上去试一试。那真叫天地无畏。旅行中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中国大妈，你会怎么看？是不是还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张力奋老师换了个视角，他这样描述中国大妈：“少年时学业荒废，年轻时经受磨难，下乡插过队，中年刚过下岗失业，承担家务，养儿育女，赡养老人。她们生存力极强，甘冒风险，甚至不知风险为何物。与丈夫相比，她们霸气、强悍，将埋怨与坎坷炼成了无所畏惧，神经粗壮，超常乐观。她们文化虽低，不通英文，却是到外面世界看看愿望最强烈的中国人。”
怎么样？你有没有从中读出一种不一样的中国大妈？我知道，这仍然只是一个侧面。她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更动人、更令人惊喜的模样。
这段话对我影响很大，它时刻提醒我，每当我对事情有一个负面看法，可能只是因为我缺乏一个建设性的视角。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启发时刻来自我的一个同事马想。有一天，他突然悄咪咪地跟我说，他要结婚了，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恭喜啊。结果，他愁眉苦脸地说，其实我没想好要不要结婚，我还年轻，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压力，这婚好像不结不行了。
我一想，这不行啊，作为老大哥，我难道不得搭救他一把吗？于是，我赶紧就扑上去一个劲儿地劝他：“马想啊马想你得想啊，没想好就千万不要结啊，婚姻对人的生活质量影响特别大，一定要慎重，不能被迫……”
我劝了半个小时，最后，我给了他一个这辈子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建议：“我的经验是这样，你不要想对方的优点，你得想想对方的缺点，你想想，如果那个缺点，她这一辈子都改不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你再做决定。”
他眉头紧锁地说，这姑娘的确有缺点。我赶紧问，啥缺点？马想说，缺点就是她对我太好了。
草率了，幼稚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凡尔赛文学”这个词儿。气得我摔门而出，特别崩溃——好嘛，我掏心掏肺说半天，原来你是来给我撒狗粮的。我越想越气，大半夜我给脱不花发了一条微信说，以后你要再发现我在别人没有明确求助的情况下，主动给别人提建议，你就抽我。这事儿你听起来挺搞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每当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过来人的时候，就得想想人家让我过来了吗。
三个启发时刻都讲完了，其实说的是一回事。第一件事说的是，不要给别人轻易下结论。第二件事说的是，尤其不要随便给别人下负面结论。第三件事说的是，就算带着纯然的善意，也不要轻易对他人下结论。
这是一个人长大以后才会有的反思。但是，长大也不意味着失去了锋芒。我今年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姿势，长大以后该有的姿势，那就是：“我有一个启发。”
“我有一个启发”，它意味着，你把力量指向自己，你带着自己的问题找寻自己的答案，你跟世界是和解的，但你并没有饶过自己，你在不断地给自己出题。
其实，它的关键点只有一个：这个世界每天都在给人出卷子，而我们做的这张卷子上，有没有我给自己出的题目？
过去一年，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每每一觉醒来都要感慨：“今天又见证了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投放在了发感慨、作结论上面。那我们自己的题目呢？没有自己的题目，我们怎么可能受到启发呢？
2020年终于过去了。
如果跳到20年之后，再来回看这一年，一定会发生一个有趣的视角翻转。2020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那些事件，会往后退，成了一面生命的背景墙而已。而那些我们给自己出的题目，才决定了我们生命中2020的样子。也许是我们的某项手艺精进了，也许是我们和某些人的关系发展了，也许是我们的视野扩大了，也许是我们在自己关心的事业中的贡献增长了。
此时此刻，我知道我的卷子上，就有好多题目：
明年我的女儿就上小学了，我怎么能帮我的女儿做好上学的准备？
我今年48岁了，怎么能再多带几个学生，让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这一行？
这一次我给你讲了九渡河小学，下一次我再站到台上能告诉你什么样有趣的创新？
我去年植发了，今年要不要把近视眼手术做了？这事儿得跟家里人抽空讨论一下。
2021，我们都知道，必然还将会是波澜壮阔的一年。不知道世界会给我们出一张什么样的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得有自己的题目。
是些我们给自己出的题目，在造就时光中的我们。当我们把所有”我辈中人”的题目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样子，也是我们这代人面对世界的方式。
用什么心境开始我辈中人的202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卷子。这让我想起了作家E·B·怀特的那句话，这句话特别简单，但是当我们面对大变局的时代，这句话可能表达了一种最佳的态度：面对复杂，保持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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